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杨

摘要： 一篇关于最近两本书的评论文章认为，西方的话语分析方法不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话语。这篇评论文章质疑，作为前一本书的唯一作者和后一本书的三位作者之一，石旭是否已经默认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或者在他提出的中国语篇分析是特定于文化的，还是适用于“非西方”的任何地方的问题上自相矛盾。这篇评论文章力求在承认该书的积极贡献和诚实承认其逻辑弱点之间取得平衡。

关键词：话语分析;西方;平衡

引言

在《中国语篇研究》（2014）中，施绪提出了在中国乃至更广泛的非西方语境中开展批评语篇工作的具体要求。他认为，目前的研究方法不足以分析中国话语，需要一种具体而新颖的方法来揭示中国话语的文化复杂性和独特性。时旭深入研究了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似乎困扰着批评性话语分析（CDA）的普遍主义问题。然而，阅读许世旭的书，似乎他提出的另一种方法，CNDS（中文语篇研究），可能会成为一些问题的受害者，而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许也与Kwesi Kwaa和Pardo在发展中世界的话语（2016），认为话语的工作应如何开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展示了西方中心研究，基于其根深蒂固在美国和西方话语实践，可以为应用程序不恰当的和无效的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中国语篇研究》（2014）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施绪的范式建构，第二部分是该建构在中国语境中对三个不同语篇领域的應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2016）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亚洲话语研究”，第二部分为“非洲话语研究”，第三部分为“拉丁美洲话语研究”

一、去西方化话语分析

时旭对话语分析实践现状的讨论始于对CDA和其他话语分析工具的观察。话语分析的方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于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时旭，2014年：3）。时旭认为，CDA从业者既不是文化中立的，也不是民族中立的。取而代之的是保持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

读了“通史”的导论，谈到西方话语实践中固有的问题，我忍不住感到自己处于困难甚至被疏远的境地。时序迫使西方学者在非西方语境下对自己在话语分析工作中的地位提出质疑，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潜移默化的一种感觉是，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时旭的推理路线，就没有出路，而是注定要落入文化帝国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旧陷阱。这并不能为话语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潜在的、令人兴奋的范式。是的，我们应该质疑现状，但我们是否应该感到受到我们的文化背景，甚至是我们的种族的限制，在一个不是我们本土的文化中进行话语研究呢？类似地，“发展中世界的话语”用了许多页来讨论西方中心话语研究的错误之处，这几页可能相反地探讨了时旭所提供的特定文化范式的正确之处。尽管如此，每一本书的开篇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对话语研究的意识形态立场。

有趣的是，另一方面，“发展中世界的话语”并没有建议施旭（2014）的方法应该是一个“一刀切”的非西方世界话语研究框架，而是建议文化特定的范式应该适用于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背景。因此，在这两本书的出版之间，时旭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 文化话语研究。

时旭（2014）将“文化话语研究”（CDS）描述为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范式，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CDS的目的是将话语分析建立在一个学术环境中，该环境意识到“我们的话语学术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因此它可能存在偏见、局限性和后果”（2014：34）。时旭提出CDS是对西方话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施旭的意图是，CDS可以用于各种环境，甚至西方环境，但他明确表示，应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环境中使用CDS，目的是改变“当前的知识/权力不平等”（2014：34）。有趣的是，Shixu经常和相当有目的地将亚洲分组，非洲和拉丁美洲离话语太近了，也就是说，“非西方”。我觉得时旭做这件事的意图是很奇怪的。可以理解的是，他提出了一种替代。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方法，然而，它似乎有一些反效果，一方面，建议我们。需要在文化上有针对性，而另一方面，指的是包括东亚、非洲在内的西石器时代和艾迪森特许经营的东方，还有美国。然而，“发展中世界”（2016）的论述却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分隔到了他们的经济增长地区。

Prah和Pardo并没有给他们的话语方法起一个特定的名字，也没有说明他们的方法是否与之前的所有方法相一致。时旭用几个缩略词来命名他的话语方法——广告，cd， CNDS， EDS。这些缩略语通常描述大致相同的东西，为了连贯起见，如果时旭决定用一个名字来描述这种方法，读者会更容易理解。例如，这两本书中使用的亚洲语篇研究（ADS）和东方语篇研究（EDS）之间的区别是不清楚的。时旭的《中国话语研究》（2014）对当前话语实践中固有的问题进行了有时令人吃惊的探索，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话语分析的基础著作。人们希望，在未来，时旭将提供更多的例子，说明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如何与西方沟通如此不同，以及儒家、佛教和东方哲学如何在石旭提出的程度上影响日常沟通。这本书的某些部分读起来相当令人困惑，尤其是反复提及中国交流中固有的“和谐”概念——但正如这本书所建议的，这种困惑或许仅仅反映了我对西方的偏见？对于语篇分析者和中国分析者来说，这本书当然很有趣。时旭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否会彻底改变话语分析的方式还有待观察，但它将迫使话语分析者质疑自己的信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2016）讨论了与中国话语研究相似的主题，施旭在书中自然阅读的部分与之相似。本书的另外两个部分，关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语篇，对目前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提供了许多见解，而且确实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即西方语篇实践迄今未能恰当地处理这些语篇问题。中国语篇研究（2014）和发展中国家语篇研究（2016）都迈出了第一步，为深入了解在非西方背景下进行的语篇研究提供了视角，并有可能导致在这些背景下开展进一步的语篇分析工作。

结语

中国语篇研究（2014）和发展中国家语篇研究（2016）都迈出了第一步，为深入了解在非西方背景下进行的语篇研究提供了视角，并有可能导致在这些背景下开展进一步的语篇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