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耘

是什么打动了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之一，我以为作品的现场朗诵固然让我震撼，其实在图书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心灵触动和深深感动一直相伴。

家国情怀与别样美学气质

这部小说融会贯通了时间扩张法、心理反应式与链环式结构，环环紧扣、步步为营，足见作家的功力。命运的波澜起伏和情感的宁静致远，呈现出中国人的美学气质。

（一）英雄气儿女情和书卷气的融合

智慧的作家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文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的息息相通之处。所谓英雄气、儿女情，就是既豪气干云又柔肠百结;所谓书卷气，则是涓涓流淌的文化血脉。《重庆之眼》这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支撑英雄豪气的，既有抗战英雄，又有平民百姓;体现书卷气的，则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英雄气和书卷气看似反差很大，一旦融为一体则爆发出极大的能量，并形成别有意味的中国人的美学气质。

在围绕“重庆大轰炸”事件的表现上，范稳把战争、苦难、爱情、奋进、证言等诸多元素那么自信地糅合起来，完成了从抗战到当下这几十年波澜起伏和宁静致远的岁月呈现，展示它星空般奇特深邃的奥秘。

譬如，范稳是这样描述日军对重庆无差别大轰炸情景的：“这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紧跟着就是紧急警报，然后日机的炸弹纷纷落下。人们根本没有防空袭的任何经验，除了慌乱惊恐，更多的竟然是好奇。炸弹狞笑着掉下来了，不少人还定定地站在地上仰头张望，孩子们则在争辩直奔脑门而来的炸弹是三颗还是四颗。城区瞬间爆炸开了朵朵死亡之花，那时重庆人还不会知道这样的邪恶之花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会在每年的夏季开放。”

1940年端午节龙舟赛，是作品的一个重要叙事：龙舟赛遭遇大轰炸，竞技中无论是“过江龙”还是“浪里滚”，龙舟上都没有几个人了，鼓手被打得只有一只胳膊，但他还在拼命地击鼓。鼓面上全是鲜血！鼓槌一敲，血珠四溅，鱼龙惊心。面对冰雹一般落下的炸弹，手无寸铁的他们，却能迎风挺立，勇往直前。平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硬气。守护重庆的空军将士，在天空敢于以远远落后于侵略者的飞机和武器装备，如小狗般纵横奔跑，藐视敌方大打心理战，不惜慷慨赴死。军人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胆气。

（二）苦难与浪漫的穿插表现

沉重的历史透露出倔强的力量，巨大的战争苦难激发英雄情怀、浪漫思绪。

1939年5月3日，日机对重庆大轰炸，让第二天将举行婚礼的本书男主邓子儒和女主蔺珮瑶，分不清什么是喜事和丧事。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身负重伤，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两句话：“赶快办喜事。报仇。”街道上到处断壁残垣，邓家大院一片狼藉，邓家被炸死18口人，院坝里一溜棺材，丧事都办不赢，还怎么能办喜事？可邓母却硬是坚持让花轿抬了进来。这大概就是重庆人顺天尽命的生活哲学，也是大彻大悟视死如视生的达观态度。

重庆人对抗战话剧的热情之高，可以忘记自己的性命安危。在国泰大戏院的话剧演出中，邓子儒得知紧急警报已经响了，日本飞机就要来了，提醒剧场内的观众赶紧撤离时，人们都把他焦急万分地催促当作“表演”，当作剧情的一部分，剧场里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邓子儒无论怎样催促，观众都不相信。他最后给大家跪下了，声嘶力竭地喊：“各位同胞，同胞们啊！日本飞机就要来轰炸了。这不是演戏，是真的，是真的啊！”可观众席后排竟有人喊了一声：“我们晓得，演得太真了！好！”直到外面轰隆一声巨响，剧院刚买的英国磨砂灯玻璃震碎了，舞台坍塌了，演员们才发出一声声惊叫，许多人捂着耳朵……大家这时才慌了神。结果观众伤亡惨重！

面对随时到来的大轰炸，随时面临生离死别，随时出现生活的窘迫与灾难，重庆人却依然可以对话剧如此钟情和执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表现更具浪漫与无畏的精神呢！

（三）阵地战和心理战交替运用

作品精心安排了几组对比，对读者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堪称大手笔。

一是大和小的对比。大题材与小人物、宏大叙事与人物琐碎身世行为的对比。

二是天空和大地的对比，天空在这部作品中一刻都不能缺席。如前所述端午节龙舟赛，这里是天空和江面的对比：重庆老百姓愉快过节在江上赛龙舟，其快乐心情、祥和氛围与敌人在天空恼羞成怒、肆无忌惮的对比。

三是装备上我弱敌强与心理上我强敌弱的对比。我空军战鹰以弱小装备藐视强敌、英勇还击，与敌方心理失态却嚣张进攻的对比。这场对决的结局是中国空军愈战愈勇和老百姓愈赛愈勇，心理坚强但人身伤亡惨重，日寇心里受伤愈打愈狠杀人如麻。

（四）蕴藉的语言之美

蕴藉者，君子气质也。范稳把《文心雕龙》的创作理论运用得非常娴熟，把“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实践得很到位，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譬如，范稳写道：

但在那个夜晚，这双眼睛还被雾都的浓雾所笼罩，被若有若无的雨丝所掩饰，让刘云翔分不清哪是迷雾重重中的爱、哪是生死情人的泪。山城的冬雨凄凉刺骨，像一根根细小犀利的冰针，总是扎在人心最温暖的疼痛处。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刘云翔将慢慢看穿岁月中的迷雾，看到那双眼睛里泪珠闪耀出来的爱的光芒，在把栏杆拍遍中一点一滴地把这些‘温暖的疼痛捡拾起来，反反复复地回忆、咀嚼、品尝。

作品充分考虑了当今读者对于历史、人文的审美追求和心理容量。蕴藉的文学语言，也是缱绻而遒劲的语言，让描写出神入化、让议论文质彬彬。

田野调查与智慧洞见

（一）接地气，重回重庆

作为1980年代初期在重庆上大学的作家，为了重新接上地气，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2015年范稳几乎移师重庆，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像重庆人一样地生活。范稳采访了重庆文化老人牛翁先生、杨本泉先生和重庆市十一中退休老教师陈国均女士等一批人物，陈老师在接受范稳采访后不到半年以97岁高龄谢世。出身名门的牛翁先生在抗战时期和重庆戏剧文化界交往甚厚，是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的亲历者和热心支持者，晚年诗书自娱，豁达平和。范稳还在书中引用了牛老的诗句，借书中人物的人生态度向牛翁老先生致敬，并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惜乎牛翁在该书出版后不到4个月仙逝，享年95岁。还采访了周勇、潘洵等一批历史学者。苦心人天不负，有效采访和故纸堆里查阅，使范稳准确地呈现了《重庆之眼》的城市气质和市井基调。

（二）洞见：背叛之背叛

巨大的苦难、伟岸的情怀，暗黑的生存、青春的诗意，隐忍的性情、清醒的灵魂，多重主题如此这般地纠结生发，让作品最终抵达了一个思辨的高度，让“重庆之眼”成为和平与未来之眼。

书名《重庆之眼》寄予了什么涵义？作为责任编辑，我的理解是：作品、作品中人物和读者都需要洞见历史的面貌，作品内外每一个人都会作为精神主体去探寻，而眼睛正是洞见的一个具象的感官。从物质层面说，眼睛具备日常观察的功能，即视力。但从精神层面看，人们通常把“慧眼”视作眼力和眼界的高水准。“重庆之眼”这个书名，巧妙地把视力和眼界、把个人和星空、把芸芸众生和深刻的思辨联系在一起，深邃和诗意蕴涵其中。作者精心安排了情感冲击力极大的诸多人物、事件，来完成与思辨高度相呼应的文学表达。比如举一例子，它以“背叛”的名义洞见，并完成另一份忠诚。

这一例是贯穿全书的对日索赔的事件。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前赴后继，屡败屡战。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范稳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战争损害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你发动了战争，戕害了我的亲人，毁坏了我的家园，我战胜了你，恢复了和平，理所当然地要追究你的战争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文明世界的正义又在哪里呢？

事实却并不是那么简单。今天日本的法庭，绝不会对一个万里迢迢前去打官司的战争受害者表现出丝毫的“正义”。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还有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离世，并且所有的对日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他们没有放弃。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设计安排的日本法律工作者齋藤博士、梅泽一郎等人物，作为加害国的正义之士，在索赔官司的所有事务中，义务帮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法庭上更是正面声讨军国主义战争罪行，对世界主义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阐释。他们自觉而坚定地背叛了本国政府的立场，而忠诚于全球正义。无疑，这是《重庆之眼》作为抗战题材作品在思辨意义上的升华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