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枫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这十年间，我国经历了从发展新民主主义到完成三大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剧变迁，本文初步探讨了苏联因素对这一过程所施加的影响，认为苏联经验使毛泽东相信苏联经验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学习苏联，中国才能快速发展；苏联对华援助使中国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拥有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科技和人才基础，增强了中国领导人加快经济建设的信心；通过借鉴苏联经验，毛泽东探索出一种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针。

关键词：苏联因素；对华援助；一五计划；高速度；斯大林模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10年里，我国经济经历了质的变化，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社会一举成为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大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但是从1953年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到1958年经济形势大变动，短短几年的时间形势变化如此之大苏联因素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可以说，苏联因素对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 建国初期的经济环境

19世纪50年代初，经历了一百多年屈辱发展的中国跟国际上主要的经济强国以及苏联都有很大差距。如钢铁总产量：1952 年中国是134.9 万吨，苏联是2329 万吨，美国是7077.4 万吨，英国是1580 万吨。发电总产量：中国是72.6 亿度，苏联是1191 亿度，美国是4631 亿度，英国是752 亿度。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品产量，悬殊就更大。如钢铁：中国是2 .37 公斤，苏联是164 .1 公斤，美国是538.3 公斤。我国的经济落后不仅表现在工业上，农业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同样落后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这种发展上的差距，给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以毛泽东为领导党中央迫切地发展国民经济。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讲：“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1]

2 苏联因素对我国五十年代经济的具体影响

2.1 苏联经验与超速发展思想的形成

二战之后，各国现代化进程大概有四种：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道路；以苏联为代表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新兴独立国家发展模式；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4]。我国与苏联同样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導的，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工业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一种是消费资料。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又可以带来新的生产力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是落后工业国家迅速发展的捷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赶超思想。20世纪20到40年代，苏联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实行了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方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战后，苏联在经济恢复与发展、科技进步与创新方面继续取得重大成就。到1958年，除工业生产水平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外，苏联还在1949年打破了美国核垄断，1953年试爆第一颗氢弹，1954年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意识形态的限制加上贫穷落后的事实使我国只能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而搞计划经济如此成功的苏联榜样使我国在经济建设的初期阶段只能学习苏联模式，把苏联模式当作一种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正如毛泽东所言：“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主张学习苏联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每次毛泽东谈起苏联成就时总是强调其高速发展的经验。在毛泽东的意识里，苏联模式的核心是“快”，而这种“快”又正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毛泽东所说：“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产量就达到四百几十万吨……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6]毛泽东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此我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一定要超高速，而这种超高速一旦超越了物质条件的许可和经济承受限度时，就必然产生冒进。

2.2 苏联对华援助与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50年代初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局面，这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提高，这一点苏联方面心知肚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便开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加强对华援助。1953年，苏联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帮助中国建设国防工业。5月15日，中苏双方结束了艰难的谈判，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规定从1953年到195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和全套设备，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1954年，苏联将协定中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到4亿卢布，并且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帮助中国修建铁路联运。协定中规定的91项工业项目加上1954年补签的15项工业项目连同1953年4月之前完成的50个项目，合称“156工程”。“156工程”从第二批项目开始就是伴随着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为一五计划的实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巨大帮助，李富春后来回忆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难。”[7]为了帮助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五计划，苏联方面还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专家和顾问来华工作，据估计，从1954年十月到1958年底约有11000苏联专家来华工作[8]。与此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数量也十分巨大。从1950年到1959年，苏联无偿地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共计：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9]。基于这些援助，我国实现了工业基础从无到有的转变，到1957年，我国圆满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底，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有135个已施工建设，68个全部建成，1957年工业产值78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平均年增长18.4%，钢材自给率达80%以上，机械设备自给率60%以上[10]。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大大加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是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一五计划之后，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设国民经济的信心，对以后几年的历史进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一五计划中的绝大多数项目都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所生产的供农业所使用的机械、能源等，只有在农业形成了更高级的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可使用。在工业化迅猛形势的倒逼下，我国农村的集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从1955年起，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夏天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2%，参加高级社的占63%，到1957年夏天，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98%，参加高级社的占96%以上[11]。原本计划用15年或者更长时间来实现的农业集体化，现在只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反过来，三大改造的超速完成，国内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而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就会导致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更使他看到社会主义的曙光，他觉得“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12]”但是毛泽东关于加速工业化发展的计划却遭到周恩来等人的反对以及苏联的怀疑，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但却只能被迫接受。波匈事件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出现波匈事件，我国之所以出现右派进攻，都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显示出来，而为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强于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建设的速度必须加快。

第二，一五计划开展之初，我国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1957年2月7日，毛澤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专门作了学习苏联的问题。他强调：“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3]”正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搞建设，所以要学习苏联经验，但是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移植了斯大林模式的进程。应该说，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确实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事情发生改变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中共的认识。二十大当天，毛泽东召集34个部门听取汇报，在此基础上形成《论十大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开端。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早期探索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轨道，只是具体道路有所不同。斯大林依赖技术官僚集团以及由他们建立的严密的计划体制，而为了比苏联发展的更快更多一点，毛泽东转而依赖人民群众的力量，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针对斯大林模式中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提出质疑：“干部决定一切，那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那政治呢？[14]”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广泛调动人民建设的积极性，这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经济的指导方针。

3 结论

综上所述，苏联因素对我国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变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苏联极为慷慨的对华援助，不仅帮助中国顺利完成一五计划、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科技和人才问题，而且将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移植到了中国。这一方面增强了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使其不断追求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另一方面在苏联模式暴露弊端之后开始积极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以求用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00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N]人民日报，1949-7-1（1）

[3]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30-252

[4]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J].南京大学学报，1998，（4）：74-7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1

[6]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27

[7]建国初期156项建设工程文献转载[J].党的文献，1999，（4）：14

[8]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406-408

[9]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61

[10]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03

[11]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烦人世纪反思[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88

[12]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3

[14]李锐.“大跃进”亲历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