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迁徙如家常便饭

茅以升和戴传蕙是在1914年结婚的，那年茅以升18岁，戴传蕙19岁。

戴传蕙是镇江人，却从小家住扬州。她的祖父戴祝尧是一位耿直不苟流俗的“寒士”，文学和书法名重一时。戴传蕙幼承家学，喜欢读书写字。

茅以升是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1914年暑假回南京老家，奉父母之命，去扬州迎娶戴传蕙，再回到南京。次年，他们的大儿子茅于越在南京出生。茅以升一直在唐山读书，毕业后被保送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1920年初，茅以升回国，被聘为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次年才来接戴传蕙和儿子于越以及初生数月的女儿茅于美去唐山，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然而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是动荡不定的，由于茅以升工作的频繁变动，从1920年到1949年，29年之间，南来北往，迁徙如家常便饭。戴传蕙随着茅以升的工作迁动，寄住过的城市就有唐山、南京、北京、天津、长沙、重庆、上海等地，所租赁的房屋竟有27处之多。

茅以升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家事都要靠戴传蕙一人来精心安排，生活的操劳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病情与你命运相连

1933年春天，茅以升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突然接到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茅以升去了杭州，商谈之后，回天津就辞去北洋大学教授之职，暑假之后赴杭州就任。当然，他们的家就从居住不到两年的天津搬到了杭州。

茅以升自任大桥工程处处长之后，经常在闸口桥梁工地工作，周末才回家。在工程紧张时，没有星期天和假日。在这些日夜奋战的日子里，桥梁工程时有险情，消息传到家里，戴传蕙便忧虑失眠，竟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茅以升心憂妻病，加之工作紧张，可谓内外交困。在公务稍得空隙的时候，他亲自护送戴传蕙到北京协和医院做当时闻名的“睡眠疗法”，亦无理想效果。他只得拜托朋友陪伴戴传蕙在北京香山疗养，自己又匆匆忙忙赶回杭州忙桥梁工程去了。

1937年9月26日，大桥竣工通车了。戴传蕙在长沙听到这个喜讯，一块大石头落下地，她的精神分裂症竟霍然痊愈了。慢慢地，她那顽固的失眠症也奇迹一般地好了起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治”，戴传蕙的病情是与茅以升的命运紧紧相系的。

到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防止日本侵略军利用大桥，茅以升接到上级的炸桥命令，挥泪断桥。亲手炸掉刚刚辛苦建成的桥，茅以升难受的心情可想而知。

半生相依

1949年，茅以升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全家再迁北京。戴传蕙晚年生活还算平稳，没有再离开北京，6个孩子也陆续成了家。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担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茅以升的名声越来越大。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 “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

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文革”期间，茅以升受到了批斗。戴传蕙日日担心他的安危，每天早晨送茅以升出门，心中害怕他今晚回不了家。

1967年1月12日晚，茅以升一家居住的宿舍院内忽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戴传蕙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茅以升竭力安慰她，好不容易看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9点多，茅以升才叫她，却无答声，掀开被子一看，戴传蕙已经去世。

戴传蕙去世后，茅以升悲痛不已。他伏案写成《蕙君年谱》一稿，共10万字，以纪念亡妻。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去世，走完了他94年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之路。

（摘自《幸福·婚姻版》 冯晓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