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曌钰

摘要：对话交往是人的具体存在方式，对对话现象及对话理论的研究有着本体论的价值。近现代的对话理论自巴赫金在前人的哲学研究发展起来后，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扩展自身研究触角的同时，更是与多门相关学科合作，形成跨学科研究。本文将从起源、发展以及语言学研究现状等方面介绍对话理论的情况，以期为我国语言学的对话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对话;对话性;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4-0018-02

0 前言

西方学者一直在不同领域积极思考探索对话——这一自人类有交往起就存在的行为的理论含义，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对话是哲学领域的一大课题，从苏格拉底到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均在此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中后期以来，学界大多数人把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涵的阐释作为对话性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多的探索。

国内对对话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虽现今语言学对其也有一些研究，但仍有待继续探索。本文将简要回顾对话性研究的渊源、发展及其在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现状，以期对中国语言学对话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产生一些启发。

1 早期的对话理论

早期对对话性的研究分析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其在发展变化中呈现阶段性特征：它始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外显性对话， 随后转入“梅尼普讽刺”喜剧式对话， 再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在思想对话， 最后经由布伯的“我——你”关系对话， 发展到巴赫金语言哲学对话。

对话这一概念在苏格拉底时期是辩证法的实现途径：苏格拉底把独白与通过对话来寻求真理的方式对立起来，认为真理并不产生或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而产生于不断寻求真理的人们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对话不是日常对话，而是辩证法，辩证法也意味着正反。他开创了思想领域新体裁，在启发了人类思考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梅尼普讽刺”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考，并带领其世俗化，“非圣无法”、“疾虚妄”是一种文学性对话， 也是对辩证法的变异运用。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 对话性由外显转向内隐。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即“理性矛盾”中，对话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发挥其作用。与苏格拉底类似，康德的对话也是辩证法的一种实现途径，而区别在于康德的对话是内化于人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是深入到反思内部的。黑格尔批判继承了康德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深化了内在对话性。

布伯则在神学研究中提出基于语言的、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就是对话，对话具有本体论特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等属性。

2 承上启下：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

巴赫金的研究对象与哲学领域的对话截然不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于超语言学”（巴赫金1998（5）：239）。他在自己的超语言学理论中，十分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他认为话语是说话者和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1998（2）：436）。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对话：狭义的对话是对语，是人们面对面的直接发出声音的言语交际，即我们日常最普遍的口头言语交际形式。而广义则包含任何类型的言语交际，如电邮、书籍等。科技发展对言语交际形式的扩展理所当然属于对话性的体现。尽管与日常口语交际的形式相比，两者在时间空间的体现上有明显区别，但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而书籍等其他文本形式方面，只要两个个体涉及同一个主题，无论是生活在相隔数百年的不同时代，还是在相距上千里的不同地区，都能以读者和作者的身份产生言语交际。此外他在文学批评领域提出了对话性的两种表现形式——双声和复调。

巴赫金从非常广阔的视野中提取了对话性的本质，为之后的语言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3 研究现状概述

3.1 我国研究现状

对话理论80年代就已经被翻译引进我国，可是我们对对话现象本身的关注却远远不够。我国对对话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表现形式运用上，即文学领域。此外随着近年来科技不断发展，文学形式不断扩宽，新媒体、多模态下的对话性也日益成为了对话性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外，在教学法等领域中也有部分学者努力探求对话性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我国对对话性的研究始终较为局限，且语言学研究较少。

3.2 研究现状

对话性除了在文学领域的丰硕成果外，西方语言学家们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话性在语言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从开始起就是跨学科的。大多讨论都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高夫曼的互动社会学理论和符号互动论为基础展开。

“众所周知，对话、对话性和互动是十分难以界定和研究的”（伊墨Imo 2016：337），所以尽管在理论和实证分析领域学者们做出了很多尝试，但依旧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这里列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以期给我国的语言学学者带来一些启发：

皮特·奥尔通过有关对话、对话性和互动三个概念的教育辩论，在“对话中的对话性”方面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

阿尔努尔夫·德皮曼（Arnulf Deppermann）和阿克塞尔·施密特（Axel Schmid）通过聚焦广义概念的对话性和狭义的互动性提出了两个概念间的核心相同点：接收者导向论（Die Partnerorientierung）。这是指发出者在组织自己语言时，会采用他认为接收者能理解的方式。这无论是在“独白的”亦或是“对话的”实际场景中都可以观察到：人们在房间单独讲话的话语看似是独白，但实质上是对话性的，因为人们看似独白的行为，在想象中也是存在接收人的。而在接收者可以真正做出真实反应的情况下，那么这些交际无疑也是对话性的。

蘇珊娜·顾特纳（Susanne Günthner）则将注意力放在电话、短信等具备时间连续性的交际上。通过研究表明：所有语言中固有的对话性在具体情况下具有交互性，因为对话中有很多代表了其他方向和接收者导向的形式，它们会引起接收者的注意，同时也对交谈方之间的关系进行编码，服务于接受者的社会定位。

克里斯塔·杜尔塞德（Christa Dürscheid）研究主体为新媒体下的书面交际，如电子邮件、WhatsApp交际等。她批判性地讨论了不同的对话概念与互动概念，并且得出WhatsApp交际可以具备，也必须具备对话性。尽管WhatsApp涉及时间和空间上的远距离通信，但重要的是各条消息间彼此相关、通信伙伴间相互做出反应、并且消息会相应地引用先前的消息。

4 综述与展望

如上所述，对话性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并且不断结合时代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文学领域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的同时，在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还行成了跨学科研究。

对话研究在我国的研究范围还较局限于文学，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尚属于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我们不仅仅需要进一步引进和补充理论，完善方法论建设。更需要结合我国语言自身的特点，兼顾我国社会生活中丰富的交际资源，为我国的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众多学者的科研成果指引着我们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而研究尚未触及的领域更是为分析者提供了广阔的可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1）-（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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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慈惠.对话性的流变——从苏格拉底到巴赫金[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4（3）：40-43.

[4]王永祥，潘新宁.对话性：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J].当代修辞学，2012（3）：40-46.

[5]王少军.关于对话及对话理论的一些思考[J].泸州职业技术学院酒城教育，2018（3）： 71-79.

[6]Christa Dürscheid， Neue Dialoge  alte Konzepte？ Die schriftliche Kommunikation via Smartphone[C].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2016：437-468.

[7]Deppermann，Arnulf / Schmidt， Axel. Partnerorientierung zwischen Realitt und Imagination： Anmerkungen zu einem zentralen Konzept der Dialogtheorie [C].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2016：369-406.

[8]Imo Wolfgang. Dialogizitt-eine Einführung [C].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2016：337-356

[9]Peter Auer. Dialogus in dialogum [C]. 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2016：357-369.

[10]Susanne Günthner. Praktiken erhhter Dialogizitt： onymische Anredeformen als Gesten personifizierter Zuwendung [C].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2016：406-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