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鹏

以往的事实表明，凡是被称作XX领域的“沙皇”的公众人物，下场都不大妙。强力人物强力推进政策的时候，往往树敌过多。背后的支持一旦撤销或者打折扣，很容易遭到反攻倒算。

最新一起不幸的例子，是卡洛斯·戈恩（CarlosGhosn）。自从上个月被逮捕后，这位汽车业的强力人物，一直在律师的帮助下试图在法庭上翻盘，甚至在检察官决定起诉之后，依然令人钦佩地斗志不减。但从日本以往的控罪案件走向看，戈恩全身而退的几率只有1%。

戈恩被正式逮捕后，日产和三菱分别罢免了戈恩的董事长职位。雷诺选择保留其職位，但CEO职位被替代，毕竟戈恩短期内不可能再亲自监事。事实上，无论结局如何，戈恩的职业生涯已经完结，而且是以极不体面的形式。

表面上看起来，汽车业大佬们攫取权力的过程大同小异，事实却各不相同。其实，足以掀翻一切的惊涛骇浪来临之前，往往是有些预兆的。

他们赢得足够声望的方式却只有一样，那就是拯救了企业，或者将企业带上新的高度，职业经理人的桂冠总是由市场颁发。大众前CEO马丁·文德恩（MartinWinterkorn）如此，保时捷前CEO文德林·魏德金（WendelinWiedeking）也如此。

戈恩之所以能成为史无前例的三家独立车企的领导人，与其当年奇迹般地拯救日产有关。戈恩1999年被派去日本，雷诺管理层实际上希望他剥离有用的资产，因为作为整体，日产已经不可救药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戈恩用了18个月令陷入沉疴的大企业扭亏为盈，从而赢得了近乎救世主一样的荣誉。戈恩的招数在今天看来好不新鲜，就是“成本屠夫”的那一套：拼命削减人力和采购成本、提升决策效率、扩展横向联合。他将日企几十年来形成的企业文化踩得粉碎，废除了终

身雇佣、年资排序、高层不可批评、日式各种职场小禁忌等等制度。戈恩横冲直撞的作风令日本人目瞪口呆。不用说，在重整过程中，他得罪了成千上万的人，也砸碎了数以千计职员的饭碗，从保洁员到公司副总。虽然他声称“不会将任何一个人丢在寒风里不管”，但现金补偿绝对不足以弥补失去职位的不安和愤怒。

和戈恩长期蛰伏、一鸣惊人类似，文德恩1981年就加入大众，直到2007年就任大众CEO之后，才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在他执掌大众之后，这家公司才得以超越美国同行，与丰田轮流坐庄，充当霸主的“天选之子”。虽然大众的美国业务一直不尽如人意，但文德恩给大众留下来的遗产，仍为大众留在“第一集团”的位置奠定了基础。那就是通用平台技术。

尽管这不是什么技术机密，但在大众之前，没有哪个主机厂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大众十年内投资的MQB、MLB、MEB等平台，为大众未来三十年的产品指明了方向。尽管被评论界不断吐槽大众的套娃策略（甚至不同车型的方向盘都长一样），但历史证明了文德恩大举投资通用平台的正确性。至少在遭遇“排放门”的重击之后，大众仍然保持财务健康，这真是一个讽刺。

大众为此节约的研发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巨，随着平台车型的拓展，该数字仍在不断扩张。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新车型研发周期，市场先机带来的间接效益很难计算。但可以观察到，竞争对手们都在仿效大众的做法，包括在产品成本管理水平最高的丰田。

但是文德恩仍然无法避免来自创始人家族的压力。虽然他挺过了皮耶希掀起的“倒文运动”并令后者下台，但也由此埋下了自己失败的种子。

魏德金也同样，在职业生涯的后期，也与皮耶希产生严重冲突，最后成了大众和保时捷和解的牺牲品。但是他辞职年代过于久远，以至于他的名气远没有前两者大。当时保时捷品牌处于保时捷和皮耶希两大家族争夺的焦点，CEO的位置注定是众矢之的，但魏德金的职业生涯仍然闪亮。

在长达数年的运营中，他一度得到两大家族共同背书，这是他的前任梦寐以求的。在他任上，保时捷摆脱了曲高和寡、研发乏力的“豪华车企业综合症”。他以对付工会和不安分的供应商的“甜点和鞭子”而闻名，同时对成本的掌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凡是成功的经理人，对成本都极其敏感，并都有手段去排除抵抗削减的势力。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够，市场只会拥抱从荆棘之中劈出一条新路的领袖。

魏德金的成名之作，是搞定了卡宴的量产。从而让这家小众企业生产出“烂大街”的车型。对于超跑起家的企业来说，这是最大的褒奖。为此，他被称为“祖文豪森的巨人”。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经理人不可能一直处于职业巅峰，就像政治强人不可能永远执政一样。同样遗憾的是，急流勇退者少，抱恨而归者多。

戈恩到底是否如指控中所说的那样，猥琐到自行少报收入以逃税的地步，不得而知，毕竟当年的“最佳经理人”也是人，不可能永远理性从事。但是报税这等琐碎事物，应由秘书代劳。在现代财务、审计和税务制度下，企业一把手亲自这么干，不啻于自裁。戈恩居然栽在这上面，匪夷所思。尽管腐败指控通常作为企业领袖倒台的方便理由，但后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往往是，他们触怒了比他更深厚、更盘根错节的势力。

在羽田机场逮捕戈恩的是东京地检特搜部。这是一个明星机构，多年来以调查日本政治人物而闻名，尤以当年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受贿案而一战成名。该机构的前身隐匿退藏搜查部，1947年成立，主要负责搜查二战中日本掠夺的隐匿物资。因此，该机构的肇始并非日本检察机构，而是驻日美军主导下的检察机关，具有强烈的美国背景。这样一个机构主导一家私有公司领导人的调查，背后是否有政治因素，引人遐想。

多年来，戈恩谋求两家企业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努力，都告失败。日产重新崛起后，开始反对与雷诺建立更紧密的财务联系。而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就批准拨款，让政府增持了雷诺股份至19.7%，并根据新鲜出炉的《弗洛朗热法》，倍增了投票权。马克龙当选总统后告诫戈恩，“不要放松雷诺对日产的控制”。从内部看他在内建立的决策层比前任小得多，多年来他被亲密顾问所环绕。日产董事会形同虚设。一个强力人物，终究走向自我孤立，简直成了历史宿命。

文德恩领导下的“排放门”发酵得空前绝后，给了美国人发难的口实。他引咎辞职后，尽管大众付出了150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和罚款，美国人仍在寻求起诉文德恩。

2018年5月，底特律联邦巡回法庭指控文德恩，罪名是排放作弊案中，文德恩“知情不报”和“妨碍司法”，面临最高25年刑期。不过此事半年后也没有下文。德国法律规定，德国公民只可被引渡到其他欧盟国家或者国际法庭。看来，文德恩需要仔细筛选旅行目的地，因为存在被第三国扣押并引渡到美国的风险。理论上，他是美国司法的在逃犯。而大众监事会则屡次讨论向文德恩“索赔”，他高达3000万欧元的退休金有被清算的风险。

魏德金的座右铭是“没有冒险就没有乐趣”。魏德金对大众的收购，并没有把传说的中东资金作为后盾。他居然从公开市场上拆借资金，突然發难，从市场上收购了8.27%大众股份，一跃成为大众的第一大股东。此时的保时捷更像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而非车企。而且，收购战中最要紧的是现金实力，而非制造规模。它反映的是现金筹措能力，而非单纯的自有现金流。保时捷举债100亿欧元，相当于押上8年的净利润。而皮耶希了解到魏德金的钱都是借来的，就大施拖刀技，大众和保时捷互相增持对方股份，直至成为对方最大股东。

魏德金的手法介于“狗熊式拥抱”和“狙击式购买”之间。合并谈判被叫停后，他被皮耶希要求公布保时捷的负债情况。后者希望投资者对保时捷的投资计划施加压力，这一招促使魏德金计划的崩盘。

六年前，在魏德金离开保时捷许久，忙于投资饭店、房地产公司的时候，美国还以投资者“集体诉讼”的名义，指控其涉嫌违反信托、涉嫌操纵市场。旷日持久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又拖了好几年，毫无结果。和文德恩的案子一样，美国人喊打喊杀，而德国检察机构三心二意。

虽然他们都是欧盟国家的公民、职业经理人，服务的也是域外企业（对美国而言），但美国发出的“追杀令”如影随形，如附骨之疽。固然由于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特点和有利于投资者的诉讼规则，但适用法律并非关键。美国不但建立了战后的商业规则，还为之提供交易通道、基础货币和不可忽略的市场。直到今天都无出其右，找不到替代者。

所有依赖国际供应链或者海外市场的企业领导人，忽视美国法律风险，都是不明智的。戈恩、文德恩和魏德金的案子，虽然政治因素的证据都不充足，但都有一些美国势力在幕后影影绰绰。公众可能永远不知道其中真相，但联系是无法割断的。

行至水穷处，想软着陆也难如愿。再强势的经理人，也不可能永远压制内部反对势力。当外部经营环境恶化，内外勾连，股东或者老板们的态度就成为关键。但在殃及企业生存的法律或财务风险面前，职业经理人总是可以牺牲的筹码。这也是其宿命。所谓大佬，抽却背书后难免形影相吊。“沙皇”？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