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吉萍

摘要：美华诗人非马在对现实的原乡进行解构的同时又对精神原乡进行着建构。他将个人的原乡经历升华为对自然生态、人类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怀。他在追寻原乡的过程中关注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试图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之间的新型的和谐关系。人类的精神困境迫使非马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来探索出路，他希望用诗歌弥合现代人的身心分裂和消除生命与精神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非马;精神原乡;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

美华诗人非马的诗歌为美国华文诗坛的繁荣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被认为是重要的美华诗人之一。非马在书写原乡的基础之上寻找人类精神困境的出路，由“小我”走向“大我”，从个体的原乡找寻到对人类精神失落和衰败的思索，关注人类的精神危机，净化人类的精神生态，发掘人类生存的智慧。

一、解构现实原乡

诗人渴望着靠近故土，重返原乡。当他终于得偿所愿，踏足故土时，他并没有被激动的情感蒙蔽双眼，而是清醒地、理智地审视原乡，这主要体现在通过质疑原乡的“现代性”来解构现实原乡。

1987年，海峡两岸打破隔绝状态，非马终于有机会回到大陆，寻访原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大陆的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工业化程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内地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以及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工商气息灼伤了非马的“回归”之心，于是他在诗歌中反思大陆的“现代性”，对原乡进行解构性的书写。非马的一些有关原乡的诗歌流露出他对故乡“现代性”的怀疑和不满，如《登黄鹤楼》，全诗共四节，首节诗人仰视天空，将天空拟人化，“努力”一词具有揶揄的意味，“阴云”这一意象为全诗奠定了沉重郁闷的基调。第二节诗人的视角由仰视变为俯视，“汽车长龙”、“大桥”、“吊车”这三个意象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黄鹤楼”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登临之地，承载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诗人有意将现代工业文明和古代文明作对比。同时，诗人将长江之水和黄河之水两相对照，并运用夸张的手法形容出长江之水受到的污染之重。这两处的对比明显地透露出诗人对工业文明的质疑，现代化并不能挽救失落的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反而会加速它们的衰败。诗中的第三节只有一句话“黄鹤归来兮”，以一句话作为一节具有突出强调的作用，这是诗人内心的呐喊。“黄鹤归来兮”是对崔颢写的《黄鹤楼》中“黄鹤一去不复返”这句诗的置换变形，“黄鹤”这个意象在此处象征着中国古代文明，“归来兮”是诗人期盼着古代文明的回归和自然生态的复原。最后一节诗中诗人将怅惘的心绪通过相机镜头的“伸长缩短”“又伸长”这三个连续的动作表现出来，“不知要捕捉什么”一句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故乡时移事往和好景不再的伤感。

现代化使原乡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受到巨大的挑战。在非马这位还乡者面前，久别的故乡满目疮痍，这与他想象中的原乡天差地别，面对似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他难免心生惆怅和感伤。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非马不无焦虑地发现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地缘意义上还是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原乡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人也正逐渐物化、表浅化，人的深度也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丧失，因而，非马将审视的焦点放在原乡的“现代性”和人们的“异化”层面，通过对原乡进行解构性地书写，揭示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价值体系成碎片化的问题。

二、建构“精神原乡”

虽然现实原乡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裹挟下发生变迁，但是非马记忆或想象中的故乡却可以是安谧宁静、美好和谐的世界。非马诗中的原乡已经超越了具体感性层面，而是具有“隐喻”或“象征”的意义，他把原乡看做寄托精神和生命存在的乌托邦。非马歌颂故土尚未受到工业污染的自然美景、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同时他的诗歌也对历史进行重构，企图在此基础上建构“精神原乡”，寻找一所精神栖居地。

（一）“在场”书写原乡的自然风景

阻挠归返的政治障碍被去除之后，非马与中国大陆的交流更加频繁，他可以自由地、近距离地游览原乡的自然风景，于是他对于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不在场”的想象，而是在亲身游历之后“在场”书写眼见的景观，他写黄山、写三峡、写凤凰、写九寨沟等等，将笔触伸向远离城市和现代文明的自然风物，在亲近自然、体验自然的过程中达到与自然的融合，在自然的怀抱中释放个人天性，疗救被都市文明污染过的心灵，从而回归“精神原乡”。非马在他记叙黄山之游的几首诗中就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快乐以及心灵得到净化和美的享受的情状叙写得十分明白。

非马有意识地抒写原乡的山水之美，他或歌颂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超能力或赞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亦或从自然母亲中获得精神的滋养。作为一位常年旅居国外的游子，他对原乡的景物不单单只是怀着好奇之心，而是将故土的自然风物作为自己寻找“精神原乡”的物质载体，通过与大自然风景的亲密接触与对话，摆脱自己的“位置感焦虑”以及生存和精神困境，直视自己的心灵世界，建造自己的精神居所。

（二）文化寻根与文化认同

非马诗歌中的文化原乡形象的塑造源自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认同和坚守。非马通过与中华民族文化先哲进行对话和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进行记叙和书写，达到对中华文化之根的守护与承继的目的。在《初秋游杜甫草堂》一诗中，诗人与杜甫进行了跨越时空的交流，歌颂了这位心系天下的诗人，同时也将这位诗人关注现实、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内化为非马自己的处世态度和作诗原则，诗人赞扬杜甫的品质和人格实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尊崇和颂扬。《在天涯海角怀念苏东坡》也是采用了与苏轼对话的方式，诗人细节化、具体化、想象式地刻画出苏东坡在被流放海南时的乡愁，这其实也是对诗人在海外漂泊时思乡情状的生动写照，乡愁让诗人找到了与苏轼沟通的契合点，诗人渴望在与先哲的交流对话中返回“精神原乡”。他的《长恨歌》、《擱笔亭》、《梦笔生花——黄山游记之五》、《阳关》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下相结合，既富有古典意蕴又带有时代气息，这是诗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返。非马也写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除夕等等，这些都是非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象征。

诗人选取诗意的意象描摹故乡优美的自然风物，流露出诗人对原乡大自然的亲近和喜爱之情，自然风物是非马建构“精神原乡”的载体之一。故乡的前世今生也是诗人关注的对象，因而他笔下的故乡是带有传统文化记忆的原乡。非马在诗歌中构建的原乡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而进入精神层面，精神原乡是非马建造的一个与现实相区别的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非马的原乡诗歌是其寻求精神返还的工具，他将“精神原乡”建造成了“诗意的栖居地”。

三、从原乡意识走向生态关怀

非马对原乡的叙述虽然从景、事、人、历史等维度展开，但是他对原乡的表述早已超越了浅显化的层面，而是将其扩大为对整个人类生态空间的探讨，人类生态空间则主要包括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非马在寻觅原乡的途中痛心于原乡自然生态的破坏，不过，他并不只将目光集中在个人原乡的自然生态，而是关注包括整个人类和其它生物在内的自然整体。非马真正开始关注自然生态并创作生态环境诗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由于政治原因，非马虽未实地归返大陆原乡，但是他已经开始关心大陆母亲的生态危机。他曾说：“我真正开始写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诗，是1979年。好像是因为听到了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末曾有过一个惊天动地的捕杀麻雀的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有感而发地写了一首《赶雀记》”。

原乡的生态危机激发了非马的生态关怀意识，不过非马将这种意识扩展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因而，他的生态关怀意识呈现出整体化、普泛化的特点。当他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猎人猎杀纽芬兰岛上的小海豹时，他感到震惊和愤怒，于是他便创作出《猎小海豹图》一诗，这首诗是诗人对自然界动物的同情和对人类自私和残忍行为的批判。《罗网》、《温室效应》、《圣婴现象》、《一女人》、《静物3》等等一系列生态环境诗歌是非马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揭露和指责。

从地理范畴上来讲，非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由中国扩散至全球;从主体角度来讲，非马的生态环境诗由人类中心主义变为去人类中心主义。非马以前写的关于动物的诗歌都是以人类为本位的，而不是站在动物的角度写作，后来他意识到这一缺陷，所以他逐渐尝试用动物的眼光和口吻来创作诗歌。如《野鹿穿越区》是非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正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才致使《野鹿穿越区》中动物悲剧性结局的出现。非马诗歌的主体由人类转为动物，诗人呼吁人类平等地对待自然生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人类的行为，这不仅有利于人与动物和谐共存也可以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非马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他的诗歌具有更加诱人的魅力，他尊重自然的自在自为，自然万物的存在不需要人类的观照，也不主张用人类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然存在的意义，正如他在《兴隆热带花园——海南游之五》中写道：“铁树开不开花//都是生命的奇迹//箭毒树见血封喉//也无所谓善恶”，这鲜明地体现出非马对自然生命敬畏的生态观。“自然与人的统一，更多地保留在真正的诗人和诗歌那里。这就是说，诗歌中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一个标志”，非马之所以创作生态环境诗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渴望人类能善待自然，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非马发现文化和精神生态的失衡不仅出现在原乡地区，甚至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都存有这种问题，于是他在诗歌中直接鲜明地点出这些危机，希望能引起人类的注意。

非马时刻关注着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生态问题。非马认为诗歌能够疗救人们的精神疾病，所以他的诗歌关注现实，揭露现实，让人类在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非马写作了多首反战诗，如《战争的数字》、《越战纪念碑》、《中东风云》、《超级杯》、《缄默》等等，这些作品揭露战争破坏性的程度之深、杀伤力之大，表达了非马对战争的痛恨和对战争中无辜百姓的同情。“从地球上现实的人类生态状况看，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发生在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污染’”。精神污染不仅表现在“爱的能力的丧失”，也体现在“道德感的丧失”，如《白宫绯闻》中，诗人将克林顿性丑闻事件比喻为“儿童不宜//成人更不宜的//肥皂剧”，戏谑地讽刺了克林顿缺乏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行为。《床戏》也表达了诗人对人类“道德感的丧失”的担心。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的精神造成污染，“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人的物化”和思考能力的丧失就是这种文明病的体现，非马在《地皮·月皮·肚皮》一诗里对“人的物化”进行了嘲讽。《世界末日》、《泥菩萨悲歌》等一些诗歌是对人类独立思考能力丧失的忧心。在《世界末日》里，诗人描绘出人类的愚昧。《泥菩萨悲歌》揭露台湾赌徒因为沉迷赌博而丧失理智和思考能力的可笑可悲的现象，他们将自己发财梦的破碎怪罪于神灵，这是多么的愚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关键，人类只有与天地万物形成和睦的关系，只有回归到大自然母亲温暖的怀抱之中，人类生命与自然母体割裂的危险和困境才会逐渐消失;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共生共灭的，因而自然生态与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自然生态受到污染和破坏，那么它也将会悄无声息地向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蔓延。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生态的失衡和环境污染已然扩散至人类的文化和精神领域，非马以灵敏的观察力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从个人原乡的经历中发觉全球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出现的文化和精神危机，他着眼于人类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诗歌创作中探究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重建，对人类生命意义给予了终极的关怀。

参考文献：

[1]非马：《人兽之间——我写的生态环境诗》（1998年11月24日），http：//marrfei.org/poetrytalk-13-gb.htm

[2] [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譯，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5页。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4] [比利时]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