【摘要】：高效的宣传工作素来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之一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工作方方面面，是其在革命时期取得最终胜利、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1945-1949年在对内仅有地方性政权，对外处于战时环境的情况下，中共在旅顺地区进行苏联形象塑造的特点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这是中共宣传智慧在尚未取得全国性政权之前的有益尝试。对其加以研究有利于在理论上深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解。

【关键词】中共 苏联形象 旅顺 宣传

1945年8月22日，苏联依据二战结束前夕国际社会利益攸关各方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派兵进驻旅顺口。随着日本驻守旅顺守备司令官向苏联投降，旅顺口区日本方武装正式被解除，日本对旅顺口区近四十年的殖民统治时代宣告终结。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旅顺形成完全排他性占有。因此旅顺地区从1945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苏联驻军并在具体执行上不转交行政统辖权给国民党这一强势做派下，旅顺口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他国军事管制模式，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隐形统治及后续系列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旅顺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特殊的内外部环境，使得中共在1945-1949年在这一地区开展的苏联形象塑造活动具有迥异于建国前其他解放区的宣传情况，也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宣教运动有所区别。这些不同之处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共在旅顺塑造苏联形象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宣传手法上，也表现在宣传内容层面。

一、前殖民地人民的仇外心理下的宣传活动

旅大地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以终年不冻的旅顺军港与大连商港两个价值极高的港口而成为环抱于黄海和渤海间的要冲之地。近代以来，旅大地区作为远东地缘战略要塞，其主权游走于诸多列强之手。而这片连接海港的土地作为1894年的甲午海战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时期陆上与海上的主战场，也一度成为日俄之间争夺和博弈的砝码。“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 实际上就是对旅大地区近代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战火，殖民压迫和奴化教育的概括，也是近代百年中国屈辱史的缩影。

近代贫弱的中国将旅顺作为一个博弈的筹码抛掷给沙皇俄国与日本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领土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对旅顺地区人民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情绪随着帝国主义的高压殖民统治和愚化奴化教育政策下形成对日俄两国的仇视和排斥情绪。谈及日本，旅顺人民大多是一种义愤填膺深恶痛绝的态度，并以“小鼻子”这样包含贬义意义的词汇来代称日本人。而与同为亚洲人的日本侵略者不同，沙皇俄国殖民者以及1945年后进驻旅顺对苏联士兵更加偏西方化的长相在心理上也是同样很难被旅顺人民所接纳的。尤其在苏军暴行之后，旅顺人民将曾经以为是来解救他们的苏联士兵划归到了与殖民者日本人一样的地位，并以“大鼻子”或“老毛子”来称呼苏联人，认为苏联人便是真的像敌特分子口中宣扬的谣言一般，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者。这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在这一时期内中共对苏联“老大哥”形象的塑造在内容上和手法上具有更为突出的特征。

从内容上看，更加注重在揭发谣言的基础上重塑民众对苏联士兵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好感。这种重塑在宣传上已开始呈现出一种被动反击状态，大多是将宣传重心放置在针对谣言逐一击破的层面。例如关于苏军钞票登记盖印有下列几种谣言反映 ：你看这次苏联可真要走了，把它出的票子都收回登记，若不走他往回收票子干什么呢？每人只限有三千元钱，钱若多了说是交给关东银行保存，将来给不给还不一定，过去的俄国帖子（指帝俄时代所出钞票）把中国人坑得不轻，这次想着变一个办法，一定还是来坑中国人的。

从谣言内容上看，人民对苏联的行为背后的可能性猜测并不是完全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是依据个人的情感态度倾向对旅顺地区被侵略的历史记忆加以选用和加工而产生的一种臆测性结论。这种钞票史上最独特的加贴票的出现，只是为防止解放区外被禁止流通的废钞流入旅大地区大肆掠取旅大本就因被封锁而十分紧缺的物资、扰乱和破坏金融。所以在1947年4月关东公署征得苏军同意后，在旅大地区进行了这项币制改革。关东公署下发《关于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票和满票登记盖印的通知》，将在当地流通的苏联红军票和伪满币打“补丁”（贴上相同面额的“面值贴”）流通。而这样一个举措在民众中却演变成了上述言论，并获得了流传的空间，这实际上就是民众在历史负面经验面前的一种情绪反应。

关于上列各种谣言，中共选择及时利用各种会议，与群众个别谈话给以揭破。关于此次为稳定物价提高钞票价格，市宣布置市内外各机关，组织临时宣传队配合完成这一伟大艰巨的任务，旅顺市政府通令，各地所有学校放假五天，让所有各学校教职员及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学生均参加临时工作队，帮助进行钞票登记盖印这一工作。市内外组织若干工作小队，每个小组里都有我们骨干党员同志及较好的群众干部负责掌握领导，到处去进行宣传工作，使群众彻底了解钞票登记盖印是于人民有利，能使将来物价降低，使旅大地区的工商业进一步向前发展，防止奸商利用操纵金融。

可以看出，在解放初期中共面对内忧外患的旅顺实际上工作重心并未放在对苏联的宣传上，而是出于一种被动式的针对问题有的放矢的解决对苏联形象抹黑的谣言。在宣传内容上更多的侧重于解释，理清，说明层面。但这一情形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局势逐渐明朗，旅顺逐渐安稳，群众经过前期宣传觉悟不断提高之后变得有所不同。尤其是在1949年中共公开之后，对苏联形象的宣传逐渐变为一个愈发重要的工作项目，并化被动为主动，将解释性的宣传辟谣变为一种主动的宣教与鼓励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过程。而这一阶段在宣傳内容上则针对旅顺地区人民对苏联驻军此地的惶恐和不满情绪做积极引导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塑造上。

二、对比成为最有力的宣传方式

而从宣传手法上看，对比成为一种使用频率最高的宣传手段。在对苏联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日本殖民者，日本在旅顺地区对民众所犯下的暴行成为了最好的对比对象被加以利用。例如在苏联建军节三十周年宣传活动中，双岛区动员区干部和各中小校长参加宣传工作，以4个中心小区分别召开村政（乡长以上），团体（小组长以上，连干部及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座谈会，每中小有二百人参加，主要讨论内容为：日本在此地与苏联在此地有何不同？如何纪念苏联建军节？ 通过对比的宣传手法以及亲身参与设计规划增强代入感和情感联系的方法加强对苏的宣传，以便减轻学苏的抗拒力，推动向苏学习的热潮。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中共还组织召开了各阶层的座谈会，按阶层需求和要求做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其中商人座谈会于2月21日下午由市政府工商股（友协配合）主持召开，参加人数三十余人。座谈内容有两个方面：苏联比小鼻子谁对我们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苏联人？

在谈第一个问题时，发言者8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我以前在日本海军看到日本人把吃剩的大米饭抛进煤灰里也不给中国人吃，可是苏联却和他们不一样，苏联的黑列巴，土豆子都给中国人吃。” 总之，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只有一个人谈苏联兵抢他的皮靴子是非常不满的，但整个会场的情绪是拥苏的。而这种民众实际接触下所讲出来的切身对比的结论比任何宣教工作力度都大，这是旅顺地区宣教工作的独特性之一。

第二个问题发言17个人，其中一个商人说：“以前我们卖东西两个秤砣，买苏联使大砣，卖苏联小砣。” 还有的说：“以前我对苏联主顾硬甩她们，对中国人就不这样。还有的人说卖苏联人东西要钱多。” 从中可以折射出当时旅大群众对苏联人的印象，占便宜排外坑大户也好，单纯的不喜欢苏联人也好，种种心理因素已经难以猜测。而经过讨论和教育，座谈会最后有个商人提示今后不管苏联和中国人我们要一样对待，全场都表示赞成。

不仅是旅顺市内，在市外各区各村这种借助对比的宣传手法引导民众形成对苏联的正面印象的活动也十分密集。苏联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高家村贫民李同秀在群众大会后说：“还是那么一个事儿，四十年以前那一回老俄在这里住，他是想侵略，从解放以后，就常听人说苏联红军在旅大是帮助中国，我还感觉奇怪，经过今天开这个会，我才彻底知道这一回苏军驻旅大的意义。” 大东村中农于振勤的老娘说：“老毛子真好，和小鼻子真不一样，到他眼前搅闹他，他也不烦，你看上回演习，大伙儿小孩都去看，他也不烦。这要是小鼻子还能行吗。”

实际上这种对比的宣传手法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苏联驻军这一情况在老百姓之中造成的那种被侵略殖民的恐慌情绪。而这种通过座谈会、电影戏剧内容等多方面的对比宣传，将苏联驻军时期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行径对比着呈献给民众，并引导民众通过自身切身体验上的不同来将这种对比后的感受讲给更多民众听的方式比单纯的政治宣讲和文娱宣传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能够打动人心。而通过追问“苏联和小鼻子谁待我们好”、“谁给我们的和平民主生活”这样的问题也能够在对比这种引发强烈对撞的手法下将苏联形象塑造成一个帮助中国革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属于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三、亲密接触中的柔性宣传策略

从1945年到1955年，苏联驻军旅顺口十年之久。十年间处于同一生活圈的旅顺民众与苏联人民接触颇多。相较于其他地区民众对苏联一无所知甚至询问是男是女 的情况下，旅顺民众对苏联有着最直接的观感。这一点在1945年到1949年中共对苏联正面形象塑造过程中既是最强有力的证据也是最不利的证据，也成为旅顺地区中共对苏联形象塑造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最大的特点。

一方面这种宣教体现在中苏双方在地方层面上大量实质性的接触中，苏联先进经验影响着中共相关领域的干部和党员的对苏联的态度。通过合作性的接触和帮扶性的教授，中共地方领导干部和党员完成了对自身思想态度的改造和教育。例如在市政建设部分，市政建设是中共进城市以后的一个新东西，在干部思想上有过较长时期的分歧。在这一过程中苏军对经验不足的中共领导干部的帮助极大，向苏联学习的体会也最多。如 ：苏军建议动员义务工来搬运砂石，开始中共内部干部思想不通，认为这一举措增加民负，影响生产。经过苏联的解释，才体会到此地既无战争勤务，平时民负也轻，只要组织计划稠密，也可以不至于太影响生产，于是请示行署批准就实行了。在辅修柏油路和碎石路过程中，共搬运海沙2500立方公尺，河砂4000立方公尺（石头在内），按一般低价计算即节约了900万元。不然这个工程是完不成的。

相较于市政建设上苏联的人员技术支持，卫生防疫上苏军为中共和旅顺民众提供实际的物资支援和人员技术支持。灭蚊得到了苏军的帮助极多，三次共发给柴油7吨，煤油2吨，巴黎粉200公斤，撒油面积达292857平方米。六月下旬，铁山区王家村发现斑疹伤寒传染病，蔓延到附近三个村，计19户48人，其中死亡2人。在苏军协助下，中共配合苏联组织三个防疫组，驻扎在疫村，实行消毒、隔离、封锁、并由行署免费发给斑疹，伤寒预防注射液，共注射1543人 。

从上述两个记载在档案中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干部和党员从与苏联的是相处和合作共事中不断更新自己对苏联的认知，不断加深对苏联先进技术和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等的认可和接受。这样一种在实际接触中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既是苏联驻军的实际行动的效果，也是中共领导干部自身努力厘清自己对苏联含糊印象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接受苏联“老大哥”形象的过程。而实际上只有宣传教育者自己认同自己所宣扬的内容，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宣教的内涵力量。

另一方面，这种宣教特点体现在中共通过对苏联驻军的正面行径的宣扬和引导民众在各种公开场合讲述自身受惠于苏联的实际案例中，将苏联和苏联人的良好友善亲中爱民的形象印刻在旅顺人民的心中。

小黑石村贫农王绪仁说：“苏联是真好，我手坏了管去治疗几次苏联也不烦，还很细心的治。” 太平沟村中农裴文国说：“我在早被苏联兵抢了一下子，真是把我抢伤心了，这回来训练，你看他给我老婆扎顾脚那个耐心烦，他也不嫌脏，看这点真是不错。” 建新坊迟保田的女儿说：“我父亲在苏联电影院干活儿病了苏联给治，因为病的太重了没能治好死了，苏联给买了棺材，又给雇的喇叭，还给我们家里粮食，后来又叫我到电影院里工作，苏联待咱们真好。”

由于苏军对群众热情的帮助与关怀，和中共通过节日和平时的对群众的教育，各阶层对苏军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了一步，但这种实际的相处是一把双刃剑，民众作为理性的个体在其对于苏联的评价中，中共的宣传教育成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层面，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愿意相信自己真正得到的好处，两方印证来肯定官方的宣教和自己的判断。可是一旦在相处中产生摩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眼见一些不良行为，任何正面的宣传都只能变成一种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灌输洗脑。例如泉水村农会贫农王延风说：“这么说吧，苏军在这儿呆着呢，他不说苏联好也不行啊，咱中国人还有的管吗，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说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咱们说了不算啊。” 市内区赵家坊赵炳庆说：“谁和苏联是朋友，中国人能和他们是朋友？你看苏联那倒霉样，还强奸妇女呢。”

这样的疑苏反苏到情绪和言论，以及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苏联驻军极度不满的情绪只有在旅顺地区民众与苏联人长期相处中才会诞生。在这样一种每天和苏军生活在一起甚至被管辖的状态下，中共如何在旅顺民众中做好宣传教育显得更为艰难。但辩证地来看恰恰是唯有真正接触了苏联人苏联士兵，宣传内容才能真正被人民所接受，才能真正鲜活而不再是纸上口中百姓不愿意接受认为是在耽误时间耽误生产的刻板的说教。所以也是利用身边小事，利用亲身经历过的或者邻居亲朋等熟人经历过的事情去做炕头说教比声势浩大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两国情谊之类的大而空的内容更能为人所接受。循序渐进，逐步深入深化对苏联的认识，从小事来上升到国家层面，才是拥苏教育深入人心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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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旅顺口区档案馆馆藏资料全宗号1 目录号1 案卷号24-25，48-49等

作者简介：李安诺（199403—），女，汉族，籍贯：辽宁，，学历：硕士在读，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中共党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