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为“地方”，何为“地方新闻史”，尽管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成果不断出新，但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却一直没有定义。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新闻史研究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随着史料的钩沉积累使得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范式不断创新，地方新闻史研究始终是新闻学研究的富矿所在，然而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概念、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通过盘点此时段的研究文献，试图对地方新闻史研究轮廓进行梳理。

【关键词】地方;新闻史;文献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科联，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热河<大众日报>史钩沉及对当代省级党报转型启示》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9030503007。

新闻史与地域概念同现，常有“地区新闻史”、“区域新闻史”、“地方新闻史”等提法[1]，尽管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2]，但“地方新闻史”的概念仍不可忽视。

首先，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进行全国性的整体研究或通史研究，往往对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把握难以深入，因此我国自古有地方史志的书写传统，“地方史志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具有记述价值的著作”，[3]甚至地方史志的内容“比国史要广泛得多，详细得多”。[4]地方新闻史则是地方史志的分支。方汉奇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5]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则地方新闻史应属于地方史的范畴，研究地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衍变的规律。

其次，中央的概念有其全局作用及庄严意义，但在我国的“社会空间形成和景观的仪式建构过程中，在中国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中，‘地方’具有根本性的意义。”[6 ]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中国如同马赛克，地方意识、地方传统的意义在于，他们出现后，作为观念的“中国”就改变了。[7]反观新闻史研究，认识中央级媒体的发展历程固然重要，但地方新闻及传播活动也无法被忽视，因为一方面地方新闻传播系统与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对国家新闻事业的整体形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再次，放眼未来，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白润生教授认为，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认识中国地区新闻史研究的意义，如何更好地将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与国家层面的战略构想结合起来，是当前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8]而这个“地区”的概念，也应包含与中央相对应的“地方”的概念，盖因互联网引发的全球化并未能消弥地方的差异性。

若以1917年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起点[9]，则我国第一篇新闻史论著作当是地方史，姚公鹤在《上海报业小史》这篇长文中，记述上海报界变迁兴废的历史轨迹，并透析其背后沪上地域乃至全国的社会发展动因。如今，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在诸多文论中，都认为近年来地方新闻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化、热门化的趋势[10]。当此之时再次提及与回顾地方新闻史研究，应是有充分的理由。

1. 研究方法与文本选择

本研究主要以文献计量法对我国1990年代以来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为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知网，CNKI）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献。

然而，在以知网为数据蓝本进行统计时，笔者却发现只以“地方新闻史”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所得甚少，并非无人书写地方新闻史，反而其内容相当丰富，也许只是“地方”二字未被重视，所以学者和搜索引擎都未将其作为关键词汇体现在文献及数据统计中。的确，研究地方新闻史，似乎首先亟需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何为“地方”及何为“新闻史”。

1.1 首先，何为“地方”？

任何新闻媒体或新闻组织的创建、活动、传播都有相应的地理范围，若以此论，一切新闻史研究都可以纳入地方新闻史的范畴，这样的论说自然不妥，所以还应给予地方新闻史的研究一定的边界。

第一，我国地方新闻史在书写过程中常以行政区划作为最基本的分类依据。这个时候“地方”的概念常常与“中央”、“全国”的概念相呼应，涵盖了省市县乡村的范畴，[11]即地方史是“就其空间范围讲”的“一般是按一定的行政单位（如省、州、郡、县、市、区或更小的行政单位）”的“历史发展过程”[12]。然而，北京、南京、重庆等地在我国历史上都曾以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身份存在，若将当时此地的新闻史理解为“地方”似乎稍有欠缺：如《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和中共中央的新闻机构，其信息采集渠道遍布国内外，发行全国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7年1月1日零时，人民日报发行量达到318万份[13]。尽管当下人民日报社位于北京，但不宜在所有研究中将其归为北京地方新闻史的范畴。在本文的理解中，首先把一定时段内，相对于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某省级、直辖市及以下行政区划内新闻史研究作为选择地方新闻史文献的依据，如《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新闻界概述》[14]、《宜昌地区新闻传播史的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探究》[15]等。其次，需要调查历史上的新闻媒体或者新闻工作组织背后的出资方或管理者，如被中央政府所辖、全国性党派所属或国家性组织机构所管则不纳入地方新闻史文献的统计范围。

第二，为何说《人民日报》一般不纳入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范围，而不是绝对，因为对于“地方”的概念，还可以有多重理解。学者段义孚在《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16]一文中认为“地方”是“避难和呵护”，给个人提供安全和身份的来源;是“亲密关系的纽带”，让人们体会深深的情谊;是人对生活空间虔诚的表达，因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人類满足感的最深来源之一。”[17]“地方”的概念从物化空间发展演变为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具体地理空间。[18]这一变迁也许启示我们，给人以身份认同的不仅是现实存在的“地方”或“空间”，而是记忆与文化认同中的抽象地理概念。用这样的概念反观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一些中央媒体，全国性媒体的研究书写也常常将其与地方的受众、地方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媒体的发展离不开对所在文化场域的认同，并包含了一个地区的某些共同记忆。仍以《人民日报》为例，它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创刊，是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创刊的过程、对西柏坡当地革命的影响，则可被纳入地方新闻史的书写范围，如《小山村走出“大党报”——里庄与〈人民日报〉》[19]。

同理，对于《申报》、《大公报》等地方大报、历史大报、重要报刊的研究似乎也可武断地做以区分：如果文献中主要研究地方出版的重要报刊对全局性、全国性新闻传播业界、学界的启示，则未被考虑进入本次研究的文本范围，因此本研究只選择了《申报》、《大公报》等媒体与上海、天津等出版地相关研究的文献，如《创新：〈大公报〉留给天津文化的记忆》[20]等。此种选择依据有待商榷，但反过来只把《申报》、《大公报》等重要报刊当做地方媒体，只看到这些媒体对于地方新闻史发展的意义委实不妥。

第三，在研究过程中把“区域新闻史”的概念与“地方新闻史”相连。包弼德教授认“地方”的概念至少有两个考察的方法，一个是从上往下的行政地理视角，另一个是从下往上的自然地理视角。自然地理的逻辑与行政地理的逻辑存在着一些差异。[21]自然地理视角则可理解为区域史概念，常常以特殊文化政治现象做为依托，“每个地方不仅是一个空间位置，或是单纯的互动和富有意义的场所，还是权力支配和冲突抵抗的场域。[22]广东揭阳市地方志研究者胡锭波认为，“在地方史的编纂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将对象的‘区域’置于整体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观察和讨论”[23]。因此，在文本选择时，本研究也将90年代以来，与中央相对应存在的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论文纳入范围，如《苏中地区报刊事业早期现代化进程（20世纪初—1949年）》[24]、《已将丰功垂青史 学术开掘有后人——晋察冀日报史学术研讨会综述》[25]等。

第四，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所属问题，本次研究主要分析文献的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发展的计入统计范围，如《现代维吾尔新闻史初探》[26]等，若涉及全国性少数民族管理机构的机关媒体，则未纳入统计范围。

第五，新闻人物的研究，看文本中是否主要论述人物与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关系。以对于民国新闻人胡道静的研究为例，一方面他参与进步报纸的编辑，对近代新闻事业发展贡献显著，另一方面他是皖籍新闻人，有不少论述他与家乡新闻事业发展相关性的文章，也有研究将其的主要活动地域作为考察范围，本文的选择对象为后者，如《论胡道静对上海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体系及贡献》[27]。

可见，“地方”是一个相当宽泛又常有变化的概念，在书写地方新闻史过程中需要有多方的观察视角。

2.2 其次，何为“新闻史”？

历史的概念在《辞海》中解释为五个方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过去的事实;过去事实的记载;指历史学科。从这些解释看来，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都已经成为历史，而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新闻事件、媒体实践、成败案例等等，然而似乎不能把这些内容都作为地方新闻史的考量范围，如果说认为“一切都是历史的”[28 ]——新闻实践中一切过去的事物都是新闻史研究的对象的话，“实际就取消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了”[29]

不妨借用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曾在《论历史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所论：历史学要研究那些时间上连续性的东西;能全面、集中体现人创造历史的东西;客观实在的东西。而关于历史的作用李大钊说地方史是地方的历史纪录，史学界一般认为地方史研究“实现存史、资治、育人之目的”。[30]而之于新闻史，方汉奇先生曾说道：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1]

因此我们或可借用这些观点，给地方新闻史研究划定一个粗糙的时间范围和简单研究意义：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范围，是记录分析一个地理环境内的发生过的，或者在一个变更时代、变更地域之前发生过的，时间上有一定连续性的新闻传播实践，它们能全面、集中体现地方新闻史历史事实本身，探讨地方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地方新闻史发展的理论、方法、意义。

本研究在文本选择中首先删除了与新闻史研究相关的新闻、会议、讲话、致辞、书刊介绍等信息，把此内容作为本研究的背景依据，其次选择那些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历史区域内的新闻史的文献，还包括对三年左右及以上时间的地方媒体新闻实践的回顾总结类的文本。

2.3 以1990-2018年为研究对象的考量

以《上海报业小史》为滥觞，中国新闻史研究已走过期颐，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史研究因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而迅速展开，这也是本研究确定时间范围的依据。这样的发展现象与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和推动密不可分，也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自觉意识提高相关：1992年6月，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上各地新闻史志研究者聚济一堂成为会议亮点，这一年为止全国约有17个省市开展了新闻志的编修，而与会代表认为应加强各地新闻史志编修工作。[32]此后，中国新闻史学会于多次召开年会，1993年4月，首届全国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近几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甚至还曾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当做过主要议题，每一次会议都对于地方史志的研究有所推动。

因此本研究以知网为数据来源，对9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进行文献探讨。

2.4 四在统计地方新闻史文献过程中，依照了如下一些方法：

首先以“新闻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数据显示2018年11月12日在知网可得结果2164条，1990年-2018年内有2040条，根据上述范围设定，统计共有202篇地方新闻史研究文献。

其次以省份或历史区域名称与关键词“新闻史”相连，进行查询，只得结果80余条，比如2018年11月12日，以“陕西 新闻史”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搜索，可得结果36条，其中并未有对陕西省地方新闻史进行综述的文论，然而若以“边区群众报”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得结果64篇，研究内容从办报方针到版面设计，从文体研究到女性报道，从具体历史事件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进程无一不包。再次，参照宁树藩教授主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下卷[33]所列附录十五种，依次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时期的报刊名录、通讯社、广播电台、新闻团体、新闻教育机构等进行逐一查询，初步统计结果1709条，可谓研究成果多，涉及学人多，地方新闻史的确更有“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内容，这个矿是个富矿。”[34]

他们发表的年份（图1，表1）显示1990-2005年的地方新闻史相关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每年都不过50篇，2006（59篇）年发表数量比上一年度（2005年发表33篇）多出近一倍，并从这一年研究数量開始逐年递增，尽管2014-2016年间，地方新闻史研究的论文数量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每年约百篇的数量程度。

在书写区域考量中，以1709篇地方新闻史文献进行地区分类考察，将内容中有明显行政区域性质的文献进行统计，共有论文1617篇，而寻其书写地理分布，发现地方新闻史书写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图2，表2）。

因《申报》、《盛京时报》等历史大报是研究焦点，所以上海、辽宁的地方新闻史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因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传播实践，陕西在也是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富矿所在，其它类似的还有湖南、浙江、河北等地，而海南和青海的地方新闻史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从研究区域看，东北、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地一直是研究热点，这与我国近代史上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情况直接相关。

在写作者方面，参与地方新闻史写作的人数非常多，多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比如各地的学报，在所有文本中约有342篇为硕士博论文。因早期的新闻史论述更倾向与写史而非议论，所以90年代初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没有关键词的整理，所以以词云软件对所有文章题目、硕博士文章性质、发表主要期刊进行高频词的简单分析，还可发现研究的时间焦点多集中在民国和抗日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图3）。

可以说地方新闻史研究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条线索，不仅从未止步，甚至还势头迅猛，甚至反观研究成果的高峰年份，如2010年，新浪微博正式上线，自媒体时代新的传播方式令人应接不暇，而随其后的2011年，2012年，出现了研究新闻史的历史相对高峰，在新旧媒体交替之际，学者们依然乐于回溯历史，观其研究内容不少文论似乎是在新闻史研究中寻找可供移动互联网时代理解新闻传播业务的养料。分析学者著作，约可窥见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一些轮廓。

2. 地方新闻史文献研究认识

2.1 近三十年来的地方新闻史书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90-2002年为第一阶段，概括其特征为“描述历史”的时期。这一时期促进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标志事件是1993年4月29日至5月2日在成都召开了中国地区新闻史首届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圣世修史修志”，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化建设的高潮，也促进了地方新闻志的研究成为90年代“令人瞩目的现象”。[35]

这一时期地方新闻史的写作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常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史料的呈现和考证，[36]写作者也多为地方史志书写者，一般刊登在《新闻研究资料》、《历史研究》、《民国春秋》等历史类的期刊上，尽管有零星把新闻史和社会发展史联系在一起的文献，但未成书写气候，地方新闻史自觉书写意识还未展现。

2003-2008年为第二阶段，概括其特征为“探索新路”时期。这一时期不少地方新闻史书写者在史料还在考证并逐渐丰富的基础上，探索深入书写地方新闻史的方法，然而，这一时期为新闻史研究过程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文论逐年增加，甚至在2006（59篇）年发表数量比上一年度（2005年发表33篇）几乎多出一倍，但是地方新闻史的研究领域还在探索，研究方法还未全面铺开。

这一时期的标志为“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新闻史学会年会”的召开，会议于2002年11月5至6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指出，新闻史下一步研究的发展趋势是要向深入方向发展，进行深入开掘，他特别指明人物研究、个别报纸的研究、一个时期一个专门历史事件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地方史志的研究等。在会议上赵玉明教授指出在新闻史研究中存在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较弱、中外新闻史的比较研究欠力度、个案研究原创作品不多等问题。[37]在会议精神的指引下，2003年开始，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数量呈现过一个小的增长高峰，这一时期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写作者以地方新闻学人为多，一方面兼顾本地史料钩沉，完善丰富研究内容，出现了大量个别地区、个别媒体的研究，也有不少“综述”性质的文章，另一方面把新闻史与社会研究相结合，涌现出一些社会史、口述史研究成果。

2009-2018年为第三个阶段，概括其特征为“写史为鉴”的时期。2009年下半年开始新浪微博试运营，许多学者的目光被新媒体和媒介融合的现实吸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然而2009年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却没有停摆。从这一年开始，地方新闻史的书写数量和研究角度都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

2009年6月6-7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09年年会暨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及部分媒体的近2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38]综览研讨会提交论文的研究主题与论述内容，有研究者认为这次会议中显现了中国地方新闻史志书写的一个端倪——“本土关怀”的视角正在形成——即尝试从“本地”、“本土”的具体情况出发，将新闻事业置入一个动态的场域，对其与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进行考察。[39]

从这次会议开始，笔者认为地方新闻史的书写视角呈现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考察新闻史中的微观事件，在图书馆管理和史料保存技术手段信息化的背景下，史料的挖掘越来越丰富详尽;另一方面是考察地方新闻史与宏观社会的联系，考察新闻生产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社会史研究不断逐年增多。还应看到，许多学者投入新闻史研究是因为反观新媒体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影响，转而去新闻史中寻找理解思路。如《自媒体向“传统化”回归的必然性——基于新闻史视角的研究》[40]一文寻找民国时期新闻媒体中出现的黄色新闻、过渡逐利等整现象与今天的自媒体做类比，期望自媒体在公众、政府及行业自身作用下向“传统化”回归 ，遵循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及行业规范。当然任何历史不能是简单的重演，但是这样的探讨似乎也在预示着当我们对新生事物充满热情的时候，历史可能早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可供参考的答案。

2.2 地方新闻史的书写者逐渐由地方新闻研究学者承担，显现出自觉意识和本土关怀，但还应深入探寻书写地方新闻史的意义和价值

方汉奇先生认为地方新闻史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地方志中的新闻志，隶属于某地的地方志，但往往自行成卷单独出版;一种是由当地主流媒体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的当地新闻史;另一种则是学者们以某地新闻史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学术专著。[41]

在此三种类型的地方新闻史归纳中也隐含了其写作者。理解其一，写史者服从于当地文化部门的统一主管和安排，中国自古有史官“务从实录”，“秉笔直书”的传统精神，反映在地方新闻志的记述中“述而不做”，强调史实不加评论;理解其二，地方主流媒体一般是地方党报，事实上其自身的发展演变史在记载中难逃宣传形态的窠臼，似乎难以回归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理解其三，近年来地方新闻史研究多由学者承担，他们来自对新闻传播研究有传统优势的高校和新设新闻传播专业或者研究所的地方高校及研究机构，特别是地方学者既可做到书法无隐，又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本土情结。

比如，河北大学的研究者们较早致力于河北地方新闻史的挖掘和整理，近些年来有《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新闻事业发展概况及特色》[42]、《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地区人民广播》[43]等研究文章，2017年 12月，由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主办了纪念《晋察冀日报》创刊80周年座谈会。又如，作为拥有重要抗战文化的桂林，其抗战新闻史的研究相比重庆、上海、武汉等地的抗战新闻史研究受重视程度较弱。早些年间来自广西师范学院新闻系传播系的研究者深度挖掘研究，呼吁提升社会重视程度，乃至于2015年出版《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44]一书，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空白。

众所周知，地方新闻史志在编修过程因为材料缺疏的确是史海钩沉，事无巨细，对于地方新闻史志书写者来说也常因资源的缺乏而在研究中栉风沐雨甚至于筚路蓝缕，在《新闻史学研究的一次盛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45]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四川大学王绿萍在收集四川新闻史料的过程中，仅1991年就走了15个县市，行程5100多公里，翻阅档案200多卷，访问老报人数十位，才就四川近代以来4000余种报刊中的800种写出简介。27年前交通尚不够发达的年代学人工作之艰辛难以想象，而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故事再次可以看到新闻研究者们的研究情怀。如果说“新闻史是联结新闻事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活的记忆”[46]，地方新闻研究者则是在艰辛中打捞记忆的人。

2.3 地方新闻史书写角度多元，可呈现相互参照，多方理解。但因史料丰富性限制，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着力不均衡，热点地区新闻史研究重复率高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地方新闻史的书写数量逐年增加，在史实丰富的基础上，对新闻史叙述的单一的注重史实的线性视角渐被多维视角取代，甚至不同文献对一个新闻史可以进行多方的解构与理解。

以《边区群众报》为例，新闻史学界较多地肯定了它的大众化的办报方针及实践，针对“大众化”这一内核，有较为丰富的观察角度。

如学者杨立川的《〈边区群众报〉的特点及其启示》[ 47]中，阐述了《边区群众报》通过对陕北方言土语、民间文艺等民间传播习俗的自觉利用来强化传播效果的办报经验。

那时我们都很注意搜集和学习群众语言，而且是边搜集，边学习，边运用。学习群众语言，还可以帮助我们长知识，明哲理，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观察和表达能力。例如“扫帚响，粪堆长;粪堆长，庄稼旺;庄稼旺，多打粮”，“湿锄谷子干锄花，不干不湿锄芝麻”，“商量的事不错，等身的衣不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等等。又如有的农民形容解放前的苦日子说“宁让孩子瘦，不敢摘吃地主一颗豆”，“算盘响，眼泪淌”，内中含有多少辛酸的眼泪！运用群众语言，可以使报纸办得生动，富于形象，群众爱看，看了不忘。[48]

而在《从创办〈边区群众报〉到负责〈新华日报〉——论周文对新闻事业的贡献》[49]一文中，则提到了新闻史人物周文的办报理念：

《边区群众报》的创办不仅是陕甘宁边区一张报纸的诞生，而且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周文给《边区群众报》的定位是：直接办给文化水平低的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让识字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50]

諸如《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启示研究》[51]等文论中则利用社会新闻史的研究方法指出了这些做法更宏观的原因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初到延安时，当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客观历史条件制约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和团结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广泛的通讯员队伍，建立广泛的新闻通讯网，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等历史背景。[52]

一方面是史料越来越丰富细致，另一方面，我国地方新闻史写作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如90年代以来，“上海地方的新闻史研究及其新闻志的编撰走在全国前列”[53]，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论述和专著，研究内容涉及报刊、广播、电视史，还出现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

而在2007年12月举行的“第三次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卓南生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中外新报》是中国宁波最早的一家中文报刊，创刊于1854年，比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仅晚9个月，比起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8）还早了两年又七个月。论其出版时间，则远比这两家著名月刊为长。尽管如此，报史学者对于《中外新报》却知之不多，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外新报》的原件大部分散失且不易寻觅。[54]。

在史料的限制下，对于热点新闻史事件、媒体和人物的研究呈现集中之现实，延安新闻学研究学者朱清可曾指出，近三十多年来，冠以“延安”、“延安时期”或“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标题的各类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近 900部，包括国内外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有4500余篇。但朱教授似乎也发现热点新闻史研究的“撞车”现象也带来的研究价值开掘不足的问题，他说“真正具有深度，尤其是涉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观念、制度规范、价值伦理领域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55]

并非研究同样的问题撞车一定会成“车祸现场”，“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写历史，每一个都是把自己的心灵注入历史研史，并从自己本人和时代的特征观点去研究历史。”[56]

2.4 认识到新闻史并不等同报业史，对于广播电视史研究正在深入，但网络新闻史的研究依然缺乏，对于多种媒体发展史的研究方法还需拓展

以“广播史”、“电视史”为关键词进行知网文献查找，1990年至2018年共有文献分别为153篇和166篇，内容涉及地方广播电视史的篇目有《2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述评》[57]、《安徽电视事业发展历程初探》[58]等，许多省份还并未开始对本地广播电视史的系统研究。以“网络新闻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只得到篇目22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网络为方法探讨新闻史的研究及教学，真正研究网络新闻传播史的著作除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史志高的博士论文《上海互联网发展阶段研究（1994-2011）》[59]外几乎没有。在移动互联网的攻势下，门户网站早已自称“旧媒体”，而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到2010年新浪微博正式上线的16年之间，BBS、门户网站的新闻传播曾改变了旧的传播格局，对其的研究也应属于新闻史的部分。尽管网络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但是在地方新闻史中研究各地的网络新闻传播的事件、特点、政策也是可以开掘的议题，正如郭镇之所说：历史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每告一段落，都可以说，历史已经相对稳了，具备了进行整体研究的资料。[60]

在研究范式方面，白润生先生评价地区新闻史研究通史、断代史、少数民族史的书写都已具备，[61]近年来社会史、口述史书写也形成规模，但除此之外，还可开掘更多的研究方法。

蔡斐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书写转向与未来路径》[62]中指出，下一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路径还将可能涉及心态史学、影像史学和数据史学。而新的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归宿是，新闻史学也应实现网络呈现，利用互联网多渠道多平台的特点，使“历史信息、史学成果的平等共享成为可能。相应地，公众可以自由对历史研究发表意见，提出评论，甚至能够参与到历史的书写中去。”[63]

3. 结语：地方新闻史研究仍是待挖掘的富矿

地方研究者对地方新闻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应看到，一些地方研究者把新闻史研究当做无奈的之下的选择。所谓无奈是因为地方高校在新媒体研究方面的技术硬件和数据资源上无法与优势高校匹敌，而沉浸于新闻史的研究可能是寻找研究富矿的最实际的办法。然而，事实上，地方新闻史研究不应被看作是在故纸堆里寻找断朝烂报。

地方新闻史的发展脉络是展示，是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未来的反思：通过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展示了新闻生产的实践;提示了中观社会环境中新闻的运作与政治、经济、生活运行的关系;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我们对新闻史，特别是对地方新闻史的当下作用进行深刻的认识，“名为史者实为当代，看似往昔的一切说到底不过是场代的记忆、当代的投影、当代的延伸”[64]新闻史学者找寻的是当下社会情景，当下民生现实的前因和推动力，也能为当下新闻事业发展中出现的不足寻找题解思路，地方新闻史的发掘更是对“底层社会的历史”[65]的观照，是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的大势所趋，这与互联网时代受众至上的概念并不矛盾。

致谢：河北传媒学院2018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邱子敏，何慧玥，刘艳，李泳萱，姬治伟，郭晶，赵晓含，朱小宇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进行了部分史料的统计工作，在此致谢！数据责任当由文章作者个人承担。

参考文献：

[1]梁仁志，关于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几点反思——以安徽的区域史研究实践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7（3）：151-156，本文在进行"地方新闻史"的文献选择中部分借用了"区域""地区"的概念，理由见后文.

[2]江凌.区域新闻史：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5）：96-101

[3] 同上

[4] 尹湘豪，地方史志问题浅談[J].江西社会科学，1981（Z1）：98-102

[5]王润泽，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N].光明日报，2017年02月27日16版

[6]王铭铭撰，李放春译.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9-207

[7]参见包弼德于2010年6月10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讲座《作为“地方史”的思想史》，课程视频下载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官网，后此演讲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共同编著的《复旦文史讲堂之六：移位东西》 一书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复旦文史讲堂之六：移位东西》[M].北京：中华书局，2014）。

[8]白润生.中国地区新闻史研究之我见[J].青年记者，2018（12月上）：83-84

[9]1908年在上海出版的章士钊的 《苏报案纪事》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个案史著作;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在《上海闲话》一书内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是我国最早的地方报刊史著作.参见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J].新闻与写作，2007（1）：39-40。以1917年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起点，是因为《上海报业小史》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新闻传播史专著——参见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序一。

[10]张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及其反思[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17-121;黄春平，蹇云.“十一五”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现状、特点与趋势[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25-134等文章的描述与评价。

[11]杨旭东.近年来地方史研究评述[J].中原文化研究，2016（1）：125-128

[12]吴达德.略议地方史和地区史的研究[J].自贡师专学报（综合版），1992（2）：21-24

[13]内容援引自人民日报社官网

14]谌震.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新闻界概述[J].新闻大学，1994（1）：35-36

[15]张芹.宜昌地区新闻传播史的历史分期及相关问题探究[J].三峡文化研究，2005（00）：196-203

[16]段义孚文，宋秀葵等译.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J].鄱阳湖学刊，2017（4）：38-44

[17]同上

[18]周遂林、汪汝文.历史、记忆与象征：莎士比亚园林与地方意识探析[J].南方农业，2017（21）：45-47

[19]阎丽、刘改雪.人民日报历史血脉渊源——两路人马汇聚里庄到大党报诞生[J].共产党员，2016（11）：56-57

[20]贾晓慧.创新：《大公报》留给天津文化的记忆[J].理论与现代化，2007（1）：90-94

[21]同注释7，参见包弼德于2010年6月10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讲座《作为“地方史”的思想史》，课程视频下载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官网

[22] 王志弘.领域化与网络化的多重张力——“地方”概念的理论性探讨[J].台湾城市与设计学报，2015（7）：82

[23]胡锭波.地方史：何为“地方”与如何写“史”——关于地方史编纂的几点思考[J].中国地方志，2017（7）：48-52

[24]朱季康.苏中地区报刊事业早期现代化进程（20世纪初—1949年）[D].扬州大学，2004

[25]李蕾.已将丰功垂青史 学术开掘有后人——晋察冀日报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与写作，2005（10）：6-7

[26]古丽巴达木·买买提热依木、朱堃芳.现代维吾尔新闻史初探（上、下）[J].新疆新闻界，1993（1）：41-42;1993（2）：38-39

[27]关梅.论胡道静对上海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体系及贡献》[J].新闻知识，2012（1）：87-89

[28][法]保罗·韦纳著，韩一宇译.人如何书写历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2

[29]刘大年.論历史的研究对象[J].历史研究，1985（3）：3-23

[30]胡锭波.地方史：何为"地方"与如何写"史"——关于地方史编纂的几点思考[J].中国地方志，2017（7）：48-52

[31]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J].新闻与写作，2007（1）：39-40

[32]张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及其反思[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17-121

[33]宁树藩主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9：1372-1503

[34]方汉奇口述，王天根访问.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J].安徽大学学报，2015（2）98-104

[35]大洪.盛世修史修志——首届全国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侧记[J].中国记者，1993（07）：27-28

[36]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3

[37]杨芳秀、黄桂萍.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新闻史学会年会综述[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6）：123

[38]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中国新闻史学会年年会”在南京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选为第四局理事会会长单位[N].国际新闻界，2009（6）：113

[38]李杰琼.新闻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中国新闻史学会 2009年年会暨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掠影[J].新闻与写作，2009（8）：73

[40]武华山。自媒体向“传统化”回归的必然性——基于新闻史视角的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8（13）：124-125

[41]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二）[ J].新闻写作，2007（2）：32-37

[42]张金凤等。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新闻事业发展概况及其特色[ J].新闻界，2014（9）：28-33

[43]张金凤等.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地区人民广播[J].新闻爱好者，2011（10）：104-105

[44]施平，闫旭。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J].新闻前哨，2016（4）：94-95

[45]蓝田.新闻史学研究的一次盛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研究资料，1992（3）：213-218

[46]李彬.新闻史有什么用——试论新闻史的当代性[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1）：7-12

[47]杨立川.《边区群众报》的特点及其启示[J].新闻知识，2017（10）：8-11

[48]翟准.我所知道的边区群众报[J].中国报业，2014（9）：90-92

[49]李红秀.从创办《边区群众报》到负责《新华日报》——论周文对新闻事业的贡献[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83-87

[50]同上

[51]辛皎佼.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启示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5

[52]同上

[53]张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及其反思[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17-121

[54]刘宝珍.拓宽视角 传承创新——“第三次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08（2）：79-81

[55]朱清河.延安新闻学研究的现状与可拓展空间[J].新闻记者，2018（2）：82-89

[56]李彬.新闻史有什么用——试论新闻史的当代性[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1）：7-12

[57]哈艳秋，齐亚宁.2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述评[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1）：100-104

[58] 刘罗玉.安徽电视事业发展历程初探[D].安徽大学，2005

[59]史志高.上海互联网发展阶段研究（1994-2011）[D].华东师范大学，2012

[60]蔡斐.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书写转向与未来路径[J].新闻与写作，2018（2）：49-52

[61]白润生.中国地区新闻史研究之我见[J].青年记者，2018（12月上）：83-84

[62]蔡斐.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书写转向与未来路径[J].新闻与写作，2018（2）：49-52

[63]同上

[64]李彬.新闻史有什么用——试论新闻史的当代性[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1）：7-12

[65]江凌.区域新闻史：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5）：96-101

作者简介：杨茜（1981-），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硕士，研究方向媒介融合理论与教学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