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因为他凶，我们给他起绰号“徐老虎”。他的相貌很古怪，脑袋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他的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插图中的夜叉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的，鼻尖有一些红，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有时也忘了吸溜，上唇上便吊出两根亮晶晶的玉箸，他便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我初见那袍子的时候已油渍斑斑，也不知道穿了多久没洗过。他经常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跟瓢儿似的。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也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很特殊。上午的课全是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好坏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时，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但教员点名时，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方。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上课大多乐得敷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因为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这一堂是作文课，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觉得现在受了侮辱，便挺身替同学分辩了几句。这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

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声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后来，先生的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到不足的地方，还特别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讲授国文课，自己编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好分发给大家。他讲国文之前，先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話使学生们相当吃惊，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么能够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朗诵课文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都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像是要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都给宣泄出来。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似乎就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说得也许有些夸张，但必须朗朗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剩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好不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被他几杠子就给轻轻地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说：“你拿了去细细体味，你的原文是软趴趴的，冗长，啰啰唆唆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我仔细一揣摩，果然如此。他的大墨杠子打得真是地方，把虚泡浮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都是筋骨。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能不多说废话，能有一点硬朗挺拔之气，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诲。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便转;该接的地方，便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到难解难分处，来一个比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简洁，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让我至今受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回忆起他的音容，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选自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