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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九月”

2019-09-10周光善

文萃报·周二版 2019年49期
关键词:益阳

周光善

1949年9月,是一个红色的9月,这个9月对我来说,更是一个幸运的让我这个懵懂青年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9月,因为在这个月里,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每当我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总是热泪盈眶,夜不能寐。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怀念我的第一位指路人,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的堂伯父周凤九,周凤九是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的父亲,周光召和我是堂兄弟。凤九伯是一位博学的进步人士,早年留学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回国后曾出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兼第二区公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替抗日部队新四军购买和运送过药品和医疗器材,被国民党以“渎职罪”抓捕入狱,后经陶峙岳(1955年授予上将衔)等知名人士营救,出狱后,他对蒋介石挑起内战十分不满,愤然辞职回到岳麓山下桃子湖家中。

1949年8月5日,是一个永远铭记的日子,长沙和平解放了。随后凤九伯被邀参加省委军区召集的社会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宣布了一项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为校长、政治委员黄克诚为政委的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招收社会进步知识青年入伍,凤九伯将这个大好消息,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在宁乡乡下的我们家族,我父得知消息后,即决定我去应试。我因为十分仰慕,十分信任凤九伯,也就欣然带着简单行李离开了家乡,迈出了我人生的关键一步,到长沙后我就住在桃子湖凤九伯家中。由于我有初中文化底子,所以顺利报名,考试、体检全部合格后,就录取参军了。校址原在长沙桐荫里文艺中学,后不久学校迁到益阳。全校近2000人,学员分为3个大队15个中队,我被编入1大队4中队。我们经常背着益阳特产小竹凳,列队去益阳市最大的会堂听校政委等首长讲课,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十分专注。

在这个9月里,我们的思想和理论知识都有了很大提高,茫然的心灵透出了希望的曙光。

1949年10月1日下午,我们被召集到益阳体育场开会,下午3时刚过,从喇叭里听到毛主席洪亮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即刻会场沸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片欢腾!

学习结束后,我们这群小青年被分配到各地不同工作岗位。我被选调到卫生科学习卫生专业技术,边学边干,从此我就成为了部队卫生战线的一员。上世纪50年代,我参加了陆军医院业余英语班和专业理论学习,60年代我在广州进入了广东省业余科技大学,这些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我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理论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为此后做好本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红9月,我的工作格外顺利,转业后就一直在医院工作,后又进入新建的药品监督检验所任所长。在此期间,我主审了使用传统鉴别经验与现代分析检测技术相结合的专著《中国名贵动植物药图鉴》一书,首次在这方面为人们提供以辨真伪的武器。

在部队期间,我荣立三等功;在地方工作期间,被评为国家级先进工作者,我带领的團队,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因为红9月,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幸运,我住在广东顺德这座美丽、温馨富饶的城市;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贤惠、勤劳、好强、能干的妻子,有一男二女三个可爱、孝顺的儿女,我很知足,我很感恩。

9月,是红色的、是幸运的,9月是我生命中不能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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