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音瑛

摘要：诠释学本是西方学者研究“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最初起源于对《圣经》的解释实践。作为享有东方“圣经”之美誉的《论语》深具哲学内涵和人文价值，《论语》中的众多命题后成为历代学者奉行的圭臬，其中“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承载了中国诠释学的荟萃，为依经立义、推源溯流奠定诠释学之基。随着传统学术的变迁与学术传承性价值的延伸，《论语》的理解具有社会历史性，诠释是视域融合的过程。经典文本的精诣既非守成也非永恒，而是一个不断演变与创新的历程。以诠释学视野解读《论语》奥义，深挖经典文本的开放性与意义的多样性、理解的历史性与视域融合的时效性、诠释的多元性与孔子形象的多面性。中国诠释学的建构需要我们梳理并扎实中国本土文化诠释传统、以多元化视角拓展诠释学领域、将时效性理论贯彻诠释学实践领域，这既是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再挖掘的寻根之旅，更是一个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现代化转换之旅。

关键词：诠释学;儒家思想;孔子;《论语》;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1-0110-04

“诠释学”一词在我国传统经典文化典籍中并没有直接以特定的概念形式出现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蕴含诠释学思想。儒学正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儒学代表经典作品的《论语》也正是中国文化智慧的源泉，奠定了中国文人精神的总基调。《论语》中的言论与思想并不是开场白而是结束语，它是儒家思想的总结，每个论题背后都有相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有前言，有本文，更有一系列的推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论语》早已经登上了世界的舞台，每一位观众亦或是作为媒介的译者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和主观情愫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理解和诠释选择。孔子这位伟大的人物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是一个诠释的产品，利用当代的哲学认识对孔子思想进行全新的阐释，这是一种立于反思的再解释，《论语》中更为真实的哲学洞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方现代翻译或诠释的思想影响。所以，我们更有必要从诠释学的视野探究《论语》奥义，兼顾古今比较，广纳中外异同，力求以点带面，尝试窥一斑而见全豹，结合当今时代特征，以客观的态度和创新的理念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孔子思想的核心精神不能被湮没更不能被篡改，还原《论语》文本的原始面貌。“在扬弃中传承民族性，在转化中面向现代化”这样才是对经典文本诠释的基本立场，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道。

1儒家诠释文本的两个导向：“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

1.1“述而不作”的诠释学思想

“述而不作”一词的提出源于《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不作”是在“信而好古”的前提下建立的，也是孔子在精神层面的反思。杨伯峻先生解释这个“作”字，他认为大概也是“不知而作”的涵义，很难说孔子的学问中没有创造性。朱熹《四书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述”只是在传递旧知识，秉笔直书即可，而“作”才是创新的开始，因而“作”若非是圣人是不能企及的，但是较为简单的“述”只要是贤者就可照史实录。《说文解字》里分别是这样对“述”和“作”解释的：“述，循也。从定术馨。”“作，起也。从人从乍。”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解释“述而不作”如是说：“述，传述旧闻。作，创始义，亦制作义。如周公制礼作乐，兼此二义。孔子有德无位，故但述而不作。”论古今贤人，进德有渐，圣人难企，故以孔子之圣次之。刘宝楠《论语正义》：“述是循旧，作是创始。”李零教授认为孔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述而不作”只在继承延续，不创造发明。我们现在所说的“发明创造”就是古人所说的“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言公上》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西汉史家司马迁把自己毕生的力作《史记》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里发表了他对孔子“述而不作”的看法，他认为“述”就是叙述、记述的意思，也就是承先启下，保留传统文化，简单来讲就是将已经知道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传承下去，不需要加自己的意见或是任何创新的想法。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讲，“述而不作”显示了孔子对“作”的敬畏和自谦的心态。从实际来看，孔子又并非只是“述而不作”而更是“述而有作”，一方面这是由于孔子自谦的治学态度，另一个方面则是与当时社会的背景有关，因为在周代，“作”和“述”是有严格等级区分的。

1.2“辞达而已”的诠释学内涵

“辞达而已”一词出自《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辞，达而已矣。”杨伯峻先生翻译为“言辞，足以达意便罢了。”过于浮华的辞藻，孔子是不同意的。刘宝楠《论语正义》曰：“辞皆言事，而事自有实，不烦文艳以过于实，故但贵辞达则足也。《仪礼聘礼记》：‘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是辞不贵多，亦不贵少，皆取达意而止。”言辞都是用来表达事情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无需过多的艳丽的词汇去描述覆盖事情的本质，表达清楚事物的实质就可以了。任何“辞”都存在被诠释的特定语境，“达”是一个动词，是对“辞”的承接，也蕴含了对“达”后结果的期待。钱穆先生认为：“辞，指辞命。列国邦交，奉使者主要在传达使命。国情得达，即是不辱君命。或说：辞指文辞，主在达意，不尚富艳之工。然孔子时，尚不以著述文辞立教，今从前说。”李零认为无论是言辞还是文辞，都讲究信、达、雅，“信”是准确，“达”是通畅，“雅”是漂亮。为文造情不如把话说得简单明白，“达”胜于“雅”。南怀瑾先生认为我们的日常說话以及文章皆为辞，因而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要学会表达言辞，语言可以不华丽，但是一定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这才是最终目的。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辞达而已”真正的好文章在于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而不是“作”，刻意雕琢的文章过多的修饰词往往适得其反，与原意义背道而驰。

2以诠释学角度探究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奥义

2.1文本的开放性与意义的多样性

孔子思想作为一种动态鲜活的传统，其文本是开放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先入之见的介入使得其文本的意义也在不断地改变和重组。《论语》里各章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也没有确定的主题，因而缺乏一个作为诠释基石的作者的意图。从认识演进的规律来看，众多学者在研究学问时必先从知识领域视角开拓再有自己思考的意向，文本诠释也正体现了这一规律的外在运用。比如，从文本材料的来源来看，“圣王”这两个字最初在《左传，桓公六年》显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这里面虽然对“圣王”一词没有做详尽的阐释，但是指出圣王是会先服务于民众再致力于天神。从现存史料来看，“内圣外王”这个称号最早在《庄子，天下篇》作品有记载：“……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我们必须打破文本的异质感从而真正进入到孔子的诠释思想中，开辟一个理解新天地。“述”的目的在于传承传统文化，“述”的行为是与古圣先贤对话，“述”不是简单的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凸显出来的是人类的本体意识，通过寻求历史的发展定位以此来检验和衡量如今社会的道德观念。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以意识作为思考内容的哲人，这种诠释学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形成了“我注六经”一派。《论语》：“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究竟是“述”还是“作”，这个决定权在于读者的手上，也正是文本开放性的表现。“述而不作”首先指的就是礼仪成法、文献古籍以及书面记载层面的一种审慎的态度。

2.2理解的历史性与视域融合的时效性

理解与诠释这两类方式既是一种有确定对象的主体性行为，也是一种将诠释对象置身于当事者的文化传统之中再进行重新“调解”的过程。“视域融合”这个词汇是由德语翻译过来的，加达默尔认为：“前理解”是历史赋予理解或解释主体从事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和解释主体提供了特殊的“视域”。如果不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那么思维高度远远达不到本义的境界，况且所谓的理解与解释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时间进程不断发展，理解和解释主体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它视域相交融。视域融合需要博观约取，去芜存菁，然后再把这些知识的精华通过高效的手段传输给另外的读者。“述”与“作”相结合，使得视域融合过程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传输过程，而成为一个多向对话、生成创新、共同发展的过程。“作”可以理解为将自我的视域进行拓展和创新，外加自己的心得、体会、见解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和结果，经过“述”这一阶段的接受、认同和消化，自然过渡到“作”这一阶段的有所发现和创新。可以说涉及到诠释与翻译的领域，作为中介的翻译者必然会将自己的主观性目的带入文本中，因而理解具有社会历史性，所有的文本在理解时需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诠释并不是旨在还原作者的本义，而是在本义的基础之上将与时俱进的成分不断扩充进去，是一个不断填充、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

2.3诠释的多元性与孔子形象的多面性

孔子是一位富于思考性与高瞻远瞩的哲人，其思想蕴含的深奥义理几乎无人可匹。康有为曾指出孔教乃国家的灵魂，中国的人文精神与公序良俗都和孔教一脉相承。梁启超认为孔子之后再也无人可以与其并肩而立。顾颉刚先生曾说：“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孔子在后世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存在，他的身上承载着更加多样的身份，而这些鲜明又富有活力的形象特征，是诠释的多元化赋予给他的。对于同一个对象来讲，作者不同必然表现出来的角度是不同的，塑造出来的孔子形象也各有千秋。切入点的不同必然会有形象上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分析孔子形象的一个重要依据。《论语》可以说是最接近真实的孔子的，孔子的形象也只有在这部书中才显得那样的真实，那样的贴切，有血有肉，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展现在我们中国的先人们的思想无不体现着哲学的系统性。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往往蕴含了多种心理，众多诠释者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社会时期自然也有文化心理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社会心理是由各个时期社会历史发展衍生而来，心理特点的差异导致看问题的切入点也会有所偏颇。

3诠释学的开放性品格与当代价值建构

首先，梳理并扎实中国本土文化诠释传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汉民族文化经过了长期的时间洗涤和漫长的历史积淀。文化心理结构在奠定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儒学正是这一文化特征下的历史本体。回顾中国本土文化诠释传统，是对自己目前现状的审查以及对未来诠释学发展的一种展望。当然，这其中包含了历史性的“偏见”，即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本体意识，“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被视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本体论之“体”。李泽厚认为：“本体是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因而依据儒学为主的华夏传统，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中国文化的特色包含了对古圣先贤的推崇，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诠释学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崇古特点，把古人作为楷模与标杆，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的思维方式。依经立义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言说原则与阐释理念，这和孔子所提的“述而不作”高度一致。依经立义是阐释学原则下最典型的一种形态，注疏也正是对先贤圣人进行阐释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注疏又必须在“依经立义”这个原则下进行，不然会严重化偏离主题的中心。当代中国诠释学建构，必须具有本土传统文化的特质又需要具有开放性的品格与多元化的视域。

其次，以多元化视角拓展诠释学领域。中国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傲立群雄，既离不开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离不开对西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和辩证性观照。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必须顺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文化诉求，审视剖析本土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掘其自身的价值特点，做出顺应时代发展变迁的创新型转换和创造性发展。我们要求诠释者要赋有创造性、个性化地解读文本，鼓励多元解读《论语》，这给我们的文化建设启示是既通俗又简洁的，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我们从文化的层面并以哲学思维分析这句话，“和而不同”也正是当今文化求同存异的大方向，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经典的价值需要不断变通与转型。诠释学的发展，不是只肯定先人已有的经验研究，不是只承认前人已有的成果，亦或是全盘否定或蔑视之，这样的“作”就不会有建树，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另一方面，若只顾埋首于自己的理论，局限于自己的壶中天地，只作皓首穷经或纸上谈兵式的研究，而不顾及现实的情况，这样的“述”就不会有指导现实、改造现状的力量。诠释者们要以多元化视角开拓诠释学领域，皓首穷经，拂去多余尘埃，为中国诠释学的完善建构提供源源不斷的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

最后，将有效理论贯彻诠释学实践领域。西方诠释学中的方法论诠释学重点在于探究文本的历史性，追溯作者本人的思考;而本体诠释学则侧重于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现实性和未来性向度。从实践哲学的维度上讲，强调“理解的应用性”，注重文本理解中的“实践智慧”也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特点。当然，无论是在追本溯源，探究作者的愿意还是将有效的理论贯彻诠释学的应用实践，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各行其道、永不交集的，而是可以互相影响并且统一起来的。可见，诠释学并不是仅为抽象层面的理论，它实实在在存在于人类的实践生活中，是一个与生存意义有关联的理性问题。强调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伽达默尔对朱熹的实践智慧表示肯定，他说：“中国的义理，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在其实践的基本性格。故缺少此种实践功夫的，很难信其对经的义理有所了解。”诚然，精神可以相通，实践的智慧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合流，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共同性。国内学者张汝伦指出：“虽然伽达默尔以释义学名世，但他的释义学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的释义学，或者释义学的实践哲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实践又为理论注入新的活力，从实处求知识，知不离于实，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也需要在这样的模式下去探索，大道至简，我们需要立足实践反思并确立适合我国自身发展的诠释学建构道路。

总之，孔子的理念具有独特性，我们诠释《论语》不能使孔子的视域受到任何羴杂。我们从中国本土的诠释学中去寻找灵感，可以展现一种对于充满冲突的现实人性化与和谐化的诠释，当然对传统的诠释必须根植于对过去历史的真正热爱与尊崇。我们身处在如今这个全新而大变革的时代，基于孔子的远见是一种哲学的思想而去深透孔子真理视域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文化碰撞带来的学术价值，更是传统文化的精微细腻与圆融周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