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说实话，第一次听说“朱永新”这个名字时我有点“恐惧”。

那是1999年夏，我去张家港市讲学，讲学完了我要离开时，高万祥兄告诉我“明天到苏州吧，朱市长也要请你讲学的。”我问“哪个朱市长”，他说：“就是我们苏州市分管教育的朱永新副市长啊！”说实话，我这个人见到“当官的”便有一种手足无措、诺诺嗫嗫的“心理障碍”——我把它叫做“恐官症”，所以一听说“朱市长”就有点犹豫，高万祥解释说：“是这样，朱市长本人也是搞教育的，他现在还是苏州大学教授，主攻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等等，还带博士生呢！他搞了一个名师名校长培训班，想请你去做场报告。”我想，作为一市之长，日理万机的，哪会到场呢？！于是我便去了。

没想到作报告那天，我刚到会议厅，身材魁伟的朱永新就迎上前來，不由分说握住我的手：“你好！我是朱永新！”握住他的手，看着他脸上老朋友一般的笑容，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市长”联系到一块。恐惧当然没有了，我心里还想：居然有这样的市长，一点架子都没有。

按我以往类似的“经验”判断，朱市长要么在报告前“接见”一下我，以示礼节，然后就“百忙”去了;要么坐在主席台上，陪我作报告。我估计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毕竟朱市长挺忙的。谁知道我“失算”了：朱市长既没有陪我坐主席台，也没有离去——报告一开始，他就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坐下了！在整整三个小时关于“爱心与教育”的报告中，我一直能够感受到远处角落里朱市长那双全神贯注的眼睛……

报告刚一结束，他便走上来再次握住我的手：“讲得太好了！我都被你和你学生的故事感动了。”他又说：“我正在主持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新世纪教育文库》，我想把你已经出版的《爱心与教育》收进去！”

我真的很感动——这决不是因为“市长”听了我的报告，我就多么“受宠若惊”，不，我是从朱市长听报告时那动情的面庞上，看到了他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对教育本身的情感。

其实，我的所谓“报告”毫无学术性可言，不过就是讲讲我和我学生之间的故事而已，这些很平常很琐碎甚至有些鸡毛蒜皮，所体现的教育理念也很不时髦更不前卫——无非就是说“教育不能没有爱”，但感情却很自然很真诚。在这之前，也有一些我非常敬重的教育专家听过我的报告，但我从他们喜形不露于色的严峻或者说稳重的表情中，知道我这些故事是很“浅薄”的，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没有站在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高度“建构”自己的“体系”。对此我很坦然，也觉得很正常：本来么，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

但是，无论是作为苏州市朱副市长，还是作为教育学博士生导师的朱教授，他能被一个中学教师和他学生的故事所感动，仅此就至少说明，他对“人”的一颗爱心依然素净而本色。

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在我眼中，他不是什么“教授”更不是什么“市长”，而是一位爱教育爱孩子的人！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了我和他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于是，我把他当作朋友，开始了与他的交往……

再后来，我考取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常常有不少朋友问我：“朱永新现在真的还给你们上课吗？” “他当市长那么忙，能保证按课表上的时间给你们授课吗？”我说：“朱老师的确有时候因工作繁忙而不能按时上课，但他一定会提前通知我们，并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将课补上。可以这样说，他从来没有缺过课！”

是的，别说其他人难以理解“朱市长”和“朱老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就连我们也难以想像，给我们上课的朱老师，几分钟前可能还在市政府办公室“总揽全局”。

在苏州大学，我听说了他不少“故事”。师兄陶新华谈及他和朱老师的“交往史”时很得意：“我读本科时，就是朱老师的学生了！”不过，陶师兄谈得最多的，是朱老师的为人。“我们那时和朱老师真是哥们儿。他当时不到三十岁，是苏州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因此和我们很合得来。我们常常到他的宿舍去玩儿，在他家改善生活，师母经常弄些好吃的给我们大家一起品尝，朱老师常常不是叫我慢慢吃，而是要吃快点，因为他吃饭是很快的，他也要我们注意吃饭的效率。混熟了以后，到他家就比较随便了。有一次他不在，我们就擅自把他放在走廊（那儿当时就是他家的厨房）中烧饭的锅和煤炉拿到我们自己的宿舍去改善生活了，结果不知是哪位老兄把锅给摔破了，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用完了就还到他家的厨房——宿舍走廊里去了。等朱老师回来忙自己的晚饭时，发现自己的锅莫名其妙地漏了，他当时很纳闷，当他知道是我们犯的“错误”后，朱老师虽然哭笑不得，但最后也是一笑了之。”朱老师的豁达大度是所有的同学和同事都很佩服的。他做教务处长的时候把苏州大学教务处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大学教务处，受到教育部的表彰。

我也曾经不太理解朱老师是如何将学者与官员这两种角色统一起来的。我向来认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冲突的，犹如思想家和政治家——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前者多是批判者，后者多是建设者;前者往往以“前卫”自居，后者常常以“保守”著称;前者总考虑什么是“最好的”，后者总考虑如何才是“可行的”。所以，我向来对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人不以为然：熊掌和鱼果能得兼乎？说得再直率一点，学者需要一颗纯净的童心，而官员于世俗中难免染污蒙尘;如果二者角色互换，其事业很难同时有成（我这里说的是“同时”，“学而优则仕”或“仕而优则学”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如果有人将两种角色兼而任之，我想他多半会陷入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

但刚到苏州大学，我读到了朱老师刚出版的一本题为《我的教育理想》著作。这是一本洋溢着诗意与激情的书。作为有着理想主义赤诚情怀的教育学者，作者对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一往情深，并对中国教育的未来给予热切的呼唤：“教育的理想会奏响新世纪中华民族的英雄乐章，理想的教育会开创新世纪中国文明的灿烂辉煌！”书中一篇篇文采飞扬的演说辞，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着作者心灵的潮水，也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也禁不住心潮澎湃，与作者一起憧憬“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这也是一本充满理性与智慧的书。作为有着深厚学术功底并同时担任着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领导者，作者对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客观的回顾、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展望。作者首先是一个乐观主义的建设者，因而他对“教育理想”的所有情感都倾注在对“理想教育”的追求上，这就决定了他在思考、设计中国教育发展走向时，于忧患中看到希望，在批判中走向建设：“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创新教育与教育创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十大趋势”“中国教育发展的若干政策分析”“21世纪中国课程改革的趋势”……这些篇章，充分体现出作者作为教育行政领导者所具有的视觉制高点，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既着眼于“最好”，更着手于“可行”——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把自己同那些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的“学者”区别开来了，也同某些缺乏思想而只想把官当官来做的“官员”区别开来了。

有人对朱老师当官不以为然，觉得他当了官就不可能做学问。我曾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他：“朱老师，作为博导，您同时又兼任着副市长，这种角色在你的事业中会不会发生冲突呢？您是怎么让二者和谐起来的？”

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坦率地说，当市长和做学问不能说一点儿冲突都没有，至少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比过去少多了;但对我来说，这二者在本质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教育’——作为教授，我是教育哲学博导;作为副市长，我分管教育。当然，由于毕竟多了许多行政事务，如果我不当市长而只当教授，也许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会更丰硕一些;然而在市长的位置上，我却可以做我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实現我的教育理想。如果说我过去的一些教育理想只是一种美好的憧憬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在实践中把它变成现实。比如，我当了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就坚决不搞电脑派位，实行就近入学，允许自由择校，把对命运的把握权交给孩子。另外，如果说我过去只是一个人在思考研究教育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组织更多的人一起来思考研究并参与教育。又如前面我提到的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的《新世纪教育文库》，就是我邀请包括李政道、于光远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院士、学者精心推荐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自己可能因此少出了几本个人的学术专著，但是，能为广大的教师提供第一流的教育经典，我同样有成就感。

“对我来说，市长是暂时的，学者是永远的。如果哪一天我不当市长了，我随时都可以回到大学当教授。因为没有什么比我的教育理想更为崇高的了！”

是的，学者和官员也是可以和谐于一体的，关键是看他如何当官员，如何做学问。

朱老师首先是位理想主义者，他高扬理想的旗帜，将他的一系列教育思考的文章以“理想”命名，专著也取名为《我的教育理想》。这让我怦然心动！作为在一般人眼中最“实际”的行政官员，朱老师胸中依然燃烧着一颗赤子之心，更是让人欣喜与振奋。在中国的教育界，不缺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的学者，但这些学者中少有同时具备人间情怀而乐于直面现实的身体力行者;也不乏有宏伟抱负的官员，但这些官员中少有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性情中人;而有思想有才华有胆略有激情有个性的教育学者官员很少。我由此而发自内心地敬佩作为“朱市长”的朱老师，或者说作为“朱老师”的朱市长！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出席一个全市性关于教育科研的大会。作为一个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在这样的场合说一些怎么理解都正确而且永远正确的套话官腔，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朱老师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相反，我倒是听到他针对教育科研说了这样一番尖锐犀利的话：

“现在教育科研存在着种种虚假现象，有的所谓‘教育科研’简直成了‘伪科学’！当然，‘伪科学’的教育科研还最多是个‘假’的问题，一般来说，它还不会造成对学生直接的危害。而现在有的‘教育科研’还存在着‘反教育’的现象！这种‘反教育’的教育科研造成的后果，则不但与我们的教育初衷背道而驰，而且还直接损害着我们的教育。”

朱老师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他拥有真正学者才具有的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学风。有一段时间，我正在读某著名专家的著作，该著作晦涩难懂。我很苦恼地对他说：“朱老师，我，我读不懂这个作者的书。”

我原以为朱老师会给我一些指导，比如告诉我一些读懂该书的方法之类，谁知朱老师很坦然地说：“读不懂你就不要读嘛。你完全用不着自卑。老实说，对于有些‘教育理论’我也读不懂，我就从来不会因此而自卑。有些教育 ‘理论’书之所以让人读不懂，我看多半是因为作者本人也没有把他的‘理论’搞懂。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当年我的博士论文是一本10多万字的书《高校教育管理系统》，十分难读，至今还有2000多本无人问津。这能怪读者‘水平低’吗？我看不能，只能怪我自己不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而我去年年底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同样是谈教育的，同样有理论，但首版4000册，一个月便脱销。这也不是读者的水平‘提高’了，而是我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言语表述我的教育思考。因此，你完全没有必要被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吓唬住，更不要迷信它们。以极为平易朴素的语言来表述非常深刻的哲理，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其实文如其人。生活中的朱老师也如他著作一样，于朴素平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真诚与深刻。研究课题、探讨热点、编辑著作、修改文章……领头的无疑是朱老师，但我们往往忘记了他是老师。他不但在学术上引领着我们，在事业上提携着我们，而且在做人方面感染着大家。有两位硕士生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朱老师便长期资助他们。每年他都拿出上千元钱来设奖学金，奖励上学年最勤奋的学生。不光是得到资助和奖励的学生感谢他，我们也很感动。可他却觉得这很平常。而且，对于我们协助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记在心里，并向我们表示感谢。有一次他写一篇长文，作为学生，我按他的要求帮他搜集整理了一些资料。结果，文章发表后，我看见结尾的括号里居然有一行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李镇西博士帮助搜集整理资料，特致谢意！”

他对我说过：“我从来就是把大家看成是合作的伙伴，没有大家，我也会一事无成。”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而且，尽管他已经是我的博导，但在我的心中，在他所有的学生心中，依然首先是把他视为朋友。

2018年新年前夕，朱老师又和我们搞了一次迎新聚会（当然是他掏钱啦）——我说“又”，是因为每年年底，他要把他历届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召集在一起，总结过去一年的学习，交流各自的收获，展望新一年的方向，最后师生载歌载舞，踏着欢快而富有激情的旋律走进新的一年。学生们除了向他敬酒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之情，更多的时候是拿他“寻开心”。就在那天的酒席上，主持人陶新华设计了一个“照镜子”游戏，就是要求朱老师把在场所有人都当做镜子，他有什么表情我们就作出什么表情，他有什么动作我们就做什么动作，他说什么话我们就说什么话……朱老师真的乖乖地站了起来面对大家，可他不知所措，嘴里情不自禁地小声说说：“要我做什么呀？”大家立即学他说：“要我做什么呀？”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憨态可掬地笑了：“嘿嘿嘿嘿……”大伙儿也笑了：“嘿嘿嘿嘿……”

看着朱老师那么纯真的笑容，我想到第一次听到“朱市长”时的“恐惧”，不禁也笑了：这样的朋友，哪里需要我 “恐惧”？

导师

在听朱老师的课之前，我已经听过其他博导的课了：王金福老师丝丝入扣的逻辑力量，崔绪治老师出口成章的诗化语言，任平老师恣肆汪洋的思想波涛……无不让我醍醐灌顶，心灵在受到撞击的同时又舒展而奔放，并且盼着下一次上课。

我正是带着同样的期盼走进朱老师的课堂的。然而比起上面几位教授，朱老师的课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几位老师的课是浓墨重彩、气势磅礴的油画，那么朱老师的课则是轻描淡抹、潇洒随意的国画。坦率地说，他的课并不以语言魅力见长，但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其说来自他的学问，不如说来自他身上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亲切。这样说吧，上其他老师的课，我会感到学问的高贵与深不可测;而上朱老师的课，我会感到学问就在我的生活中，触手可及。面对其他教授，我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而在朱老师的课堂上，我每每会忘记他是老师，因为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与我们四个博士生一起平等地探讨。朱老师上课，完全没有我原来想像中的“口若悬河”“气贯长虹”“高屋建瓴”“披荆斩棘”的气势，他总是笑眯眯地听我们聊天或者与我们聊天。一上课，他往往总是这样开头：“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于是他便抛出个话题：“师生关系”“教育公平”“教育民主”等等，然后他便叫我们各自聊聊自己的想法。“你说呢？”“你的看法如何？”“嗯，很好！还有没有补充？”……这是他授课的常用语。等到他发言时，往往这样开头：“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他的话并不多，但往往画龙点睛，于朴素晓畅中流淌出深刻，而又绝不阻挡我们思维的飞翔，更无居高临下的“学术威严”。就在这样宽松和谐而又不乏思想碰撞的氛围中，我们每每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

三年来，朱老师对博士生的态度总是那么宽容，哪怕他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也不轻易批评，而是以商量的口吻予以引导。

记得有一次上课，朱老师谈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我表示不同意，当即和朱老师争论起来：“我以前一直以为杜威是儿童中心主义，但最近看了杜威的著作，我感到他虽然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提倡充分尊重儿童的兴趣，但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社会本位，而不是儿童本位。他的整个教育目的都是服从于社会的。”

所谓“争论”，其实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感觉，因为朱老师并没有和我争论，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而是依然微笑着说：“嗯，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不过，我建议你多读一些他的著作，然后再做结论，这样是不是要好些呢？”

后来我按朱老师说的，更广泛地读了一些杜威的书，于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有这样一段：

有人以杜威提倡“儿童中心主义”为理由，认为其教育目的观是“个人本位”，也有人以杜威主张“实用主义”为理由，认为其教育目的观是“社会本位”。事实上，在杜威那里，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由此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或者说个人的生长与社会的改造的统一，正是杜威所思考并追求的教育目的。

朱老师可能已经忘记了那次“争论”，但我忘不了——正是那次他看似淡淡的几句话，把我的思考引向了深入，最后对杜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敬重朱老师，但决不盲从。他多次说我把他拉进了网络，呵呵，这是我“不听他的话”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他听我的话”的一个有趣故事。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时，还专门说到这事儿：

李镇西特别喜欢网络。经常在课堂上说起“网事”。我曾当面“批评”他，不要像中学生那样沉湎网络！但是但是，他我行我素。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他和晓骏、卫星等竟然密谋把我拉下了水，拖进了网。他们说，著名学者都有自己的网站，朱老师当然应该有！就这样，去年六月，我们的网站开张了。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是我对朱老师的影响。我多次去翔宇集团，觉得翔宇集团买下宝应中学是一次成功的办学体制改革。但当时朱老师还不太了解翔宇。他马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当时我没有和他争论，只是说：“有时间您最好亲自去看看。”于是，朱老师便去了。考察的结果，让朱老师对卢志文的改革赞不绝口。以后在许多场合，他都为民办教育的生存呐喊。

朱老师就是这样，哪怕是学生的意见，只要他认为对，就虚心采纳;从不因所谓“老师的尊严”“博导的面子”而固执己见，真正是虚怀若谷！他这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教我們如何在做学问中做人，或者说如何在做人中做学问。

回想三年来，他从来没有把他的任何意见强加给我，他对我总是那么信任那么宽松，而且充满鼓励。

因为我没有读过硕士，基础不算好，特别是我长期在一线工作，纯理论的思考不多，因此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特别是我英语基础差，每每自卑。而朱老师总是对我说：“没问题！”

“没问题！”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拿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毅力和时间刻苦攻读。我常常在深夜12点以后还在啃理论书，在凌晨四点就起来背英语单词！有一天，朱老师告诉我：“我问了其他博导，他们都说你是最勤奋的学生！” 这点我问心无愧，每天早晨打扫房间，我会发现掉在地板上密密的头发——这便是我呕心沥血的见证！读博三年，我的头发急剧减少，因为我的付出的确超过了一般的博士生。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了，朱老师问我选什么题目，我不假思索地说：“民主教育！”

朱老师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好，你就写这个吧！你有长期一线教育的经历，一定能够写好的。”

可是，我也说了我的顾虑：“我怕写不好。”

“为什么？”

“那种所谓学究气的文章我不会写。”

朱老师朗声说道：“你别怕，大胆地进行写作创新！只要言之有物，有思想，用散文笔法写论文，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希望你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博士论文呢！”

正是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大胆地按我的写作风格写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在成都家里常常就一些问题打电话向他请教，他总是给我以具体的指导。有时又给我寄来一些相关资料，我感到他的指导不是把我的思维纳入他的思想，他从不对我说：“你这个想法不对！”或“你应该这样！”而是充分发现我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然后将其升华扩展，同时又尽可能给我更多的资料选择，拓宽我的视野与思路。

四月我赴苏州参加预答辩，预答辩之前我准备将论文草稿印一份给朱老师，当时他正要去北京开会，我怕影响他，小白他太累，便有些犹豫是否还是等他从北京回来再给他看。他说：“没问题！我在飞机上可以看，开会也可以看的！呵呵！”

他是预答辩的前一天才从北京回来的。回来后立即跟我联系，说要当面跟我谈论文。但因为他的公务相当繁忙，于是我们便约定晚上吃饭时边吃边谈。

那天晚上是苏州工读学校的校长请我吃饭，当然同时也请了朱老师。约定的时间到了，朱老师却仍被公务要处理，他来电话叫我们先吃着，不要等他。但我们哪能不等呢？可好不容易等到他来了，诸位正要举杯，朱老师却扬扬手中那本论文说：“你们吃着吧，我先和镇西谈谈论文！”

就这样，朱老师居然就在丰盛的饭桌旁，与我谈起了博士论文。一页一页地翻着我的论文，给我指点。仍然是平等协商的口吻，但朱老师的指导非常细致。我看我的论文上几乎每一页都留有他批改的痕迹，密密麻麻的，连错别字都一一改正了。我很感动——短短两天，朱老师在飞机上，在会场上，读我的论文竟然是如此之细致。

最后，朱老师把论文交给我，热情澎湃地对我说：“没问题！可以预答辩！”

当天晚上回到寝室，我再次拿出论文翻看，仔细研究朱老师的批改，感到朱老师对我既宽容得近乎客气，又严格得一丝不苟。说他“宽容得近乎客气”，是因为他的每一条修改意见都充满了对我的尊重，都是以商量的口吻给我指出，比如：“出处也是尊重作者和出版者的形式，也是‘民主’吧？一笑。”看着这“一笑”二字，我眼前便马上浮现出朱老师那真诚的笑容。说他“严格得一丝不苟”，是因为他对我许多地方的修改，严密准确得到了近乎“苛求”的程度——不仅仅是诸如把“人格的感染”改成“人格的引领”、把“民主教育思辨”改成“民主教育的思想源流”之类的修改，甚至连错别字、掉字等错误都一一帮我改正了。朱老师心细得连一个英文字母的錯误都没有放过！

在第二天的预答辩中，其他导师也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按朱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意见对论文重新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然后按要求印制成册，投寄给各位导师。

眼看着论文答辩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有些莫名地紧张起来。

我在外作报告，上千人的场面我都多次经历过，从来没有紧张过，这次面对的不过是几个人，我紧张什么呢？

其实，我说得不对。我面对的连“几个人”都没有，不过就是一部电话机！——因为“非典”，我不能去苏州，于是教授们便决定让我通过电话答辩。

这毕竟是博士论文答辩，我三年的心血是否能被承认，全在此一举啊！我在网上给朱老师发去短消息：“我很紧张，怎么办？”

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很短：“no problem！”但就这一句，就让我心里踏实了！

2003年6月1日下午，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家里。手握话筒，我镇定地陈述着论文的内容，并从容回答着导师们的提问。尽管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听到朱老师的声音，但我能够感觉到他那充满鼓励的目光。

答辩结束后30分钟，电话又打到了我的家里，是任平教授热情的声音：“李镇西，告诉你，经过刚才各位委员投票，你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祝贺你！”

我不住地说：“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千里之外的朱老师脸上那欣慰的笑容！

正当我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天上午，朱老师便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一一给我转达各位评委对论文的看法：“对你的夸奖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他们提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也只供你参考！虽然答辩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你的论文能够继续修改得更完美一些！”

对着话筒，我用笔一一记下朱老师转达的意见。然后情不自禁再次拿起那本被朱老师修改过的论文草稿，久久凝视着——我一定要永远珍藏！

旗手

朱永新有很多头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等等;还荣获过“中国十大教育英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  、“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等荣誉。

但在我和中国千百万一线教师的心目中，他有一个朴素而崇高的称呼：“朱老师”;对当代中国教育来说，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是当代中国新教育的旗手。

朱永新先生在中国教育领域勤奋耕耘了35年，学者与官员的双重身份让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和研究，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度。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教育思想影响中国，并辐射世界。《朱永新教育作品》（十六卷），被译为英、日、韩、阿拉伯等多种文字;他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新世纪教育文库》《新教育文库》等30余种;2016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大系》（十卷）更被誉为“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扛鼎之作”;他先后多次主持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

在朱永新老师身边读博的日子里，他思考并和我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是理想的教育。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的，而是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因为中国基础教育实在是弊端太多，他心疼孩子们在“应试教育”中所受的折磨，忧虑中国的未来是不是有足够的富有健全人格与创新精神的新一代公民。然而，朱永新老师不仅仅是一位问题的发现者和批判者，更是一位教育的建设者和行动者。这就是他提出“新教育实验”最朴素最深刻也最有良知的初衷。

朱永新先生对中国教育深具远见。他认为，教育应该“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教育者应该思考和追求教育的终极意义，治疗当前某些畸形教育的现状。2000年，他在《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中，用远大的教育理念深入探寻未来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勾画出21世纪教育理想的灿烂和辉煌，阐述教育的伟大使命和责任，由此萌发“新教育实验”的种子。

2002年，“新教育实验”全面启动。“教育在线”网站的开通、《新教育之梦》的出版、昆山玉峰实验学校的挂牌，标志着这一民间的教育改革行动正式铺开。

“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极富改革性和创新性的行动。它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起点，以“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一改过去应试为主的教育面貌，使得学生的生存状态、教师的行走方式、学校的发展模式、教育科研的范式为之一新，焕发勃勃生机和幸福光彩。它还因此成为了中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许多人追随朱永新老师，既是追随他的教育理想，也是追随他的高尚人格。作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民进中央的副主席，他的分内工作并非教育，他的分内事是做好民进中央副主席的一些常务工作，相当忙。但他这么多年来还做了一份义务的工作，就是新教育！而且这份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几乎每个周末，每个节假日，每个休息日，他都在路上，在学校，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为新教育忙碌。作为“新教育实验”的总设计师，他远不是仅仅提供思想而已，朱老师还深入教育一线，和普通教育者面对面座谈交流。他走遍了中国每一个新教育实验区， 和千千万万一线教师成了知己，和许多孩子成了朋友。朱老师就是这样思考着中国教育，并身体力行地推动着中国教育。所以我说，朱老师是中国教育第一义工！

当然，在中国无数被朱永新老师引领和影响的人中，我无疑是收益最多的一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朱老师称作我成长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在认识朱老师之前，我只是一名热爱孩子并对教育有初步思考的一线教师。师从朱老师读博以及跟随他做新教育之后，我的教育视野更开阔了，教育思考更深入了，教育理想更饱满了。我的许多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著作，比如《民主与教育》《做最好的老师》《幸福比优秀更重要》等，都是在读博之后写的。更為重要的是，朱老师给了我一份更加神圣的教育使命感。以前我发誓不当校长，就做一名教师，但正是朱老师告诉我，我们应该以更有力而有利的行动参与并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而做一个真正的校长应该是践行理想的选择。于是，我在成都城郊接合部一所涉农学校当了九年校长，践行新教育实验，从事平民教育。我在我的校园里面，开辟了“苏（苏霍姆林斯基）园”“陶（陶行知）园”和“新（新教育）园”，根据我校的学生实际，将新教育理想与平民教育思想整合起来，变成课程和教师每一天的教育行为。我的教育探索不但赢得了孩子和家长的认可，受到社会各界的点赞，还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高度评价，他亲笔批示道：李镇西校长走的乡村平民教育之路是正确的，他和同事们通过“提升教师、关爱孩子和影响家长”三件事，让孩子们享受优质教育，富有创意，符合实际，抓住了素质教育的关键问题。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如果没有朱永新老师的影响与引领，我的教育是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的。

朱永新老师及其新教育实验，赢得了中外学术界和媒体的高度评价。每年一届的新教育国际论坛，都有中外教育学者研讨新教育实验，美国教育学者、休斯敦特区教育测量与统计专家叶仁敏先生还专门对新教育实验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新教育在诸多方面取得的成绩。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评价：“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可能性孕育在进行教育革新的新教育中。”

澳大利亚教育学者本杰明·切瑞：“我深信在中国，充满生命力的新教育方式与世界上最悠久优良的传统相遇，新的事物将会诞生。”

中央教科所原所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评价：“新教育团队这十年来的探索，是开拓性的、创造性的，他们已经贡献很多，还将会有更大的贡献。”

著名教育家、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新教育实验具有实践性。新教育的实践有别于学院派的研究、行政化的实验，反映出了第三条道路，自上而下的参与来唤醒教师的参与。”

《人民教育》杂志社原总编傅国亮评论：“新教育实验，我认为应该说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具体模式，一个成功的模式，一个有效的模式。”

除此之外，中国各大权威媒体也对朱永新领衔的新教育实验有着良好的评价。

中央电视台在《心灵的教育》节目中说：“与此同时，相对以分数为主要导向的应试教育，新教育注重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强调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并且通过“晨诵·午读·暮省”的儿童生活方式，让学生拥有一个博爱而敏感的心灵，重塑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蓝图。”

《中国教育报》评价：“‘生于毫末’的新教育实验虽然尚未成就‘合抱之木’，却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支奇葩。”

朱永新先生对中国教育深沉的爱，让理想成为现实。他在中国教育研究及发展方面的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正与“一丹奖”以教育提升人类福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不谋而合;联合国呼吁各界“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而“新教育实验”正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实际行动予以了证明。

千百万师生的实践及其成果已经证明， “新教育实验”已成为中国素质教育一条有效的路径，而朱永新先生已经成为引领教师成长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作者单位：新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