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先后经历了三次民族化思潮，分别是“老上海”时期、“西北风”时期和新世纪的“中国风”潮流。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舶来品，中国并没有全盘照抄，而是结合自身文化审美特性，使其体现出具有民族包容精神的文化力量。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发展轨迹，不仅体现出其自身的兼容性，也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得到传承，体现出历久弥新的色彩。

流行音乐是工业革命之后所兴起的一种音乐文化，在西方社会已经发展了100余年。20世纪之初，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挺进，造成社会文化在传统艺术层面逐渐裂变，一种与新生产力方式相对应的音乐形态冉冉升起，这便是流行音乐。当然，并非仅此而已，现代建筑学、现代艺术美学、现代舞创编等领域均出现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形态。流行音乐在欧美社会快速发展，到20世纪中叶已然形成了与科技、商业、审美相互结合的重要社会音乐形态。20世纪60年代，流行音乐传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受到启蒙的东方文化开始在歌词创作和音乐编创上结合本土文化特点进行转变，并逐渐向中国内地辐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才开始悄然兴起流行音乐之风。在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我的中国心》。至此，流行音乐这一音乐形态得到了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认可，正式登陆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发展变迁。

一、第一次懵懂的民族化思潮：“老上海”时代

在当代学术理论研究中，对于西方流行音乐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时间通常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但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东南沿海重镇上海曾经有过近十年的流行音乐发展风潮。之所以没有将这一时间节点纳入起始时间，是因为这段历史只单纯具象在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中，此后不久便出现了长时间的断层。不可否认的是，这段精彩纷呈的历史曾经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成为流行音乐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段难忘经历。

所谓“民族化”，是指将外来文化通过一定的手段，转变为自身文化一部分的过程。民族化是当前备受推崇的一个词汇，但做到民族化，需要诸多努力。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和转化，自古以来就有过许多成功的尝试。唐代，综合国力强大，音乐文化方面，西域的胡琴被转化为民族乐器，琵琶转变成具有中原音律特色的乐器形态。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所依靠的正是自身强大的包容性。在中国特有的语言、民俗文化、音乐审美等方面的推进之下，老上海流行音乐在音乐精英阶层的带领下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化过程。

从时代背景来看，上海地处沿海地区，在旧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港口城市，与西方文化频繁交流，客观上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开放性。在一段时间的城市文化积淀中，这里已经形成了西方轻音乐的小众市场，并与本土的沪剧之间形成了清晰的文化界限。此时，具有开放性文化眼光的音乐家黎锦晖一改此前音乐创作中的传统之风，開始从儿童歌曲过渡到流行音乐的创作中。这种具有自我情感表现力的音乐形态迅速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接受，并与此时火热的影视行业遥相呼应。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歌手，她们的演唱记录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流行音乐民族化历程。例如，吴莺音是上海滩名声显赫的歌手，她演唱的《江南之夜》和《我有一段情》广为流传;周璇被誉为“金嗓子”，声音甜美;李香兰所演唱的《夜来香》，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红歌手。

之所以将这一段时期视为流行音乐民族化的第一次爆发，是因为这是流行音乐第一次用中国语言和具有东方色彩的曲调进行表现，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上海流行音乐的兴盛一时虽然只有昙花一现，但为后续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二、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民族化二度思潮：火热的“西北风”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流行音乐已经进入发展期。经历了对于港台流行音乐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之后，诸如崔健这样的内地歌手已经日渐成熟，并且自成一派。长久以来，受到港台流行音乐“甜歌风”的洗礼，内地音乐爱好者产生了审美疲劳。趋同的曲调和丧失力量感的内容，对于此时正在高歌猛进的国内发展大潮而言，尤其显得阴柔有余，阳刚不足。此时，中国内地的音乐家创作群体形成了一种集群化的反击，所寻求到的爆发点正来自中国内地最具有人文精神和本土文化特质的“西北风”。

西北地区文化的朴实感与港台地区的时尚气息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差异。文学领域相继出现的“寻根情节”激发起音乐创作领域对西北文化的思考与创作，随即诞生了《黄土高坡》和《信天游》这样的歌曲。通过一段时间的传播，歌曲的唱腔风格显然与港台音乐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源自地方民歌的曲调和充满力量感、爽朗的嗓音特质，成为“西北风”音乐文化的代名词。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创作和演绎扎根以来第一次集中着眼于民族音乐风格进行的创作合力，也促进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其与港台流行音乐开始分道扬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三年铺天盖地的“西北风”热潮，客观上造成了对这一题材在创作和欣赏方面的审美透支。正如流行音乐本身的属性那样，这个风潮随后销声匿迹。但是，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当准确捕捉到恰当的民族化创作发起点时，中国音乐人的创作能量是无可限量的。“西北风”热潮的出现，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原来流行音乐并非只能依靠港台的吸收，自主音乐创作可以满足国内大众的欣赏审美，人们还可以尝试从地域文化特点出发进行创作，找到全新的突破口。

三、新世纪的民族化力量：“中国风”思潮

如果说“老上海”时期的民族化探索具有审美的功利性，“西北风”时期的创作具有些许的地域文化偏执，那么21世纪以来中国歌坛长盛不衰的“中国风”则可以视为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流行音乐形态。所谓“中国风”是指利用流行音乐中的多种风格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其结合的形态在于相互之间的取长补短，进而将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用全新的包装形式呈现出来。

“中国风”音乐思潮的发迹，源自周杰伦、王力宏和陶喆三位歌手的创作。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属于美国R&B音乐风格中的一种，并伴有一定的说唱风。但是，歌词创作则明显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曼妙的空间。《青花瓷》《东风破》《千里之外》《落叶归根》《苏三说》等歌曲均在题目和歌词内容上体现出“三古三新”的气质风格。除此之外，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这些音乐的配器和调式调性往往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青睐有加。其间不仅融入了许多民族乐器，甚至还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遵循着中国主调音乐和五声调式的特性，使歌曲旋律中的东方美意境得到彰显。

“中国风”的民族化音乐创作探索，在当今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平台的日益发展，流行文化日新月异，对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吸引力。相比之下，传统音乐文化逐渐淡出了主流舞台，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音乐文化形式，如今已经十分落寞。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风”的出现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方式，人们要寻求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法，将流行音乐文化与传统文化合二为一，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来认识传统文化。“中国风”对于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承载并没有浅尝辄止，而是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形成良好的驾驭与控制。中国音乐人秉承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世纪砥砺前行。

四、结语

在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流行音乐形成了三次重大的民族化探索历程。其间所经历的种种促使中国流行音乐找到了一种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的最佳方式，也使其散发出别样的光彩，形成鲜明的发展个性。未来，中国流行音乐还将继续发扬这一优势，在民族化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作者简介：崔戈（1980-），男，河南郑州人，讲师，研究方向：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