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日前在“第二届会稽山论坛”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写一遍《红高粱》，肯定写不出那个样子了，肯定是按部就班地遵循语法规则，会把语言雕琢打磨得很美，会把人物写得很圆满，会把人物身上很多过分丑陋的东西适当美化，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对于《红高粱》那种“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叙述语调，褪去年轻时的张狂后的莫言笑称，这实际上只是年轻时的一段狂言，“现在让我写，我肯定不会这样去写，我肯定会写故乡太可爱了，我永远想念你”。莫言现在认为，《红高粱》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显离经叛道，不仅是主题上的突破，在结构和语言上也力求不同。于是这才有了《红高粱》那种“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跳跃式写法，这种艺术上的创新在当时同样被视为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莫言说：“现在我回过头来读《红高粱》，读到某些片断时，我也觉得有些过分，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红高粱》如果让中学的语文教师来读的话，他会在上面画满了红叉，会说不通顺要改正，用词不当，或者逻辑错误等。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我的这种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也使讀者受到了感染。”莫言还深情地怀念中国30年前的那个“80年代”。他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回头看，那个年代无论是美术界、文学界，还是舞蹈、音乐，都涌现了一批年轻人，大家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情感和生活，对几十年来没有变化的这种艺术秩序进行冲击，试图实现突破，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