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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启宇的农业经济思想

2019-09-10朱鸿翔

关键词:农业经济思想

摘 要:唐启宇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丰富,政、学、新闻等多界的从业经历使其兼具农业经济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所提出的有关农业垦殖、农业金融以及合作推广的观点都颇具见地,其中一些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启宇;农业经济;思想;垦殖;农业金融

一、引言

唐启宇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专家,1895年出生于江苏江都,192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获农学士学位,在考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留美公费后赴美留学。他先在美国乔治亚大学专攻植棉学,于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农业经济学,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的主要职务包括国立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校教授,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总干事、江苏省农矿厅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員会简任技正、中华农学会理事、农业周报社社长等。从唐启宇的求学经历来看,硕博阶段的学习使其兼具了农业技术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双重背景,从工作经历看,他曾先后涉足政界、学界、新闻界,是集理论和实践于一身的农业专家。唐启宇依托丰富的学识和实践经验针对当时农业经济的诸多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很多观点对今天的乡村振兴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对其农业经济思想的专门研究仍然付之阙如,本文不揣简陋,试图展开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二、唐启宇的农业经济思想

(一)农业垦殖思想

垦殖思想是唐启宇农业经济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和其他农业经济学者不同,唐启宇曾经亲自参与主持过垦殖实践。1938年他被委任为江西垦务处代理处长一职,在江西省以集体经营的方式推广垦殖事业,取得了较丰富经验。在著书立说方面,他不仅撰写了《垦殖学》这部技术性著作,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历代屯垦制度进行梳理总结,形成了《历代屯垦研究》(上)(下)两本书。在《垦殖学》中,他对垦殖的核心、政策、制度、统计、管理、荒地的调查以及垦民、垦地、垦备、垦营、垦资、垦果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该书先后共出版三次。《历代屯垦研究》上册研究了屯垦制度的起源、意义及演变过程、屯垦制度的方式及成分、屯垦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上的地位、兵屯、民屯、犯屯、商屯等屯垦形式、性质、地域、设施及利弊等,下册记述了黄河中下游、辽吉黑三省、大漠南北、甘青、天山南北、长江中下游、粤、桂、闽、台、川、康、滇、黔等地的屯垦问题,并对历代移垦情况附图加以说明。

对于为何需要开展垦殖事业,唐启宇的认识随着国内外情势的变化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在抗战爆发前他认为垦殖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耕种之土地有限,而人口则甚为藩滋,其需要垦殖,以增加食量及原料之供给,以转移输出入之劣势”。及至抗战爆发,他又认为战时垦殖事业更为重要:首先,战争导致难民激增,国家没有财力开展收容工作,而鼓励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则可以使他们自食其力;其次,随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前后方的军民粮食均难以供应,这种形势下非在西南西北垦荒不可;再次,战争时期军民所用物力耗费巨大,必须开发土地增加生产以资补充;最后,农产品以及农村副业生产的减少影响到了对外贸易的收入,只有开荒增加农业生产才能保证换取足够的外汇收入。抗战胜利后唐启宇把垦殖看作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一是战争过后大量土地抛荒,必须从速恢复生产,国家边境地区由于人少地大,兼用农垦、牧垦、林垦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巩固国防;二是战争过后,大批军人解甲归田,而垦殖可以为他们提供“重入正常生活的机会”;三是垦殖区的农业生产可以为其他地区树立榜样,比如新式农具的制造、化学原料的使用、改良种子的推广等等[1]。可以看出,唐启宇始终坚持把垦殖事业作为我国农业发展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而且能够结合情势变化不断挖掘垦殖业的作用和意义。

在任职东南大学期间,唐启宇曾利用暑假率领二十名学生赴绥远调查农垦,行程数千里,历时两个月,访遍绥远各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西北农垦计划私议》一文,全面系统的阐述了他的西北垦殖主张。唐启宇认为开发西北需要注意的原则包括农地农有、节制资本以及团结五族。对于农地农有,唐启宇主张限制垦殖公司及协作社所领农地,并且所领农地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垦完毕,应垦未垦的土地由垦务局收回另行放垦,垦成的土地在前二十年可以归垦殖公司,但二十年后即归农民所有。节制资本方面,一是提倡各项组合事业,二是规定投资西北各项工业必须有四分之一的当地资本,三是投资西北获纯利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必须加征税收。对于民族团结,唐启宇认为西北各族习惯不同,风俗各异,应当民族团结,各以文化相提携,而不能以一族欺凌他族。唐启宇认为这三大原则相互联系,因为如果农地不归农有,资本家就会攫取农民的盈余,资本无节制,资本家则会从多方面侵犯农民的利益,民族不团结,农民也无法安心于农牧业的生产。在这三大原则下,唐启宇提出了具体的垦殖途径:一是资金调剂,二是水利振兴,三是土地概况预算及计划,四是农业改良,五是新村建设[2]。唐启宇所提出的三大原是对孙中生先生相关主张的延伸阐述,五条途径则是对当时西北实情的客观回应,在同时期垦殖思想中其系统性和操作性都是较为出色的。

(二)农业金融思想

农业金融也是唐启宇着力较多的领域,比较典型的几篇论文包括《中国农业金融制度之确立问题》、《农村复兴中之农业金融问题》、《农业贷款制度之研究》等。唐启宇在研究农业金融时往往将其内嵌在垦殖、合作社、农场经营等事业中进行论述,金融如何服务于农业生产经营的途径阐述得清晰明了,相关结论更具实用性。

唐启宇把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制度的发轫归结为五点:农业专业化、农产物商品化、农业经营工业化和集约化、农业经济扩充化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上述所列五点也渐次出现,农业金融随之相伴而生。农业金融能够帮助农民引进新知识、新发明和新技术,摆脱贫困生活,可是现实中为什么农民贷款却非常困难,对于这个问题,唐启宇总结出三点答案:一是农业贷款周转过缓,普通商业银行更喜欢周转灵活的短期借款;二是常用来作为抵押物的地产不是流通财产,在接受度上比不上股票和提单;三是办理农业贷款时需要银行工作人员去农村调查办理,对于这种耗费时日的业务商业银行往往兴趣不大[3]。唐启宇根据农业弱质性的特点和商业银行逐利的本质所进行的总结客观揭露了农业金融推进不力的原因,也成为他积极呼吁和推广成立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合作社的实践前提。

农业产业生产周期长,回报慢,这是农民难以贷到款项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唐启宇借鉴了西方国家对农业金融期限的划分,把农业金融分为补充流动资本的金融、补充固定垦殖资本的金融、不动产农业金融和改良农业金融四种。第一种用于支持农民生产经营过程中购买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期限和农业生产周期相符,大抵为六个月到一年,是为短期金融;第二种用于支持农民购买牲畜、农具机械等大型生产资料,期限设定为三到五年,是为中期金融;第三种帮助农民购买土地,期限由二十年起,多的可以放宽到五六十年;第四种金融贷款可以帮助农民施行灌溉排水工程、改造农场建筑物等等,其期限可以设定为十到二十年,后两种是为长期金融。对于垦殖事业所需资金,因其贷款期限长达数十年,唐启宇认为只有政府设立土地金融机构才能提供合适的服务[4]。针对农业生产中各项不同的经营活动设置合适的贷款期限有利于农民更容易得到贷款,也能够减轻他们的还款压力,为了滿足不同期限的贷款需求,唐启宇认为从事农业金融业务的机构应当构成合理的体系,使得短期中期长期的贷款都能得到有效供给,各家金融机构之间各负其责,通力合作,统一步骤。

为了实现资本不受侵蚀、利息如期收回的目标,农业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应当成为首要注意事项,唐启宇把资本来源按优劣程度依次划分为农民自有资本、官方资本、商业资本和外国资本。从农业资金的运用来看,大部分农业是小规模经营,所需资金额度较小,普通金融机构对此兴趣不大,因此唐启宇主张设立合作社,将同乡农民需求数汇总后再向金融机构请求放贷,这样可以用全体社员的连带责任作为借款的信用担保。农业金融赚取利润相对较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唐启宇因此提出农业金融机构应当有别于普通金融机构:专门的国立农业金融机构由国家来设立,从事农业长期金融业务的储蓄银行和从事短期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则由国家进行奖励,以增加农业资金的来源[5]。

(三)农业经济方法论思想

在《农业经济学》一书中,唐启宇专辟一章详细探讨了研究农业经济的方法问题。唐启宇认为,研究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先归集事实,再提出假设,然后根据归集的事实证实假设,从而得出结论。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学者同样要遵循这一方法,只有在明晓经济理论后才能开展数据收集工作。

唐启宇把具体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以下几种:第一,农场记账法。这种方法指的是每一个农民需要对他的工作作详细记录,所记内容包括用当时价格计价的财产和负债,在年终时还要进行年初年末的比对。第二,历史法。唐启宇认为“用长时期之事实以研究经济势力之应用谓之历史法”。农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有时需要较长时间的事实来进行验证。他以土地公有政策为例,该政策在唐初可以实行,但到唐中叶后,随着税制由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制,这一政策也就难以延续。唐启宇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时注重历史法的运用,如前文所述他能够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对垦殖事业的意义作出不同的阐述。第三,地理法。各地的农业特别是农业作物方面各不相同,这些不同主要是由于气候、土壤、地势、贸易关系等因素引起的。唐启宇认为用地理法研究可以制定出各种不同作物的主要分布图,从而探究各地农业发展差异的原因。甚至在谈及农村学校教育时,他也认为学校教员必须首先掌握该地方的气候、土壤作物、牲畜、市场情形、农民数量等等,然后才能有的放矢的开展教学。第四,统计法。唐启宇指出统计法可以使农业经济研究变成定量研究,统计法又可以分为绘图法和列表法。用绘图法不仅可以从纵向上看出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变动,而且可以从横向上看出某一地区各种农业生产的情形。用列表法则可以研究农场,画表统计每种农作物耕种的亩数可以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土地,知晓作物的种类、牲畜的数目、饲料的数量等等就可以研究农产品如何利用。政府采用统计法不仅可以知道某一年的生产量,而且可以预算第二年是否应该增加某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如果政府能够进一步掌握生产费用的话,还可以为制定农业税收政策提供依据。在《农场调查统计法》一文中,唐启宇以农场调查统计为例,详细说明了农场调查的目的、调查法的限制、调查法的次序、如何正确使用调查法、农场调查法的施行以及调查表的设计、农产费用计算法等内容。第五,试验法。唐启宇以如何掌握精耕程度为例对该方法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农业经济学者可以从有经验的农民那里搜集到基本数据,但在推广时仍然需要相当多次数的试验。以精耕而言,其程度会随着各个农场情况的变化而不同,它受到农民的工作效率、工资、农具以及地价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推广精耕程度时农业经济学者必须多做试验以“实证于各农场”。[6]

(四)农业合作思想

推广农业合作事业也是唐启宇着力的重点工作之一,并对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其他农业经济学者不同的是,本主题的很多文章都是基于其政府主管官员的身份背景,立足于某个地区尤其是江苏的政策总结或是实施计划,和单纯的理论研究相比,更加侧重于操作性和指导性。首先,他认为合作组织非常适合成为农民经济组织,其原因在于信用合作、保险合作、生产合作、运销合作、供给合作以及水利灌溉中的利用合作等等增加农业生产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合作社来进行。其次,他认为合作金融更多应该以资助生产为目的,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慈善性质的救济。各县应该设立农民银行或办事处,对于商业资本流入农村要详细制定统制办法,以免滋生剥削流弊。再次,对于指导合作事业的合作指导员的任用,唐启宇认为他们经常要接近农民,因此学识和经验要兼备,他们必须具备的素质包括诚实、虚心、负责任、能够同心协力、有服务社会国家的精神等等[7]。

三、评价

(一)注重调查研究

唐启宇的研究注重实证调查,善于用数据说话,加上他具有的农业技术教育背景,在论及各个地区的气候、土壤、水利设施、各种农作物的特性分布时都如数家珍。他的论述比一般的农业经济学者更具专业性,摆脱了泛泛而谈,做到了有理有据。例如,唐启宇对我国的棉产情况进行统计说明时认为棉是世界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料,我国的产棉区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从数量上看,从1918年到1933年间平均产量仅九百万担,到1936年时增长到了一千四百四十六万担,尽管如此,西北各省的幼童仍然衣不蔽体。唐启宇认为要想使原棉增产就必须从数量、品质、地域、分配等四个方面着手。他不仅通过计算得出要想使棉产量达到两千万担就必须新增棉田面积七百五十万亩的结论,还从一个农学家的视角提出长绒棉宜推广“海岛棉”或“埃及棉”以增加精纺原料,短绒棉则应当因地制宜,在长江流域推广“德字棉”,在黄河流域推广“斯字棉”,新增加的棉田主要应分布于新疆、海南岛和江苏[8]。

再如论及办理垦荒注意事项时,第一点他便强调要开展荒地调查,具体调查内容必须涵盖荒地的数量、性质、地处位置等等,因为荒地普查是后续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9]。而在谈及如何创办消费合作社时,唐启宇同样指出第一步就要注重调查研究。他不仅在文中设计完整的调查步骤,指出具体的调查方法,甚至连包含各项要素的调查表格都拟定给出[10]。为了做好调查工作,唐启宇多次远赴边疆,除了前述暑期带学生实践外,他还曾以中央设计局西北建设考察团农业组组员的身份独自由重庆去西北考察。

(二)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理论

唐启宇具有留学美国的背景,因此他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内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在其所编著的东南大学教科书《农业经济学》前言中,他列出了所参考的西方学者著作,种类达八种之多,这些著作涉及土地经济学、农产品贸易学、世界农业地理、财政学等主题,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和引用方式使该教科书成为当时同类教材中较为出色的一种。在该书序言中他如是交待:“本书所述皆采取最新学术详论农业生产分配之原理及其次序以便研究农业经济学者得有基本之知识”,显示其对于国际上本学科的前沿知识有着良好的掌握。再如,唐启宇对于农业教育历来重视,为了说明美国农业教育是如何开展的,唐启宇撰写了《美国农业教育之设计教学》,在文中分十四点详细说明了美国农业教育设计教学的步骤、重点以及注意事项[11],论述具体而详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借鉴性,应该说,这种介绍对当时的农业教育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唐启宇论述农业问题时往往能够跳出单一产业视角的束缚,显示出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和全面性,这一点在他的垦殖思想中体现的尤为充分。他认为屯垦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垦殖既能扶助边疆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还能充实边疆,巩固国防。尤其西南西北地区土地广漠,很多地方没有开发,国家政治力量也没有深入,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相较汉族来说又相对落后,因此必须以中央的力量扶助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再如他提倡树立国防農业观念,国家应该规定国防农业区域,凡是边疆地方具有国防性质的重要区域都要以国防农业相配合,既要植树木、兴沟渠以达到迟滞敌人之目的,又要开荒增产以保障和增加国防士兵的日常供给。这种基于长期抗战经验得出的主张无疑突破了就农业论农业的狭隘性。再如唐启宇农业金融思想中关于国家参与农业金融机构建设、对农民开展超长期贷款、农民组建合作社以信用互保向金融机构进行集中大额贷款等等内容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唐启宇.垦殖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1-3.

[2] 唐启宇.西北农垦计划私议[J].农学,1926,3(1):143-158.

[3] 唐启宇.中国农业金融制度之确立问题[J].农业周报,1937,6(1):4-15.

[4] 唐启宇.中国垦殖问题[J].本行通讯,1947:2-6

[5] 唐启宇.农业贷款制度之研究[J].实业杂志,1924,5(3):1-8.

[6] 唐启宇.农业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301-308.

[7] 唐启宇.从江苏合作事业之过去说到今后的动向[J].江苏建设月刊,1935,2(11):13-16.

[8] 唐启宇.战后我国农业经济建设[J].中农月刊,1943,4(5):1-12.

[9] 唐启宇.中国垦殖问题[J].本行通讯,1947:2-6.

[10] 唐启宇.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步骤[J].江苏,1928,(5):7-22.

[11] 唐启宇.美国农业教育之设计教学[J].农业周报,1939,(30):4-9.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国近代学术界“三农”思想研究》(2017SJB1867)

作者简介:朱鸿翔(1980- ),男,江苏泰州人,经济学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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