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

摘 要：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项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家庭政策和妇女研究领域关注的现实问题，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策的支持。国家将部分福利负担转嫁给家庭、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不断提高、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传统思想，这三者的交互作用导致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不断攀升，但也带来了家政服务供给质量良莠不齐、家庭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来引导该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庭政策;家政服务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11-0101-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11.010

一、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是事关经济健康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一直是我国政府的核心目标之一。李克强总理在5月13日的“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指出，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要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位置。随后国务院在5月22日决定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来进一步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更好地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834万人，再创近十年毕业生人数新高，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麦可思研究院《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5%，其中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连续五年下滑，比2014届92.6%的就业率下降了1.6个百分点。而在上述就业率中，参加工作（包括受雇工作、自主创业）的比例仅为73.6%，出国留学、读研比例的上升暂时缓解了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此相反，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2%，比2014届91.5%的就业率上升了0.5个百分点。

但与此同时，家政就业市场却是异常火爆，家政工作人员供不应求，出现非常大的劳动力缺口。中国（广州）第二届家庭服务行业会议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家政服务支出增长速度一直呈两位数，母婴护理、家庭教育、老人陪护等需求旺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家政服务行业营业收入达到4 400亿元，同比增长26%，从业人员达2 800万人。但是家政服务供给仍然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社会需求，而且目前家政服务供给质量较低。调查显示，2011年上海600万户家庭中有1/3存在显性或潜在的用工需求，按照1名家政员服务2个家庭的标准计算，目前上海家政服务员至少存在50万的缺口[1]。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88.6%来自农村，年龄结构偏大，“80后”新生代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不足20%，超过半数家庭服务人员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系统培训[2]。

为什么在大学生就业市场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会出现对家政服务的旺盛需求呢？换言之，为什么具有较高学历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困难、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却非常大呢？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之前是家庭内部的劳动现在却需要通过购买家政服务来完成？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哪些影响？这就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家将部分福利负担转嫁给家庭;其次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最后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带来了对家务工作人员的旺盛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其他问题，急需解决。

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发展现状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指将部分家庭事务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属于民生范畴。由社会专业机构、社区机构、非营利组织、家政服务公司和专业家政服务人员来承担家务劳动，帮助家庭与社会互助，构建家庭规范，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以此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现今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研究中的重要热点，19世纪后半叶，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得这一理念正式提出。

（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详细讲述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不同时期家庭模式以及国家起源的经典著作[3]。恩格斯在其中阐明，家务劳动具有其自身的性别专属性。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男女天生的性别差异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出现，并因为文化和历史的惯性得到了传承和延续，对以后的社会分工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及相应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天然性别分工所具有的传承性和连贯性导致妇女所在的劳动领域由“公共”走向“家庭”并进一步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空间代替了公共空间，家务劳动逐渐取代了社会劳动成为广大妇女唯一合乎常规的勞动方式。这样的分工模式符合传统社会中父权制度的期待，顺应了男性家长权威制度的要求，但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和自由，并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受到了禁锢，也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4]。

市场的扩大化、商业的蓬勃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空前的需求，一些制造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更是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前提下，妇女走出家门迈入社会化大生产，家务劳动逐渐从家庭中分离，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应运而生。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出现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提升劳动参与率[5]。其中的原因在于：第一，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将之前的“家庭内部劳动”转化为“市场劳动”，产生大量的就业需求，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已达2 800万人。而且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家政服务人员的专业性会越来越强、分工会越来越细，进而促进效率的提升。第二，家务劳动社会化有利于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传统的“家庭妇女”参与到各种市场活动中，提升其自身价值。家务劳动基本上占据了家庭妇女的绝大多数时间，收拾家务、照顾老人和幼儿、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使家庭妇女的时间被“绑架”，无法抽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各种优势禀赋。家庭服务社会化的出现恰好为家庭妇女提供了机会，让她们有了选择的余地，可以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选择成为家庭妇女还是职场女性，2017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接近70%，位居世界第一。

（二）我国家政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发展也使得与之配套的家政服务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迅速，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初具规模，众多家政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大城市，有些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定品牌，服务范围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精细，服务内容逐渐分级。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家政服务市场的前景将更加广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具备了购买社会化家政服务的条件，家政服务领域聚集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增长态势良好，从2012年的1 600亿增加到2017年的4 40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0%，从业人员将近3 000万（图1）。

随着家政服务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家政服务领域趋向多元化、专业化。传统的简单家务型家政服务市场如保洁、搬家、保姆等项目不断细分，知识技能型家政服务市场如育婴师、家教、护理等更加专业，专家管理型家政服务市场如理财、管家等服务正在快速发展。为了适应家政服务专业化的需求，教育部在中职、高职和普通本科的专业目录中开设了家政服务与管理、家政学等数十个相关专业，开设相关专业点达到了3 000多个。2019年增设了智能养老服务、幼儿保育等中职专业，新设高职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点72个，同比增长了132%。在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计划。首批试点的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目前试点院校达到234家，覆盖在校生约4万人。与之相适应的家政服务涉及的细分产业也已有20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

根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的调查，在我国城镇现有的1.9亿农户家庭中约有15%的家庭需要家政服务。根据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测算，北京600多万户家庭中，至少有200万户需要家政服务，其中老人陪护、病患护理、婴幼儿看护将成为北京需求量最大的家政服务业态。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对家务劳动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规范化将成为我国家政服务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为了进一步规范、合理引导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民政部启动了2018年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实施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形成《家政服务提质扩容实施方案（2019—2022年）》上报国务院，随后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2019—2020年家政培训提升行动的通知，到2020年底实现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家政服务实训能力全覆盖，培训数量超过500万人（次）。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产生的原因

家政服务市场的火爆源于家务劳动社会化，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家务劳动社会化呢？换言之，本来是家庭内部的劳动活动，为什么现在要转嫁给市场而且市场的需求又是如此旺盛呢？

（一）国家将部分居民福利负担转嫁给家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在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提高资本积累率，我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个人需求、企业生产经营都在政府的统一计划下进行，由此帮助我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资本积累、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这种计划体制下，政府包办了个人从出生到坟墓的一切事项（这也被称为“政府办社会”），但是从长期来看，该体制效率比较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加重了政府的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政府包办一切”的模式中逐步退出，这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行政负担，但是由于之前并未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划分清楚，由此导致了很多本应由公共机构负担的福利也被推给了市场和社会，比如养老、医疗、基础教育等，而市场、社会的最终承担单元则是我们的家庭。

以教育市场化改革来看，我国的教育成本在1998年教育产业化之前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随着教育产业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的教育责任、教育成本开始转变为主要由个体和家庭来承担。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减少了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但是大幅度增加了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更多的是时间、精力的投入。比如以2015年南宁市幼儿教育为例，小孩选择入读中端幼儿园就要用掉家庭收入的25%，高端的私立幼儿园更是花费不菲[6]。投入金钱之外，个体、家庭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现在的幼儿园、小学上下学都需要家长接送，而且放学的时间普遍较早，基本上是下午3、4点就放学，而作为职工的家长一般都是5、6点才下班，这段时间差只能由老人或者是家务劳动社会化来解决。除此之外，现在的小学、初中都需要大量的课外补习，这种补习之前都是在学校完成的，现在却需要在市场上完成，由此也导致家务劳动随之走向社会、走向市场。

（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

女性劳动参与率是指女性劳动人口在适龄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该指标体现了国内女性社会地位特别是在社会生产方面的地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場、参与社会生产，不仅能够促进女性获得经济独立，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劳动力人口大国，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世界劳工组织2016年的统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美国56%、德国55%、法国51%、日本49%、印度27%）;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位居世界第一。另有数据显示女性占就业人数的43.8%，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5.8小时[7]。

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迈出家门，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成为职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是女性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岗位晋升方面都存在受到歧视的现象，女性在职场上面临性别歧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国家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企业雇佣女性时不仅仅需要考虑女性是否已经婚育而且还会考虑其是否准备生育二胎，如果要生二胎，则其被雇佣的比例会下降更多。调查显示，男性工资要比女性高38%，男性获得技术职称的概率要比女性高出61%[7]。在此种条件下，女性只有通过在工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待遇，而花费在家庭上的时间则会更少、甚至无暇顾及家务劳动，在此条件下只能把家务劳动推向市场，通过购买家务劳动来解放自己的时间。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分工的逐步细化，通过购买家务劳动来解放自己时间的劳动者会持续增加，目前提供家务劳动服务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就是对这一趋势的最好说明。

（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儒家思想文化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因为其自身的文化惯性，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迈出家门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成为职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是传统儒家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在影响着早已步入“现代化”的劳动者们。孙秀林等发现即使在非常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赞同“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人数占比40%，有38%的居民持无所谓的观点，只有20%的被访者反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杨菊华等人结合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等性别分工观念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8]。贾云竹和马冬玲也使用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年龄、代际等多个视角研究了中国城镇女性关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性别分工认识的变动状况[9]。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女性在家务劳动中付出的时间仍远超于男性，女性平均每天投入家务劳动2小时6分钟，男性为45分钟，女性比男性多了1小时21分钟。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我国也一直在倡导男女平等，但是受到“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家庭中仍然要负担较为沉重的家务劳动，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独立女性选择晚婚甚至不婚的一个主要原因。女性在无法抽出时间完成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式来尝试解决工作—家庭生活的两难冲突。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将福利负担转嫁给家庭、女性广泛参与就业、男性较少承担或参与家务劳动的传统观念，导致家务劳动社会化开始逐步出现。而经济持续发展则加速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并引发对家政服务需求的爆炸式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四十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迅速，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 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实现翻四番有余。经济的持续发展加速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并引发对家政服务需求的爆炸式增长。

四、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家庭在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社会发展压力时被迫做出的“理性抉择”，比如我国的家务劳动社会化主要是由于双职工家庭的育儿不便而出现的，与此相伴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不断发展也会对国家宏观政策产生影响。

（一）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

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我国的发展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确实已经发生转换，在家务劳动社会化中的突出体现是家务劳动的强劲需求与从业人员供给不足的矛盾。由于家务劳动社会化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为短暂，在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第一，如何转变观念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行业。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也处于调整期，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劳动力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来统筹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劳动力的就业观念尚未改变、对各种相关工作存在职业偏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观念认为家政服务行业都是伺候别人的工作、属于比较低端的行业，一般的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都不想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但是家政服务行业的市场需求却异常旺盛，由此导致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严重错位。根据58到家平台数据，2017年北京、上海的阿姨供需比约为1∶5，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家政服务阿姨用工荒。《北京青年报》2018年调查发现：北京保姆紧缺，家政业在全国百余贫困县挖人。如何转变劳动力的职业观念，帮助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使其能够依据市场需求调整自己的职业选择成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如何提供优质的、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家政服务。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三个基本要素[10]。随着家务劳动涵盖内容的不断细化，市场和家庭对家政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以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消费为例，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政策到现在的全面二孩政策，与生育二孩密切相关的月子中心迅猛发展，同时相伴而生的月嫂、催乳师、产后康复师、育婴师等队伍也逐步发展壮大，并围绕生育二孩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根据《2018—2023年中国康复医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2017年我国月子中心市场规模约为103亿元。但是家政从业人员的素质却十分堪忧，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88.6%来自农村，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4.1%;年龄结构偏大，“80后”新生代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不足20%，超过半数家庭服务人员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系统培训。也有媒体报道，随着月嫂市场需求的持续火爆，很多月嫂到培训机构交上1 000多元培训10天，就可以“接单”，培训23天便可拿到“金牌”月嫂证书，月薪高达两三万元，但雇主却面临着金牌月嫂“证书不少却干活儿不好”的尴尬情况。

第三，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何同时保障雇主和雇员的权益，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监管机制。对于雇主来说，家政市场提供的服务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很多具有大学学历甚至研究生学历的雇主，照样被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糊弄，很多都是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因为雇主满大街都是，而家政服务人员比较缺乏。更有甚者，网络报道显示有雇主四年内换了80个保姆，更换的频率达到半个月一次，而且更换基本上是保姆提出，并非雇主提出的。过去几年，网络媒体频繁曝光的保姆虐童和虐待老人的事件，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雇主对家政从业人员的信任。而对于家政从业人员来说，与产业工人相比，她们通常处于劳动力市场更为边缘的位置，大部分属于非正规就业，基本的劳动权益都很难得到保障。此外，家政工人通常是分散在各个雇主的家中，彼此间缺乏联系，很难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缺少对他们劳动的保护、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訴求以及争取个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性通道[11]。这些都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合适的制度来保障雇主、家政从业人员双方的合法权益就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四，家庭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二胎生育意愿降低。家务劳动本来是家庭内部事务，但是由于国家相关政策不完善，将相应的福利负担转嫁给了家庭，最终家庭只能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来缓解该压力，由此导致较高的家庭生活成本、较低的二胎生育意愿。2018年第二季度上海家政服务员的工资与第一季度相比全面上涨，其中母婴护理最高，由10 600元/月调整至10 890元/月;育儿嫂工资则从7 983元/月调整至8 593元/月;综合家务工资则从6 700元/月调整至6 971元/月。而上海市2017年的全市月平均工资7 132元，也就是说母婴护理、育儿嫂的工资都要高于全市平均工资，综合家务工资与全市平均工资基本持平。2019年6月，北京月嫂的工资均价为14 727元，已经超过北京市2019年平均工资6 260元。这样的家务劳动开支使得家庭成本急剧上升，而母婴护理、育儿嫂的高工资也让生育二胎、没有老人帮助照顾的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

（二）促進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的对策

上述四类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家政服务行业能否健康蓬勃发展，而解决上述四类问题需要长期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发挥好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同时也要合理地运用社会政策帮助妇女提高地位、协调好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认为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为解决上述四类问题奠定基础。

第一，推进实践反思与制度调适，建立完善的国家公共家务帮助体系。实践经验和社会生活告诉我们，家务劳动一直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完善现有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既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也赋予了对其价值的平等认知与公平考量。社会理念对社会的性别观念变迁有着重要影响，西方的“公共父母亲”概念帮助推进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促进国家形成了完善的公共家务帮助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儿童的看护和抚育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对儿童全方位的投入并不局限于一个家庭的利益或是家族繁衍的期待，更是全社会利益的保障和成果的继承。因此，国家取代家庭来负担抚育和培养儿童的主要责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父母亲”，广大妇女从烦琐的家务中得到了解放，可以更专注地投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为社会的进步和效益的提升贡献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实现了男女平等，女性参与工作，走向社会，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上有着比国外更坚实和先进的经济社会基础。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结合自身特点，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模式，立足现状，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共家务帮助体系，这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本土化，制定与时代相呼应的政策法规。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剧烈的转型期，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和伦理本位仍对家庭模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时刻对固有的家庭和家务劳动模式提出新的挑战。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政策的执行都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各种与家庭相关的问题逐渐得到不同社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关注，家务劳动社会化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也开始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在政策扶持方面，政府应对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展开推进给予相应的优惠、支撑和帮助，在已有基础上对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监管、考核及培训;在日常管理方面，可以尝试以社区为单位引导建立家政服务行业的各类协会，帮助家政行业走向专业化、精细化、正规化;在宣传路径方面，可以与各大媒体积极保持联系与合作，宣传家务劳动行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吸引优秀人力和充裕资金进入到家政服务产业，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未来的繁荣。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理念的前提下，政府应出台有利的相关政策，制造新的生长点，大力发展幼儿育托模式，帮助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家庭中妇女的生产力，使老人在退休后更好地享有福利和照顾，并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既能保证家庭经济上得到补充，又能保证家庭结构上的安全和稳定，促进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的繁荣发展。

第三，转变观念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健康发展。这里的转变观念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转变。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家务劳动的负担主要落在家庭中的女性身上，而男性却并不负担家务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会选择将家务劳动外包，进而可能会导致家务劳动过度社会化，最终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强调夫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平等、夫妻双方共同从事家务劳动，让“巨婴父亲”真正认识并担负起父亲的职责。同时也可以推动“父亲育儿假”制度，强调从家庭投入时间上来推动男女在家庭分工上的平等，该制度不仅有利于父亲认识到自己在家务劳动中应该承担较多的职责、减少女性群体在家务劳动中的过多负担，而且该制度也可以让企业在做出雇佣决策时不对女性产生性别歧视，真正做到在就业市场上的男女公平待遇[12]。其次是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当前家务劳动市场上劳动力供给不足的一大障碍就是观念问题，认为从事家务劳动行业就是伺候人、低人一等的观念，阻碍了劳动力流入该行业，尤其是吸引不到高素质的劳动力进入该行业，为此可以考虑加大宣传家政服务行业的工作内容、工资收入等情况，让劳动力对该行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资收益等方面有完整的了解;还可以在现有开设相关专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该专业的学科建设，吸引学生选择该专业进行学习;同时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来保障家务劳动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增强该行业的职业吸引力。

五、结语

家庭作为考察社会变迁的微观场域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话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家庭内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我国的家庭规模正在从几代同堂而居的大家庭向微型化家庭转变，三人及三人以下的微型家庭数量占比已经超过七成[13]，家庭内部经济关系开始平等化，与之相伴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却并未同步发生变化，还是女性在家务劳动中占据主要地位，而这种情况也为家庭风险、家庭危机埋下了伏笔。为解决上述潜在危机，家务劳动社会化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转变传统观念，采取合理措施，促进家政服务行业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解决男女在家务分工上的不平等的问题，而且可以扩大就业，缓解目前存在的就业难题。换言之，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家庭采取相关措施“理性”应对家务劳动内部分工不平等的一种手段。为此，我们需要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现象进行关注，并采取相关举措来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健康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群民，李显波，王瑞杰.加快上海家政服务业发展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1（6）：113-117.

[2]  华经产业研究院.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行业市场规模、供需情况及发展趋势分析[R].2018.

[3]  徐安琪，刘汶蓉.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上海市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3）：41-47.

[4]  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J].社会，2014（2）：166-192.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岳经纶，张孟见.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国家与家庭关系：一项实证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19（3）：51-63.

[7]  孙秀林.中国都市社会脉动——上海调查（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8]  杨菊华，李红娟，朱格.近2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4（6）：28-36.

[9]  贾云竹，马冬玲.性别观念变迁的多视角考量：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5（3）：29-36.

[10]  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63-176+207-208.

[11]  Fish，Jennifer N. Domestic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 global movement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M]. NYU Press， 2017.

[12]  彭希哲.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需要整体性的配套[J].探索，2016（1）：71-74+2.

[13]  林晓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家庭变迁：轨迹、逻辑与趋势[J].妇女研究论丛，2018（5）：52-69.

Abstract：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is an important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age， it's also a real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family policy and women's studies.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support of social policies. The state shifts some of the burden of welfare to families，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women's labor force has been increasing， the traditional idea that housework should be done by women，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quality of domestic service supply and rising cost of family living， whic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Key Words：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Family policy; Household service

（責任编辑：易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