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然

这一刻，彭裕商已经等了太久。

11 月2日早晨，天微亮，他就爬起了床，赶到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中心与边缘：巴蜀文化和上古中国”论坛会场。就是在这场论坛上，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将迎来正式揭牌，古文字这一研究难度大、门槛较高的冷门绝学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起源，传承着中国基因。”一件黑色厚外套包裹住削瘦的身子，用一口地道的老成都口音，彭裕商向记者解释着古文字的奥妙。与古文字结缘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彭裕商表示，大多数时候坐冷板凳，却沉浸其中。即使年至古稀，他仍坚持往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與学生一聊就是一下午。

英语仅一分：

他从工人变身全国第一届研究生

42年前，彭裕商只是个工人。为了上大学，他读了两次初中也没能上高中，后来却因一个契机，成了四川大学古文字学中唯一从初中生一跃成为研究生的人。

“那时候走到武侯祠这些地方，简直看不懂石碑上的那些对联、诗词。觉得太空虚了，这样子不行。”爱看书的彭裕商面对这些“天书”，冒出了一股子执拗，他决定要弄懂这些迷样的文字。街上没有卖古书的，他就去亲朋好友家一本本收罗;遇到不懂的，他就搁在那儿或请教父亲。就这样咬牙坚持了六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

1977年，报纸上发布了全国统招研究生的通知。当时四川大学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的国学大师徐中舒列出了系列参考书，一看都是自己熟读过的，彭裕商心里有了谱，下定决心：不再做工人，要去读书。

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恢复高考、邓小平恢复工作。一向沉默少语的彭裕商，却对那场研究生笔试有说不完的话。

“3月份报名，5月份就考试，如果没有以前读书的积累，根本就不可能考得上！”回首过往，彭裕商轻轻地抿了口茶，感叹自己赶上了好时候。那时，没有相关学科背景的人报考研究生，可用同等学历代替。

直到今天，他仍清晰地记得笔试分数：专业课90多分，政治45分，英语仅1分。由于政治和英语仅作为参考，彭裕商凭借着靠前的专业分数，半只脚幸运地踏入了川大研究生的门槛。

“复试就考得更深了。徐先生考的文字分析，放到现在博士都不一定能回答好。”彭裕商说，“成绩名单一出，心里高兴得很。”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直到复试时，他才知道，竞争对手既有本科、专科生，也有高中生，只有他是初中生。

参加复试面试时，年过八旬的徐中舒，指着彭裕商的五万字读书笔记问，“你在外面自学遇到不懂的，怎么办？”彭裕商直率地说，“不懂，就继续读，读多了就懂了。”“对！你这是最正确的自学方法。”提到导师多年前的夸赞，彭裕商笑呵呵道，“不能因为有困难就退缩噻！”

那年，彭裕商28岁，以第二名的复试总成绩跨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大门。

摞起古书两尺多高：

搞研究就需要近乎偏执的追求

“我们多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但通过研究古文字，我们能追本溯源，接近历史真相。”进校后，彭裕商对古文字的兴趣更大了。

上世纪30年代，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甲骨文研究在巴蜀大地生根发芽。直至上世纪70年代，学界还未形成一本详解甲骨文的字典，这时徐中舒主动提出编写《甲骨文字典》。

“没有基础，只有静下心来‘死读书’。别人读一遍，你读一百遍;别人读十遍，你读一千遍。不断地重复，就融会贯通了。”在紧跟导师徐中舒求学的日子里，彭裕商不仅通过“死读书”，恶补了殷墟考古方面的知识，还负责甲骨文字典的年代学整理，逐渐成长为甲骨文断代领域的专家。

“编了两年就毕业了，旧人离开，新人又来。从始至终参加《甲骨文字典》编写的人只有我。”彭裕商用“笃学”来形容自己求学与字典编写的经历，期间不乏其他的发展机会，但他选择了坚守和传承。

字典中的甲骨文拓片材料不好找，彭裕商和同学们就到处去寻，将川大图书馆珍藏的几十本含有甲骨文拓本的线装书籍一本本抱出来，再用硫酸纸蒙在上面一一临摹、晾干、装订，便成了《甲骨文字典》字形的来源。这本字典一共收齐了4000多个单字，能辨识的有1300字，编撰团队对其进行了重点解释，首创了字形、解字、释义三部分结合的编纂体例。

“编写字典时，徐先生开始也没想到做年代学排序。”彭裕商说，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围绕年代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讨论得很热烈，而四川却无一人研究这一领域。让彭裕商感到汗颜的是，1981年参加中国古文字学的第四届年会时，关于卜辞的年代学研究，除了四川大学，各高校均有代表发言。

“我们怎么能掉队？”较真的彭裕商，就这样开始自学甲骨文断代研究。看着彭裕商的断代研究日渐成熟，导师徐中舒索性让他负责《甲骨文字典》的断代工作，提升字典质量。

“这需要应用考古学方法，结合甲骨在殷墟出土时的地层、周围出土器物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于彭裕商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那时他对殷墟考古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只有一边熟读邹衡教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边查阅近年的研究成果。

两年下来，彭裕商看过的书籍，摞起来有两尺多高。最典型的一次，为了搞清楚一片甲骨的出土年代，他近乎于偏执地翻了五、六本书，查了几十万字的报告，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彭裕商说：“搞研究就需要这种近乎于偏执的追求”。

与对学术问题的较真不同，彭裕商的学生吴毅强博士表示，生活中的彭老师性格十分随和，节俭朴素。格子衬衣与黑色外套是他长年的“标配”，不论授课或作报告。这与徐中舒老先生的教诲有关。

彭裕商还记得刚入学时去拜见恩师时的画面。他们没想到，一代大家竟居住在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两间旧房里。面对学生们的不平，先生却处之泰然，并勉励道：“‘士志于道’，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们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千万不要在生活琐事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不能让古文字在我这断了

1988年，《甲骨文字典》的出版在学术界引发轰动。“迄今它都是甲骨文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评价。

字典出版的那年，彭裕商刚博士毕业。由于擅长甲骨文断代，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断代》引起了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的注意。在李学勤的极力推荐下，他开始了漫长的修订。经过六年的打磨，20多万字的定稿最终得以出版。两年后，他与李学勤共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出版，进一步将甲骨文的断代研究推向纵深。

可彭裕商没有止步于此。受到导师徐中舒既擅长研究先秦史，又有多學科宏观素养的启发，彭裕商认为古文字学的四个分支学科——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都有涉猎的必要，“知识面广，研究出来的东西也更可信。”

此后的20年，彭裕商一头扎进了对金文的研究。对于前来讨论课题的学生，彭裕商也时常耳提命面，“要多学科涉猎，定时汇报研究进度。”

一晃几十年过去，彭裕商的头发已逐渐稀疏斑白，并于2016年底正式退休。这预示着，全国尚不足百人的甲骨学研究队伍又少一人。

这些年，西南地区的甲骨文研究面临着人才断层、后继乏人等困境，彭裕商今年被返聘回校。彭裕商认为，相比国内其他高校，新成立的6名教师、24名在读博硕士的基本研究团队还相对薄弱，“但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个好的开始，总不能让古文字从我这断了。”

为保障甲骨文的研究薪火相传，川大专门成立了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吸引了吴毅强等中青年骨干返校。正如当年老师徐中舒言传身教那样，彭裕商对古文字的热爱，也激励着诸多年轻人。

“从读研时旁听老师的课，到读老师的博士生，老师对古文字事业的笔耕不辍与热爱，给了我很多启发。”吴毅强表示，选择返校，也是希望继续传承老一辈朴实的研究精神。“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站上课堂或者写书，把更新的历史和故事讲给大家听。”研究中心成员、年轻的在读博士生王森说。

今年11月，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

在彭裕商看来，研究中心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学生带好，一起把国家重点课题“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完成好，再启动对甲骨文字典的修订，任务还是很艰巨。“现在刚拟定了一个3年计划，先踏踏实实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