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一飞

88岁的顾诵芬至今仍是一名“上班族”。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办公楼里。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来分钟才能走完。

自1986年起，顾诵芬就在这栋二层小楼里办公。1956年起，他先后参与、主持我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以及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1985年，歼-8入选首届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顾诵芬在获奖名单上位列第一；1991年，顾诵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又当选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成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

年近90，他头顶的白发有些稀疏，与人交流需要借助助听器。但一提到和飞机有关的问题，顾诵芬依然思维敏捷。

▲ 相隔5米观察歼-8飞行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主力机型是从苏联引进生产的歼-7。当时用它来打美军的U-2侦察机，受航程、爬升速度等性能所限，打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面对领空被侵犯的威胁，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爬得快、留空时间长、看得远”的战机，歼-8的设计构想由此提上日程。

1969年7月5日，歼-8顺利完成首飞。但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歼-8出现强烈的振动。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好比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人的身体实在受不了”。为了找出问题所在，顾诵芬想到一个办法—把毛线条粘在机身上，观察飞机在空中的气流扰动情况。

由于缺少高清摄影设备，要看清楚毛线条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近距离观察，两架飞机之间必须保持5米左右的距离。顾诵芬决定亲自上天观察。作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飞行人员，他在空中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过载。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并亲自做了修形设计，与技术人员一起改装。飞机再次试飞时，跨音速抖振的问题果然消失了。

直到问题解决，顾诵芬也没有把自己上天的事告诉妻子，因为妻子的姐夫、同为飞机总设计师的黄志千就是在空难中离世的。回想起这次冒险，顾诵芬仍记得试飞员鹿鸣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样的人，生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

1979年底，歼-8正式定型。庆功宴上，喝酒用的都是大碗。从不沾酒的顾诵芬也拿起碗痛饮，在他的飞机设计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

▲ 伴一架航模“起飞”

顾诵芬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出身于苏州的名门望族，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顾诵芬出生后，家人特意从西晋诗人陆机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中取了“诵芬”二字作为他的名字。虽说家庭重文，但父亲并未干涉儿子对理工科的喜爱。

顾诵芬从小就爱笑。在他保存下来的黑白照片中，童年的一张最为有趣：他叉着双腿坐在地上，面前摆满了玩具模型，汽车、火车、坦克应有尽有，镜头前的顾诵芬笑得很开心。

他10岁生日那天，教物理的叔叔送给他一个航模。顾诵芬高兴极了，拿着到处飞。但这个航模撞过几次后就没法正常飞行了。父亲看儿子那么喜欢，就带他去买了个质量更好的，“那是一架舱身型飞机，从柜台上放飞，可以在商店里绕一圈再回来”。玩得多了，新航模也有损坏，顾诵芬便尝试着自己修理。没钱买胶水，他找来电影胶片，用丙酮溶解后充当黏结剂；结构受损，他就用火柴棒代替轻木重新加固。“看到自己修好的航模飞起来，心情特别舒畅。”

“七七”事变爆发时，顾廷龙正在燕京大学任职。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中国二十九军营地，年幼的顾诵芬目睹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从那天起，他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

考大学时，顾诵芬參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报考的全都是航空专业，结果3所学校全部考取。因为母亲舍不得他远离，顾诵芬最终选择留在上海。1951年8月，顾诵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位于沈阳的航空工业局。

真正工作了，顾诵芬才意识到校园与实践的差距。很多理论、技术他在学校压根儿没学过，只能自己摸索。他开始四处搜集与飞机设计有关的书籍资料，连晚上洗脚也抱着书看。没过多久，航空工业局由沈阳迁往北京。回到首都，顾诵芬最大的乐事就是在周末和节假日逛书店。看到与航空技术相关的书，他就买回去仔细研究。有段时间因项目需要，他还曾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查资料。白天学生太多，他只能晚上去。那时候没有路灯，顾诵芬向同事借来自行车，摸黑往返了一周，总算把问题搞懂了。还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行车的前叉已经裂开，没出事故真是万幸。

▲ 排除困难，边学边做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下发《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这一年国庆节后，26岁的顾诵芬从北京调回沈阳。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顾诵芬被安排在气动组担任组长。还没上手，他就备感压力。上学时学的是螺旋桨飞机，他对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没有任何概念。除此之外，设计要求平直机翼飞到0.8马赫，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难题。设计室没有条件请专家来指导，顾诵芬只能不断自学，慢慢摸索。

本专业的难题还没解决，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做试验需要用到一种鼓风机，当时市场上买不到，组织上便安排顾诵芬设计一台。顾诵芬从没接触过这一领域，但通过参考国外的资料，他硬是完成了这项任务。在一次试验中，设计室需要一排很细的管子用作梳状测压探头，这样的设备国内没有，只能自己设计。怎么办呢？顾诵芬与年轻同事想出一个法子：用针头改造。连续几天晚上，他都和同事跑到医院去捡废针头，拿回设计室后，将针头焊到铜管上，再用白铁皮包起来，就这样做成了符合要求的探头。

1958年7月26日，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

在同事黄德森眼中，年轻时的顾诵芬“举止斯文、作风谦和，虽说是极少数的八级工程师，但毫无架子”。

在生活方面，顾诵芬是出了名的“不讲究”。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期间，他甚至不建议技术人员买菜做饭，说“像我一样买点罐头、吃点面包多省事，有时间应该多学点东西”。为此他曾受到不少职工的批评，后来人们才意识到，看到国家航空工业落后于欧美，顾诵芬实在不愿意在生活琐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他家客厅里摆的是一套枣红色的老式橱柜，沙发上罩了一个白布缝的罩子，家庭装饰仍保持着20世纪的风格。

纯粹、淡泊，是顾诵芬进入航空工业系统后一直保持的两种品格。对物质生活他几乎没有欲望，对名利也长期保持冷淡。一直以来，顾诵芬不愿别人称他为“歼-8之父”，原因之一是觉得自己并非一开始就担任总设计师，谈及歼-8的设计定型，他总要提到前任总设计师；原因之二是他从未把总设计师看作最重要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团队的劳动成果，从设计师到试飞员，以及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每一个人都为飞机出过力”。

（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21期，水云间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