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珺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类”“普遍交往”“共同体”“世界历史”等哲学议题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这一思想的理论实质就是坚持共生共赢的伦理观、自由平等的政治观、包容互信的文化观和互惠的利益观。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坚持外交、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五个方面协同共进，同时树立正确的大局观、角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导向作用，坚持平等共商的价值取向，深刻把握当前新型国际关系，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7-0014-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7.00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从诞生之日起，马克思研究哲学的着眼点就不局限于解决一时、一国所面临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而是致力于在一般的、普遍的意义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和解放的终极奥义。“类哲学”“共同体理论”“世界历史”以及“普遍交往”等概念作为马克思本人哲学体系中具有强烈时代超越性的核心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终将打破阶级、国界、种族等因素的限制，走向联合与共生的发展规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个国家间联系愈发紧密，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国际浪潮中独善其身，“世界历史”的趋势愈加明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该理论正是立足中国国情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关乎中国命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前瞻性构想。

从“和平与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彰显着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反映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理论源于实践而又归于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窥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源起，反过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反馈。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思想精华，不仅能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引领，指明前进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之源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他有关人的“类”概念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维以及对“现代性”的预言，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充分的精神养料。在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关的几个核心议题，对其进行归纳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一）马克思的“类”哲学概念

马克思的“类”概念从根源上看是对费尔巴哈“类本质”观点的批判与继承。但不同于费尔巴哈从“抽象的普遍性”角度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5，马克思是从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两方面研究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是“种”的类特性，而作为“人”的类特性则是有意识且自由的生命活动，因为人可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273。并且“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274。

可见，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他对于“类”概念的使用从出发点到落脚点都着眼于现实意义上的人，将“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视为人的真正的“类本质”，充分揭示了“人”在其現实性上的普遍共性。马克思所阐释的这种人的“类本质”一方面表现在人通过改造自然并融入自然的“对象化活动”所获得的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突破抽象力量的扭曲和控制的一体性关系”之中。由此可见，不管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其他人，相互之间都内在地葆有一种辩证的一体性关系。从马克思这一“类”哲学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解读，无疑可以将其视为“社会原生态中普遍存在的具有一体性关系”的命运共同体，这“社会的原生态”系统中没有国家、种族、阶级、地区的界限，是一种原始的朴素共产主义，靠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感”维系群体的安全与发展。虽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各种人为的分化与割裂，但伴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入推进，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人类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论是在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在与其他人的关系发展上，如马克思所判断的“类本质”特征正表现得愈加鲜明。按照马克思关于“类”哲学的阐释来看，要实现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真正发展，就必须从“类本质”的高度把握文明发展的走向，将人类社会视为现实人的聚合体，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学的根据，是筑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根基所在。在这样的理论基点和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富有创见性和前瞻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国际社会获得了热烈反响，该理论所倡导的“同舟共济、共生共赢”的价值取向，正是对马克思“类哲学”的现实运用与创新发展，是立足于全人类高度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

（二）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

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离不开对“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和透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同体”理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的自由程度，马克思将人类社会能够产生和形成的共同体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类。

所谓“自然共同体”是指在自然条件下自发形成的群体组织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自发以血缘、地域等客观标准形成易于区分的氏族部落，在“自然秩序”的主导下，以一种“利益混沌”的状态维系着患难与共的群体关系。由于物质生产资料的匮乏，在“自然共同体”内部是无所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甚至由于原始族群的生存总是以整个“共同体”为计量单位，因此在共同体内部，尽管在自然意义上能够区分出“你”“我”，但在社会意义上，这种原始的、天然的协同组织还无法使内部成员产生清晰的自我意识。可以说，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共同体”只是一种简单的部落聚居，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有机的、自觉的“共同体意识”。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商品交换和私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以“人的相互依赖”而凝结成的“自然共同体”逐渐转向以“对物的依赖”关系而形成的新型共同体形式。这种新型的共同体最典型的发展模式就是“国家”，“国家”这一实体在本质上具有时空有限性，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一直存在下去。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活动集中表现的形式”[1]70，但在本质上，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2]187的存在。与“市民社会”所代表的囊括了一切物质生产与个人交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的社会共同体相比，“国家”实际上仅有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本质上只是部分社会阶层特殊利益的代表，并不能真正反映全社会的普遍利益。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在批判“虚幻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是因为国家虽然以共同体的名义行使职能，但它始终是一个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部门”，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外面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631。只有当真正代表全人类普遍利益，主张人的彻底解放的无产阶级实现专政，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家”这一形式上的共同体内在的虚假性。只有回归与肯定人的本质，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还给人本身，“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3]373 ，形成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觉和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因此“自由人联合体”是兼顾了个人自由和集体归属的“真正的共同体”，也是马克思预言国家消亡之后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全新形态。这种“真正的共同体”超越了血缘、民族、阶级、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高度自觉、高度理性的有机团结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种历史与伦理相统一的理想社会的内在精神动力。

（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于对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阐释。首先，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资本主义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工业生产模式，而“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4]114，并且“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4]276。资本主义终于“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4]114。其次，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进程与人的解放及自由全面发展息息相关，只有在“世界历史”全面展开的条件下，个体才能摆脱民族、区域、国界的限制，消除异化，消灭阶级，实现个人与世界的真正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真正以“世界历史”的格局和眼光看待国家及国际关系的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性思想，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交流互助，在“世界历史”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下，以命运共同体的形式，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将两大阵营连接起来，杜绝以资本的扩张这种模式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主張通过平等的贸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方式建构新型合作模式，这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性实践，更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前进之路。

（四）马克思的普遍交往理论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与“类哲学”“共同体”“世界历史”相匹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普遍交往问题。所谓“普遍交往”是相对于国家、民族封闭的“内部交往”和相互间小范围的“外部交往”而言的，它在客观上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争夺式”“利己式”利益交换关系的超越。“普遍交往”虽然以“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为基础，但在交往范围和交往影响上都比前两者有质的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61以普遍交往关系为基础的个体自由意识结合而形成的共同体，是真正以交往各方共同利益为导向的“自由人联合体”，普遍交往所倡导的“平等、公平、正义”的原则适用于一切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互动。换言之，只有实现“普遍交往”，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的多线、交互、世界性发展，才能彻底消灭阶级、消除分化，真正走向共产主义。

在现实条件下，“普遍交往”主要还是以现代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为基础，这种依赖既表现为生产方面的合作与需求，同时也表现为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互渗。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276客观上各国都清醒地意识到遵循“普遍交往”原则，实现互惠互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主观上，受制于本国利益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无法避免。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悖论”中，中国率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主动尝试消解矛盾、共同发展，这无疑是对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的时代回应。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从前文可知，马克思有关“类”“普遍交往”“共同体”和“世界历史”等概念的论证，是站在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高度，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做出的客观分析与科学展望。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内核与现实诉求等方面都与马克思的上述哲学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和思维模式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是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下进一步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坐标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内涵

马克思在“类”的意义上分析“人”的本质时，根本目标在于确证“人”的真正自由不是相互分隔，而是相互联结、相互依存，使“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能够产生马克思所阐释的这种人与人的新型社会关系，即“既消除了群体对个人的压迫，也消解了个人对他人的支配。最终实现每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在根本利益上的内在统一”[6]。当把马克思对“人类”的理解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中时，不难发现在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表述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价值旨趣和伦理内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对象不是针对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或某一阶级的特殊人群，而是无差别地面向全体渴望自由与幸福的人类成员。

从这个角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其独特的伦理精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坚持一种全人类共生共赢的发展伦理。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总体财富体量的制约，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想要“发展”，往往总是要遵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规则，以牺牲他国或他民族利益為代价实现自身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是彻底摒弃上述对立的、斗争的发展观，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倡导一种和谐、共赢的发展伦理。第二，坚持一种全世界和衷共济的生存伦理。地球是全人类共有的家园，也是人类唯一的物质生存基础，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形态的日趋复杂，越来越多全球性的问题涌现出来——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全球贫困等等。这些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重大现实问题，单靠某一国家或组织根本没有能力解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呼吁和号召一种“风险共担、和衷共济”的生存伦理，把全人类的“命运”真正掌握在全人类手中，保障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内涵

“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从最一般意义上理解，可以把“共同体”视为“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7]。这一“群体”在小范围内可指代一个家庭或一个社区，在大范围内则可指代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如果暂时抛开“人类”这一前提，在“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指代某一具体的民族国家无疑是成立的。需要澄清和深入剖析的是，“民族国家”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与人民大众分离”的“虚假共同体”转变为一个基于全体国民“本质意志”而产生“有机团结”的“真正的共同体”。

只有当真正代表全人类普遍利益，主张人的彻底解放的无产阶级实现专政，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家”这一形式上的共同体内在的虚假性。基于这一立场，可以说已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构“国家共同体”方面天然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具优势。且就现实情况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共同体，无论规模大小，都“是个体寻求独立和归属的两个方向张力的产物”[7]，这意味着单向度地追求高度原子化的自由主义或高度集权化的集体主义都无法形成兼具自由和认同双重属性的“真正的共同体”。因此只有回归与肯定人的本质，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还给人本身，“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3]373，形成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觉和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因此“自由人联合体”是兼顾了个人自由和集体归属的“真正的共同体”，也是马克思预言国家消亡之后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全新形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现代国家在政治组织结构上的未来愿景。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世界历史”的真正展开就是让所有国家、民族和群体，打破空间和思维的限制，平等开放地参与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建设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指出冷战结束后“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人类的巨大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源将是文化上的”[8]。亨廷顿进一步阐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根深蒂固且难以撼动的，即使在全球化浪潮下人们的交往变得更为广泛和便捷，但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特性相比，文化差异更不容易被折中与转化。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当代学术界和国际政治交往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思维层面无形中反向强化了人们对于文明间差异和冲突的自觉。9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区域性武装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多，尤其是“9·11”事件的发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文明冲突”的真实性。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就必须摒弃“文明冲突”不可调和的认知，加强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从情感和理智上接纳文明间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和向往的国际环境，在文化意义上正是要抛弃“文明冲突论”，以更加包容、开放、平等、互信的原则和立场，推进异质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路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是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国际交往更加频繁的基础上实现的。对现代社会而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普遍交往”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实质上人类社会也的确在经济领域率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普遍交往”。依托于广泛应用的即时通信技术和现代化交通方式，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全球性运营，人类社会从个体到国家都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方式联结在了一起。但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远比理论层面的推演要复杂得多，这一过程在打破国界限制，促进人类走向联合的同时，也因其赤裸的资本逻辑和不公平的生产交换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日趋激化。

这种矛盾丛生的复杂局面反映了长期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构建起的国际秩序已经很难适应今天的世界经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要坚持合作共赢的利益观，谋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让世界各国都能平等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共享全球化红利，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努力增进他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构筑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经济结构。这将有效化解在旧有不平等经济秩序下感到被剥夺和压榨的发展中国家因之产生的仇视他国和敌对全球化的情绪。

三、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

自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在华外国专家时首提“命运共同体”，至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呼吁“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9]。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的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这一理念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规划自身发展的重要思想依据。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提出并系统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是在充分考量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深度关切的责任自觉，同时该理念也是深刻领会“全球化”时代“合作共赢”发展需求的思想结晶。

（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新外交观

世界全球化与多极化格局的推进，使得各个国家的发展力量逐渐壮大起来，霸权主义受到排斥，平等相待、共同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主题。当出现争议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各个国家更加倾向于协商解决，要充分尊重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看重彼此的共同利益，在这一发展思路下，各个国家会更加重视民主化与平等化发展，抵制强权与霸权政治，摒弃冷战思想，坚持走平等对话而非暴力对抗、同行结伴而非私下结盟的交往新路向。打破“楚河汉界”的国与国间的壁垒，国家之间要更加看重共同利益，要聚同化异，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利益共同体。中国较为重视各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互帮互助，这也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度包容，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新认知，能够最终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二）坚持“共同、合作、可持续、普遍安全”的新安全观

当今世界的发展更加多样化，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应该重视国家安全，在社会信息化时代下更应该注重国家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希望各国能够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同样维护其他各国的安全，建立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应对分歧与争端，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之上，不应危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国家之间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挑战，要摒弃霸权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当出现争端时，应该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坚持“公正道义、安全共享”，建立起共同安全的国家关系格局。

（三）坚持“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平衡共赢”新发展观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包括商品、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速率不断提高，各个国家在全球经济链条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替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经济共同体也开始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关注，通过倡导国家之间的利益共享，使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谋求开放创新和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新动力，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普惠平衡，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弥合贫富差距鸿沟。习近平对于全球经济的走向有科学的把握，将解决资本扩张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作为发展重点之一，重视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平等。通过提出“一带一路”方针，关注各国之间的有效经济往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四）坚持“尊重、开放、包容、互鉴”的新文明观

在世界体系下，具有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构造，国家的文化价值具有独特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发展过程中因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地域特色的影响而最终形成的独特内涵。对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应抱以尊重的态度，以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打破文明差异，以文明互鉴打破文明冲突，包容不同文明下的不同政治选择、政治理念、政治决策、价值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各个国家必须充分尊重文化差异，提高文化包容度，可适时交流与融合，助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五）坚持“环境友好，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世界各国当前真正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为生态问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如何做到开發与保护并进，成为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个国家需要重视共同利益，要增强彼此间的合作，共同探索出更加适宜的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道路，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最终形成世界层级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上述五点，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国情，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结合国际发展大势，为构建美好世界、应对世界问题而建构的“中国方案”，其中既展现着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渗透着中华文明思想底蕴，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一种理论的升华、道路的创新，是建设大同世界的创新型文化、理论与制度指导。

四、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策略

对人类的发展史进行探究可知，人类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数个“共同”促进了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也是无数个共同，使得人类能够真正地自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可以真正地将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并采取求同存异的发展策略，最终为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的构建提供支持。

（一）树立正确的大局观、角色观

当今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厘清问题，抓住矛盾才能以清醒的意识促进发展。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上始终奉行特色外交理念，在大国关系框架上保持“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态势，同美、俄等国搭建新型国家关系，紧密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关系，坚持正确的合作观、义利观，与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开展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还将秉持亲诚惠容的思想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同时，要看到各国之间紧密相连的利益关系，明确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意义。例如，中国与亚太经济体就是俱荣俱损的关系链条，在这个动态链条中，每个经济体都关系到整体经济链的发展，其中一个有所变动都会引发整个经济链的连锁反应。因此，要从大局出发，坚定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推动整体发展，从而构建经济良性互动的大格局。中华民族素来追寻“天下一家”，立足于大局视角，倡导民胞物与、“天下为公”。人类生存在同一地球之上，既不能封锁自闭，也不能恃强凌弱;既不能拉帮结派，也不能单打独斗，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大同世界。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立场，因此，在国际发展大势中，要看到不同国家的合理诉求，看到是非本质，明确自身角色，努力将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同时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应始终本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原则，做好自己的事，以中国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前进，将自身有益的发展探索经验分享给世界各国，在此过程中，既不一味“输入”外国模式，也不强制“输出”中国模式，更不强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经验。中国应始终坚持不忘初心，谋求发展，聚同化异、广交好友，打造各国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导向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而言，在以其为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必须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精髓实质进行把握，以方法论为出发点，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用性，它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生命力较为旺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了一系列融入国际市场、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活动，包括加入WTO、召开G20会议等，此外，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具有世界历史发展观的本质。中国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更加重视维护和平与实现共同发展，并看重在世界历史中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因此，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更加重视科学的发展规律，同时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导向，使发展方针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三）以平等共商理念为价值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价值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强调的是各个国家在合作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平等的发展观念。不同国家和民族，其自身文化和信仰存在差异，发展的前提是平等，平等的目的是接纳，要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该积极的探寻更加有效的发展路径与合作发展模式，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实现文明共建，最终促进国家繁荣发展。东西方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更应该尊重差异，要在包容的基础上实现良性互动、平等共商，建立文化自信，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构建提供扎实的文化价值根基。

（四）以新型国际关系为政治基础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发展在马克思世界理论的视角下，是一种以暴力为手段的发展方式，其对待现代文明成果的方式为疯狂掠夺。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国家总是希望东方国家能够从属于自己，这种利益纽带的形成使得各个国家更加重视自身利益。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是在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的基础上，各个国家也意识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关系新趋势，都开始关注践行“均衡、普惠、共赢”的发展理念，以和谐文明为根基，制定出“权责均衡、内外兼顾”的国家发展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得以在此基础上真正地彰显效用，使各个参与国之间真正地践行休戚与共、责任共担、包容共享的发展原则，并真正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在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发展理念时，要将其内化成发展的实际动力，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以加强各个国家的良性联动态势为依托，使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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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3-9+128.

[7]  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0）：14-20.

[8]  S.P.亨廷顿，张林宏.文明的冲突[J].国外社会科学，1993（10）：18-23.

[9]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亞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9-06-03）.http：//news.cnr.cn/native/gd/20190515/t20190515_524613486.shtml，2019-05-15/2019-06-03.

Abstract：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rx's philosophical issues such as "class"，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world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this idea is to adhere to the ethical concept of symbiosis and win-win，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tolerance and mutual trust and the concept of mutual benefit. Under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persist in the five aspects of diplomacy， security， development， civilization and ecology，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role， adhere to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dhere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qual consultation， and deeply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etter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practice.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