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20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远山淡影》《长日留痕》《上海孤儿》等。在获诺奖之前，石黑一雄在英国文坛已经享有很高地位，他与v.s.奈保尔、萨曼·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尽管石黑一雄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文化背景，被称作“移民作家”，但他却自诩为一个“国际主义作家”。他在小说中不刻意描写亚裔的族群认同问题，而是以繁杂多样的题材、不停变换的场景和横跨东西文化的人物形象不停地拓宽自己的创作和表现领域。

1997年2月，《自然》杂志刊登了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成功克隆出绵羊“多莉”的消息。这一成果引发了世界对克隆技术可能应用于人类克隆的广泛关注，克隆人的伦理问题应运而生。由于克隆人涉及社会伦理、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不仅引发了研究者的激烈讨论，也成了文学创作的灵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石黑一雄推出了他的科幻小说《莫失莫忘》（NeverLetMeGo，又译《别让我走》）。它被《时代》杂志誉为“2005年最佳小说之一”，村上春树亦盛赞这部小说是他近半世纪的书中最喜欢的书。石黑一雄在这部反乌托邦长篇小说中塑造的逆来顺受、丝毫没有反抗意识的克隆人形象引发了众多评论家的批判性思考。书中对发达科技和扭曲人性相互作用之下构建的反乌托邦社会的描绘，促使人们对生命尊严和自我认知进行反思，对当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一定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牧歌式生活：“乌托邦”的幻象

相比石黑一雄的其他小说，这部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莫失莫忘》的故事设定和基调更加阴郁、黑暗。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坐落在如画的英格兰乡村深处，它看起来与其他典型的英式寄宿学校别无二致。老师不苟言笑，但还算友善。学生之间既有恃强凌弱，也有珍贵动人的友情。课间，女生会在白色的休息亭里，一边交换“八卦”，一边看男生的球赛。小路围绕着宿舍并且通往宿舍的每个角落，学校里还有鸭塘。雾气弥漫的早晨，学生能从美术教室眺望田野的景色。一切看起来无忧无虑。

然而，这座看似“乌托邦”一般的学校，却时常被神秘恐际的气氛萦绕。学生们与世隔绝，从来不提他们的父母，也从来不在周末假期回家。他们的成长似乎肩负着某项特殊的使命，他们每周都要检查身体，学校非常害怕抽烟对他们造成危害。学生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中，有很多话怕被别人听到，“监护人”（即老师）对他们的关爱似乎别有用心。艺术与诗歌创作在这里似乎也格外重要，一个人是否受人喜爱，绝对和这个人擅不擅长“创作”有关。有一位夫人定期来“收藏”学生们的作品，她虽然看起来颇具权威，高高在上，但她看到这群孩子时竟然非常害怕。不仅如此，当主人公凯西拥着枕头，随着歌曲NeverLetMe Go跳舞时，“夫人”竟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热泪盈眶。

书中那种不可解释的恐惧和秘密总让人想到卡夫卡或奥威尔的小说，但其实真相很简单：这些学生是克隆人，黑尔舍姆的终极目标是将他们培养成器官捐献者，“捐献”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宿命。小说中最大的悬念在第一部的尾声便已经揭开，但读者不会因为真相大白就对故事失去兴趣，书中的三位主人公凯西、露丝和汤米的命运深深牵动着读者的心。知道了自己身份的学生虽知命运无可逆转，却仍然对未来心怀向往。露丝完成了自己的“捐献”，她临终前鼓励另外两个好友凭爱情去争取自己“捐献”责任的推迟。

诚如这本小说序言中所说的，好作家必须是讲故事的高手。换言之，好的作家的叙述必须能够掩藏书中的秘密，能够耐着性子一步步披露人物的身世秘密和未来命运。石黑一雄便是这方面的翘楚，他的叙述总是平静而克制，用分外流畅的笔触悉心讲述了克隆人和真实人类一样的成长故事。他对他们青春期的躁动、恋爱、孤独和分离，对书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描写层层递进，却在故事最应当渲染的时候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思考。正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手法，才让《莫失莫忘》这个本身情节较简单的故事有了催人泪下的悲情效果和令人叹息的凄凉余味。

乌托邦vs反乌托邦

“乌托邦”即想象中的理想国度，也指无法到达的地方或者无法实现的计划。至于“反乌托邦”则是指理想社会的反面——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明却空洞乏味。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而在《莫失莫忘》中，科技与医学高度发达，生活幸福安宁的社会无疑呈现出“乌托邦”式的美好，但另一方面，“捐献者”被安排好的残酷而悲情的一生则打破了上述乌托邦的幻梦，把小说“反乌托邦”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比之下，反乌托邦的意味显得更浓了。

生存：“圆形监狱”中的“自我监禁”

《莫失莫忘》从表面上看是一部关于克隆人和器官移植的科幻作品，但其思想核心却关乎人在社会压迫中的自我认识和生存困境。石黑一雄说，这本书里装着的是“一小口袋的诚实、厚道和幸福”，他认为自己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了人在被压迫，感到无力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善良。但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克隆人残酷的“自由”的状态却引人深思。

逃离既定命运和争取独立自由是同类科幻影视作品永恒的主题。按照好莱坞式通俗发展和符合人之常情的逻辑，书中本应有一场无法避免的克隆人大逃亡。但石黑一雄未按常理出牌，在他的笔下，年轻健康的克隆人无一逃跑，他们静静等待命中注定的死亡的降临。即便极度痛苦，他们也未曾想过强加于他们的使命是违背伦理的，他们从未有过任何逃亡的举动，而是在痛苦中坚定地完成捐献器官的“使命”。

表面上看，克隆人仿佛活在真正平等自由的“乌托邦”里。他们完全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可以自由地走進快餐店点餐，自由地行走、开车甚至短途旅行，还可以自由地寻找自己的“原型”。以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生存技能，完全可以随时逃亡，消失在茫茫人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他们无一人如此。凯西和汤米甚至还带着他们爱的证明向“组织”寻求推迟死亡的特赦，被拒后，他们依然没有想过反抗，而是平静地接受了死亡的命运。故事结尾，凯西的挚友和爱人都在“捐献”中死去，黑尔舍姆寄宿学校也被拆除，凯西也即将成为“捐赠者”，而面对这悲哀又无望的命运，凯西只是止住泪水，“朝该去的地方疾驶而去”。这种“自由状态”中的自我监禁，正是石黑一雄带给世人的残醋思考：为何看似自由的克隆人却始终不肯摆脱宿命，为何他们心中却毫无怨限，为何一个像正常人一样被抚养长大的克隆人不愿反抗和逃离呢？

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xn）提出了“圆形监狱”构想。这一奇特的设计使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犯人，而犯人却因为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受到监视以及何时受到监视，从而产生感觉到自己始终被监视的心理，因此不敢轻举妄动，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从而实现“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的意识挥之不去，最后到了无人监视也不敢逃跑的地步。

《莫失莫忘》中的社会规则和权力话语无疑是一座针对克隆人的“圆形监狱”。为了给克隆人的记忆注入顺从和服从，“黑尔舍姆”的空间是精心设置的，其构造是典型的“圆形监狱”。它的主体是主楼，就是“导师”所在的地方，学生们在其他区域，如操场、树林和宿舍的活动都在主楼的监控之下。克隆人并不能在其中自由生活，充斥于这些小空间的，是管理者们严密的政治意志。就像凯西所陈述的那样：“主楼南面的池塘不能用来进行私密谈话，因为从一开始，你的行为就会被主楼的监护人清楚地看到。同时，谈话的内容也不知会传向哪里，如果有人想偷听，只需沿着小路走来，蹲在池塘男一边的灌木丛，就能把一切尽收耳里。”假如克隆人一旦有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或反抗的苗头，胆敢擅自离开黑尔舍姆，就会被永远拒之门外，缺乏生存技能的克隆人最终将死在别处：

她（一个女孩）曾是黑尔舍姆的学生，后来有一天她翻过一道围墙，只为了看看外面什么样……当她想要回來的时候，他们（导师）不允许。她就一直在围墙附近游荡，哀求着放她进来，但是没有人应允。最终她在外面逃到了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然后她就死掉了。

黑尔舍姆带来的幸与不幸

故事的叙述者凯西回忆起在黑尔舍姆的童年时说：“那是我第一次明白，真正明白，汤米、露丝、我，我们其他所有的人，是多么幸运。”小说中，医学高度发达，通过器官移植可以治疗一切癌症。黑尔舍姆出现前，克隆捐献者不被视为真正的人，被人类社会排斥和“监禁”。尽管黑尔舍姆出现后改善了一批捐献者的处境，但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黑尔舍姆的捐献者仍不被人类社会承认为“人”。与以往捐献者不同是，他们有过非常接近人的童年和生活，感受过幸福，但同时他们也觉察了自己悲哀且无法改变的命运。

从一出生起，克隆人就被放置在看似无拘无束实则逼仄压抑的特定空间中，他们学生时期被困于与世隔绝的黑尔舍姆学校，初入社会则必须要去坍塌废弃的村舍体验生活，真正进入社会“欢迎”他们的也只有一个个康复中心。他们任由他人安排，没有选择权。正如“夫人”对凯西说的：“我看到一个新世界迅速地到来。更加科学，更有效率，没错。多年的顽疾有救了。很好。但这是一个更冷酷、更无情的世界。”普通人对于这些捐献者的畏l具乃至厌弃心理是一种监禁，或许是为了迎合、讨好这个残酷的世界，克隆人选择了自我监禁而非反抗。解读“另一种正义感和道德承担”

石黑一雄的小说无论是题材还是背景跨度都极大，且绝无重复，但这种多变之下却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命运和责任。他笔下的主人公永远是命运的牺牲品，默默承担着自身的责任，不知抗争为何物。石黑一雄执着于表现典型的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甚至笃信不可知的命运和责任，他用他独特的安静隐忍、含蓄隽永的方式讲述生命、爱、记忆、救赎等存在性因子，以及普世价值，颠覆了读者惯有的阅读体验。

石黑一雄如此擅长描述人物内敛的性格与对责任的承担，并且从中发现鼓舞人心的力量，也许与他受日、英两种文化的熏陶有关。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精神”赋予了他细腻的柔情、节制的哀伤和“物来顺应”的释怀;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则教会了他隐忍的承担、克制的表达和恰到好处的理性精神。因此石黑一雄不像大多数移居西方的东方作家那样对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对话的主题难以割舍，而是更擅长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阐发自己的独特思考。

外界对于《莫失莫忘》的多种解读和评论并没有影响作家本人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反而激发了他对于命运和伦理的别样诠释。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坚持认为这部小说是他“最振奋而又愉悦的作品”。他说：

《莫失莫忘》第一次使我关注一些人类的积极乐观层面。他们可能有缺陷，会陷入人类通病的嫉妒卑鄙等等。但是，我想表现的是三个本质上非常正派的人。当他们最终意识到年岁将尽，我希望他们不会只想着地位身份或是私人财产，而是关心他人并且矫枉过失。因此，于我而言，这本小说是在展示人类的积极性，而非我们道德的薄弱面。

当作家将“对命运和责任的不反抗”定义为一种坚守、一种积极的精神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读者塑造另外一种“正义感”和“道德感”。正因为如此，尽管克隆人对自我生命也有渴求，但石黑一雄的笔下绝不会出现好莱坞电影版的轰轰烈烈的反抗和革命。那么石黑一雄表达的极致和他笔下人物对命运呼喊的极致是什么呢？也许正是书中的夫人看到的那个充满隐喻和暗示的朦胧场景：“我看到一个小姑娘，她双眼紧闭，将旧的世界紧紧搂在胸口，她打心底里知道，这个旧世界将不复存在，于是将它抱紧，哀求着，莫失莫忘。”

何为“另—种正义与道德承担”？

小说通过三个克隆“捐献者”的命运揭示了科技高度发达下的伦理困局：虽然小说中的主流社会并不把克隆捐献者视为真正的人，但克隆人也有灵魂，他们有喜怒哀乐，他们有创造力，他们在命运无法改变的短暂一生中追寻自我与尊严，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些可贵的品质，正是生命向死而生而绽放出的耀眼光芒。并非只有反抗命运才是唯一一种积极态度，选择接受命运，并全力以赴履行责任，而不是逃走，同样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