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树青　王幸芳

一场持续性的图书馆的行业颠覆，一系列点燃读者热情的创新性举措，一次为拾荒者最温暖、正义的发声，一次何为理想的公共图书馆的思想大讨论，他是褚树青。他为杭州城市公共文化的共惠共享而注脚，为推进城市的大文化、大阅读、大流通、大教育而努力。

读懂了褚树青，也就读懂了杭州图书馆变革的深意，也就读懂了杭州文化的又一张名片。

图书馆是“第三文化空间”

我和图书馆的缘分，说起来很奇妙。1973年，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在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做小小红领巾服务员了。工作内容是理书、加工图书、修复图书、做借书袋子等。每次完成工作后，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老师们会满足我们的愿望，让我们挑选我们想看的书，再把那些书用纸包好递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既享受到了在图书馆做服务的乐趣，也享受到了极大的阅读乐趣。

1981年，我高考失利，报考了文管会，随后转到了杭州图书馆。我就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到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是非常受人向往的，我一直都十分喜欢。在当时，社会上公共文化设施少，图书馆开放对读者的限制也多。1986年5月，杭州图书馆浣纱路新馆落成，人们为了一张借书证排队从浣纱路排到了学士路、岳王路，绕到了平海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被誉为“文明的旋风”。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网络的发展，出现了图书馆是否会继续存在的大讨论。但在我看来，传统图书馆的模式可能会消失，但是新型的、更具现代感的图书馆将永远存在。

被誉为“印度图书馆学之父”的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说过，“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我与杭州图书馆相伴三十七年，公共图书馆如何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不断探索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在《绝好的地方》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第三空间”——第一空间是家庭居所，第二空间是工作单位。二者之外的公共空间如酒吧、咖啡店、图书馆、公园等等是第三空间。在第三空间里，人们的关系更加自由、平等，能够抛开功利目的，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畅快交流。2009年，国际图书馆界郑重提出了一个命题：“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

我认为，“第三空间”这个概念过于宽泛，无法凸显图书馆的文化特质，所以加了一个定语“文化”。我想，杭州图书馆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集学习空间、交流空间、创意空间、展示空间、娱乐空间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就叫“第三文化空间”，要让杭州图书馆成为市民除家庭、单位以外最想去的地方。

如何让图书馆变成市民最愿意去的地方呢？图书馆一定要有舒适感、要高大上、要有体验和服务，要体现对人的尊重，让人群可以没有门槛地自由进出。要让图书馆从高不可攀的殿堂级走向民间，成为公共空间的概念，可以让市民像穿梭公園一样方便、自由。图书馆应该致力于打造这样的场所，来便于人们公平便捷地获取知识、学习、交流。

温和的变革

现在的年轻读者可能很难想象过去到图书馆借书的手续有多烦琐。以往读者去图书馆借书，不能直接拿书，需要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通过查找对应书籍的卡片目录，再到书库寻找。顺利的话，能找到读者所需要的书，如果不巧这本书被借走了，就需要多次查目录、多次进库提书。因此，借一次书需要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而读者浪费的时间很多。

2000年，我通过公开竞聘，成为杭州图书馆馆长。我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希望读者走进图书馆，可以像在超市选购商品一样，自由地选书。于是，我在杭州图书馆开始推行开架借阅。随着图书馆新馆的建设，我希望能进一步将杭州图书馆和区县图书馆也打通，实现资源共享。但当时没有这样的软件管理系统，所以我跟负责开发的技术商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一开始，他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我的构想。我说，超市怎么做计算机管理，你就怎么做。像超市开连锁一样，做图书馆的“连锁”。听到我这么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样一来，我们把区县的图书馆与杭州图书馆做了很好的联通。

就这样，通过不断转变理念，进而转变图书馆的角色定位，我们推动杭州图书馆朝着更开放的方向不断发展，更好地去服务读者群体。

从前为了方便员工管理，图书馆每个阅览室都有很多规章制度。但这些条条框框对读者来说过于烦琐，因此通过大家商议后，我们决定取消这些规章制度。读者来杭州图书馆只需要遵守杭州市文明公约就可以了。

2003年，我对全市7个县市区的图书馆进行联网，实行“一卡通”，杭州市境内地区读者可在杭图和7个县市区任一图书馆借阅，这是国内图书馆首次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当时也遇到很多阻力。不过其实观念大家都有，等到我们真正冲出去了后，大家都跟着呼应了。

同一年，我提出了取消押金、借书证，当时社会和行业不是很理解，推行有一定的难度。最开始考虑到需要创收，首先针对老人、儿童、军人等特殊群体免证免押金。到了2008年新馆建立后，不但取消了借书证，读者用身份证或市民卡可以直接借书，而且还取消了全部的费用，包括押金、办证费等。行业内开始流传这样的话，杭图的书要被偷完了，甚至断言，三个月后肯定灭亡。事实证明，杭图到现在依旧开得好好的。我们推出了这样的政策，成功了。不仅让图书馆服务往前跨步，也证明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文明素养。

除了在业界带来一些新举措以外，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以激发杭州人民读书的热情。2016年，读者可以凭借市民卡或者身份证直接在新华书店借书，读完后归还到杭州图书馆就行。2017年，杭州图书馆和芝麻信用联手打造的信用图书馆上线，通过“芝麻信用”的“借还”服务，读者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借还图书。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已经脱离了最初图书馆的传统保守性的样子，甚至引领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复兴运动。但我们的改革是温和的，不能说很强势，因为我们一直在创新，是逐步推进的。

天堂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

2008年，杭州图书馆正式搬到钱江新城。新馆有43800平方米的空间，有现代同声翻译厅、展示厅、多功能报告厅、亲子阅览室，以及小剧场，均免费向读者开放。当时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我们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的概念融入图书馆是跨界了。这些人认为：“图书馆是安静看书的地方，怎么可以看展览，听讲座，看表演，放电影，这还是图书馆吗？”其实这还不算，早在2005年，当时杭州图书馆新馆的设计图就已经被专家批判，还没开馆的时候，我们就被评为“最失败的图书馆”。

然而，我的心态很好。在我看来，图书馆不是一个仅仅提供纸质文献借阅服务的场所，而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能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资源和多元化的服务，国际上很多图书馆都可以印证。所以我说，“等开馆了再说，等开馆了再说。”果不其然，开馆后，杭州图书馆就被评为“21世纪公共图书馆典范之作”，迅速成为全国高校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经典样本。过了一段时间后，有媒体认为新馆过于豪华，也提出了图书馆必须朴素的概念。我认为，图书馆再豪华也不为过，它是全民均等享有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纵观历史上的藏书楼，在其所在的年代看来，无论是环境还是设施都是很豪华的。因此，图书馆必须朴素的概念是不对的。后来，有媒体专门报道此事表示赞同，并迅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现在，无论是书店还是图书馆，整体概念都非常高端、艺术、人性化。

2011年，因一则题为“杭州圖书馆10年不拒乞丐，唯一要求是洗手”的微博，我一下子成了“网红”。被媒体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对来向乞丐投诉的读者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其实我的原话并不是这样，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平等包容的态度。这件事情迅速得到了社会对杭州图书馆及其管理方式的认可，杭州图书馆被称为“史上最温暖的图书馆”，我也有幸被称为“史上最温暖的图书馆馆长”。

不过，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因为这对杭州图书馆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2003年后，自免证免押金、城乡一体化变革以来，我们就取消了读者进馆阅览的门槛，大门同时也向乞丐、拾荒者等群体敞开。但是到了新馆建成后，这件事才成为被大家追捧的对象。我想也许是因为，人们呼唤对公平、对人性的尊重，呼唤不以职业或者阶级地位等来进行差别对待的均等化服务，而我们图书馆的服务正好对这种对公平社会的呼唤引起了共鸣。

作为图书馆管理者，随着改革开放，在行业同志们的支持下，我们做了一系列改革的举措。这些举措有当时就被肯定、被表扬的，也有从被批判、被质疑到被认可的，再到被复制、被传播的。这一路走来，既荣誉满满又伤痕累累。无论如何，我个人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好的，有了业界的认可和社会的肯定，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挫折也就不算什么了。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让图书馆更加地共通共联，让一个个独立单一的读书信息孤岛串联成文献信息海洋，让所有人获取信息达到最优化化和最便捷。我想如果没有杭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度，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做成功。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是城市文明的晴雨表，可以说，两者相伴相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图书馆的业务探索，也是杭州这座城市的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是文化角度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感叹号。

现在，我在浙江省图书馆担任馆长，我对公共图书馆的思考没有止步。浙江省图书馆新馆，将和浙江省博物馆新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浙江省文学馆等一起，进一步推动之江文化带的发展，也将为未来的文化浙江建设打造出一个新地标。新馆的筹建中，我们也会更加注重资源的共享共建。因为将来，公共图书馆努力前进的方向应当是共享共建。单一的图书馆就算做到再好，作用也是有限的。在互联网时代，所有图书馆应该连接起来服务公众。图书馆是公众教育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如何进一步推动图书馆的发展，使它和时代进步相匹配，与社会发展相融合，也是十分重要的议题。这里面没有句号，只有逗号。我们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希望能为图书馆发展继续提供经历实践考验的“杭州经验”“浙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