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飞

2013年6月28日，《陆家嘴》杂志发起的陆家嘴读书会举办第一次活动，邀请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做主题演讲。

沈联涛是少有的几位能跻身国际金融学界和政界主流圈的华裔金融家。他完整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他正履职香港金管局副总裁，而香港是风暴眼之一，在国际资本市场更是“血战”之地。沈联涛在离任担任长达七年之久的香港证监会主席一职后，潜心著述，研究课题正是1997年那场危机。

熟料这厢著书未毕，那厢危机再起。一场发端于华尔街的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一事件也很快被纳入沈联涛的研究范围。随后他出版了著作《十年轮回》（From Asian to Global Crisis）。因此，沈联涛的确有资格以当事人的身份来讲述这两场危机。

在这次读书会上，依然脱不开金融危机的话题。有着深刻国际背景的沈联涛全身散发着一股由内而外的自信，肢体语言丰富，讲话内容发人深思。

沈联涛的演讲和对话所贯穿的精神与《十年轮回》一致，那就是从亚洲人的视角去看待危机。他强调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中获得思想资源，因此他认为国学对于思考当下问题十分有用。

检视危机

《十年轮回》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著作，写于2006年至2009年。沈联涛在书中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为进入新阶段而付出的代价，次贷危机可能是世界为进入全球化新阶段而要付出的代价。

沈联涛的这本书是在向全球读者提供一种亚洲人的视角来看金融危机，但他也强调，“我并不是亚洲价值观的辩护者，因为我确信勤劳、节俭、忠诚和社会良知这些公认的价值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亚洲独有。”

书写到2007年的时候，沈联涛惊恐地发现，当时国际资本市场的表现像极了1996年的亚洲市场，“形势看上去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创造了最好的纪录，全世界的流动性充足，风险溢价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沾沾自喜的情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走向危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们没有危机，这就是行为问题，我们有时候自己骗自己，自己会认为不是问题。”沈联涛在读书会上引用了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理论——稳定中创造不稳定，“长期的稳定会出毛病，因为大家不知道有危机感。”

明斯基是一位被边缘化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他的思想从未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重视，沈联涛认为，这是由于其思想与自由市场学派相悖。“明斯基发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存在内在不稳定性。他认为，稳定经济的办法是大政府。”沈联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认为明斯基对此次金融危机作了最佳的解释。

显然，沈联涛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书中写道，“自由市场哲学有力地促进了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开辟了新的利润来源”，但“不幸的是，正如最近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不受约束的金融也会导致不稳定和破坏，并非都具有创造性”。因此，市场需要政府进行监管。当然沈联涛奉行“中庸”，“政府干预太多不好，放纵市场过分也不好”。

作为一名长期担任金融监管公职的金融家，沈联涛对于监管者的角色和作用有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金融调控和监管可以看作一份保单。“如果我们知道在每个经济周期中都可能发生使社会蒙受一定损失的金融危机的话，金融调控、监管和执行的年度成本相当于社会为预防或减少金融危机损失所支付的年度保险费。”他在书中写道。

不过长期的监管工作或许多少也会使人产生“父权主义”的倾向，沈联涛在演讲和对话中多次很自然地将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比喻为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但他也坦言，“知道哪里出问题不难，难在究竟需要分几次干预、怎么干预，这是一门艺术，不是一门科学。”

关于金融危机的检讨仍在继续。沈联涛此前戏称，“我的一生都在研究危机。”

沈联涛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度消费。而欧洲人认为问题根源是在美国，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他们没看到购买次贷衍生产品的其实是欧盟的银行，所以为次贷危机埋单的一大部分人是欧洲人，随后也就暴露了自己的问题。

沈联涛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霸王和盟主来比喻美国联邦政府之于其本国和德国之于欧盟的关系。“德国在欧盟顶多是个盟主，美国中央政府是霸王，中央和省政府的关系当然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但在欧盟，没有人会让德国担任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但当希腊这样的赤字国家出现问题时，就希望德国能埋单，购买他们的国债。“盟主是要埋单的，但没有好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僵持。”

他山之石

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金融业强国？上海是否能顺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世界货币？这是萦绕在不少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但沈联涛告诉人们，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和好玩。

“很多人以为中国变成强国，人民币就会变成全球大的储蓄货币，不一定会这样，因为美元夺了英镑的地位用了七十年，1870年美国的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要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才走出去，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必然的。”沈联涛说道。

他还提到国际金融秩序的顶层设计问题。现在这套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是1944年之后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是美国说了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股权基本在发达国家手里，美国有否决权，“它借给你你就活，不借给你就出现危机。”这种顶层设计其实就是有钱国家借给穷的国家。但2000年～2005年后，中国崛起，却变成了穷的国家借给有钱国家。“这个理论倒过来了他们就说全球失衡，这个理由在哪里，这个就是顶层设计的逻辑。”

成为储备货币，会遇到“特里芬两难”，即本币的供给需要超过本国的需求，这就必然会产生贸易赤字。这三十年来，中国可以说是其中的受益者，用本国的商品和服务换来了巨额的美元储备。沈联涛用战国时代诸侯国的“交质”来解释这种安排的稳定性。

但言下之意，人民币要成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也非得成为贸易赤字国不可，这对于仍严重依赖外贸的中国来说，似乎言之过早。

读书会当天的提问中，多次提到日本的经验教训。事实上，沈联涛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时就已经总结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在《十年轮回》中，他进一步阐述，是日本政府为了振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衰落的经济和金融而采取的零利率政策为亚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当时，日本银行以日元或外币计价的贷款大量增加，造成了日元利差交易盛行和全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资本从日本流向亚洲邻国，与这些国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导致亚洲也出现了泡沫。

“想用日元代替美元，最后日本碰钉子，痛了二十年。我下一本书就说欧元也想針对美元，现在已经痛了五年，人民币想走这条路么？所以看问题一定要看历史。”沈联涛告诫道。

中国也跟当年的日本一样，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人口红利正在式微。如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红利，成为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沈联涛认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肯定是创新，中国的大优势是自己的市场规模。“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创造自己的品牌，规模完全存在，有很大的市场。但市场效率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美国买中国货比在中国买便宜，质量还好于中国？”沈联涛说，这就是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中国现在面对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历史上走过这条路的国家不多。中国13亿人口，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大国走向全球，也会影响全球，现在全球也会影响中国。”所以沈联涛认为，没有一个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