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艺

摘要：堂吉诃德幻想成为英勇的骑士去扶助弱小，爱玛·包法利的梦想是过上浪漫爱情生活。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均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追求理想的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本文从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形象意义三个方面对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二者进行比较，探究理想主义者悲剧的异同及其启示。

关键词：堂吉诃德;爱玛·包法利;理想主义者;悲剧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均是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著作，两者之间更是联系紧密，爱玛·包法利被称作“穿裙子的堂吉诃德”[1]。他俩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改造或摆脱现实生活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想要再现书中所刻画的理想世界，为了追求理想做出一系列与常人不一样的举动。目前各种文献材料仅在分析了爱玛·包法利这“女性的吉诃德”形象，抑或是各自分析了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的形象和悲剧，还米有将二者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将从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形象意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的形象，试探究理想主义者悲剧的异同。

一、行为方式

有人指出，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具有相同的行为模式，即“读小说——生幻想——追求幻想——失败或毁灭”[2]。他们都向往小说中的理想世界，由此在心中播种下追求理想世界的强烈愿望，并采取了实际行动，但在次又次的行动中均以失败告终，最后走向了必然的毁灭。

（一）读小说

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都有“文学病”，希望将小说中读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堂吉诃德酷爱骑士小说，骑士小说就是他的精神食粮，书中在第一章就写道：“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都忘得一干二净……”[3]。他对骑十小说的喜爱是直接表露出来的，太过于疯狂，因而人们把他当做一个疯子。大家都觉得堂吉诃德实际上是被骑十小说所耽误了，如果他不谈论骑士小说，他还是很博学、理智、有见解的一个人：当他和牧羊人谈论黄金时代和黑铁时代时，他对黄金时代的熟悉是谁都料想不到的;当他误将两群羊当作军队时，脱口而出的众多地名、民族及民族特点都令人惊叹他的学识渊博;当他发表对文武两行的奇论时，众人都觉得他的见识高明，说得头头是道;他能讲出“美德的道路窄而险，罪恶的道路宽而平……”“戏剧是人生的镜子……”如此有道理的话;他对诗，对婚姻都很有见识;桑丘做海岛总督时堂吉诃德对他说的话，以及给他写的信都反映出了堂吉诃德的智慧。因此，在书中，大家都认为骑士小说对堂吉诃德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爱玛·包法利喜爱爱情传奇小说，她读过《保尔和维吉妮》，深爱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的小说，浪漫主义之风悄悄在她的心中根深蒂固。这种浪漫主义是消极的浪漫主义，爱玛从中学会的是偷情、私奔、及时行乐等等消极主张[4]。与堂吉诃德相比而言，爱玛·包法利并不像堂吉诃德那般时刻把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挂在嘴边，只是她的日常行为举止偷偷流溢着浪漫主义，并不为人所深知，她在其中自得其乐，甚至在死时，她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她为何而死，不知道爱情传奇小说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二）生幻想

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在心中都产生了对理想世界的渴望，不同的是：堂吉诃德幻想中的自己是为了实现“大我”，即是为了身边的人、整个国家以至整个时代去构建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从而使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爱玛·包法利是为了实现“小我”，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堂吉诃德崇拜骑士小说中的那些骑士，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堂吉诃德幻想成为这样的游侠骑士。他对目前的黑铁时代很不满意，他认为黑铁时代是一个极不安定和平的时代，而“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为了从黑铁时代转到黄金时代，他愿意做这样富有使命的骑士，建立“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的骑士道。爱玛·包法利与堂吉诃德不同，她幻想中的自己生活在温馨、浪漫的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被甜蜜的爱情所滋润着。她的幻想相较于堂吉词德来说似乎显得卑微，这只是一个女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以改善的一个小小的要求罢了，可是现实给不了她这种决感，她只能从书中去找寻，如此可悲。

（三）追求幻想

两部著作中都用了很多笔墨去描写主人公追求幻想的过程，从二者的行为可以折射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极为不同。先来分析堂吉诃德为追求幻想的三次出行：第一次出行时他途遇一座“城堡”，硬是让城堡主人对他进行骑士受封仪式，离开城堡后“解救”了一个孩子，因强行让一群商人承认杜尔西内娅是天下第一美人而遭到暴打，被一位老乡发现送回了家。尽管第一次出行并不顺利，还惹得伤痕累累，但堂吉诃德并没有因此厌弃骑士道，相反，他对骑士道更加上心，像书中所说给自己找了一名侍从，于是第二次出行他便带上了桑丘·潘沙。在第二次出行中，他与“巨人”抗争伤得不能动弹，碰到了几个凶暴的杨维斯人而大吃苦头，冲杀“军队”被石子打得面无人色等等，最后被装进笼子里运回了家。堂吉诃德的第二次出行比第一次出行受的伤更多，但他始终没有后悔过，仍旧努力当一名帮扶天下的骑士，尽管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还是期待第三次的出行。在第三次出行中，堂吉诃德因发现他的杜尔西内娅被魔鬼施法变成了丑妇而内心悲痛，和镜子骑士、狮子打交道圆满成功，经历了在蒙德西诺斯地洞里的奇遇，因损伤傀儡、水力磨坊而赔钱，被公爵夫妇所接待从而享受到“真正”的骑士待遇，被白月骑士打败遂答应待家一年等等。第三次出行的遭遇更为丰富，他在公爵夫妇家里得到了骑士的待遇，感觉自己离理想世界又进了一步，但这不过是一场虚幻而已，最后他还是被白月骑士所打败，仍旧没有立下任何功勋而回乡。但不得不说的是，堂吉诃德的这三次出行，一心都在追寻着骑士道精神，一心都为实现“大我”，即使中途遇到不少的艰难险阻，他内心也没有丝毫的动摇，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而爱玛·包法利显然与堂吉诃德不同。爱玛的追求，体现了女性幻想实现的一种方式，也展现了她内心的矛盾。她习惯于将自己的幻想寄托于他人身上，在她与查理结合时，她原以为自己得到了爱情，摆脱了现实的苦闷，由此而欢欣，却没想到这场婚姻将自己陷入更深的苦闷之中，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在生活中理解“欢愉”“热情”和“迷恋”这些字眼。正如堂吉诃德在公爵家中“接近”了理想一样，爱玛在一场舞会上与子爵的邂逅中，使她品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浪漫，这一切都仿佛是从书中走出来的一样，但这一切只是虚无缥缈的一瞬，道特的现实生活仍旧摆在那。她离开了道特，以为换一个环境就能换一种生活，然而并非如此。她举家搬到了永镇，路途中发现怀了身孕，她是多么希望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男孩能代替她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再附庸于男权社会下，于是她把自己的幻想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她生了一个女孩，她不愿接受這个事实，甚至不愿意自己抚养这个孩子。将幻想寄托于查理和孩子无望之后，爱玛寻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情人。罗道耳弗与查理是多么的不同，他浪漫、多情又有钱，满足了爱玛对情人的一切幻想;赖昂看似文弱，但也比查理强，爱玛在他面前再怎么浪荡、随性都不会遭到谴责。[5]在爱玛将自己的幻想寄托在他人身上时，她内心并不如堂吉诃德那样勇往直前，爱玛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起初，她刚接触到赖昂，赖昂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内心无比激动，但努力想控制住自己，因为她意识里还清楚自己是包法利夫人，于是她开始料理家务，亲自抚养女儿白尔特。在第一次出轨期间，她也惭愧过，觉得自己的偷情于查理来说不妥当，她想弥补查理，尽可能地对他好。但在查理治疗畸形足失败后，她又对他失望了，罗道耳弗重回她的心头。在罗道耳弗逃走后，爱玛暂且改过自新，凡事以家庭为主，但赖昂的再次出现令她又陷入了情欲之中，直至最后欠债累累，服毒自尽。爱玛·包法利在追求幻想的过程中不像堂吉诃德那样坚定，在感情上不顺时，她的内心也有变动，在想其实“现实主义”的查理也很好。她就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举棋不定，当她被理想打败时，她就躲起来舔舐伤口，等结疤了再在犹疑中继续追寻。

（四）失败

就主人公追求幻想的最终结局来说，堂吉诃德的死似乎是毫无预兆的，他在第三次出行回乡后就得了病，病中顿悟自己过去读的骑士小说都是一颗颗毒瘤，害人不浅，在大彻大悟中死去。其实堂吉诃德在第三次出行和前两次出行中，他对骑士道还是一样的热忱，并没有改变，但堂吉诃德的死就是如此突如其来，他的死就意味着他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彻底失败了。相反，爱玛·包法利就是一步一步印记鲜明地将自己推入深坑。她忍受不了现实的苦闷，她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情人的抛弃，她被债务危机摧残得体无完肤，她的尊严被债主、清人、公证人一点一点地践踏。享受理想世界的浪漫需要代价，这个代价太沉重和残酷，她已无力承受，也无法再回到丈夫身边去了，所以活着有什么意义呢？爱玛·包法利的死是情理之中的，这个失败比堂吉词德更显得有迹可循。

其次，就主人公的失败所引起的效果来说，《包法利夫人》更显得悲剧，堂吉诃德虽然失败了，“不过外甥女照常吃饭，管家妈照常喝酒，桑丘·潘沙也照常吃喝;因为继承遗产能抵消或减少遭逢死丧的痛苦”，他身边的人都在照常过日子，并没有因为堂吉诃德的死而遭遇不幸。再来看看《包法利夫人》，爱玛的失败连带着家人的不幸，爱玛死了，查理不堪忍受爱玛的偷情往事跟着离开了人世，他们的女儿白尔特在后来的生活中过得也不尽如人意。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中的理想破灭比《堂吉词德》更显悲剧，更能震撼人心。

因而，从堂吉诃德和爱玛的行为方式来看，他们在

“读小说——生幻想——追求幻想——失败或毁灭”这一相同的行为模式下都展现出各自的悲剧，向我们娓娓道来，但如果要更进一步的探究，我们无法不绕开二者思想上隐含的悲剧性。

二、思想观念

本文对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的思想观念的论述主要从爱情观和金钱观着手，二者的爱情观和金钱观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相异的部分，同中有异，各尽其妙。

（一）爱情观

爱情观是《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堂吉诃德与爱玛的爱情观都带有虚幻的色彩：堂吉诃德想象中的意中人名叫杜尔西内娅，是个十足的美人，然而事实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或者说杜尔西内娅只是一名普通的村妇。爱玛·包法利想象中的爱情是十分天真烂漫的，男女情投意合，在上流社会中自在地过活，远离柴米油盐、斤斤计较的生活。他们的爱情观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结果，与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堂吉诃德与爱玛·包法利的爱情观明显有所不同。堂吉诃德的爱情实际上是虚无的，主要在意于形式，并不涉及自己的情感，他是为了符合骑士道的规律陡然有了杜尔西内娅这个意中人，正如书中所说：“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由此可见，他不是为了爱而爱，是为了骑士道而“爱”，他完全照搬骑士小说中的模式来对杜尔西内娅表达爱意。因此，堂吉诃德每逢打败了人，便要求他们到杜尔西内娅面前去听候差遣;每逢遇到了危机，便祈求杜尔西内娅的庇佑;每逢遇到了美人，都要将杜尔西内娅拿来比比，认为杜尔西内娅的美决不逊于她们。杜尔西内娅活在堂吉诃德的脑中，他对杜尔西内娅的爱只是形式上的爱，与物质、肉体毫无关系。即使他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变丑了，也丝毫不减他对杜尔西内娅的关爱，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时时想着要帮杜尔西内娅恢复原貌。堂吉诃德时时念叨着这不存在的杜尔西内娅，通过她来展现自己的骑士道精神，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甚至带有闹剧的效果。

相对于堂吉河德的为骑士道而“爱”，爱玛·包法利是想真正追寻属于自己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在修道院的禁欲主义的夹缝中经爱情传奇小说的刺激下萌生出来的一种渴望，但爱玛的爱情不仅仅停留于形式，更有实际的行动。爱玛真正追求浪漫主义式的爱情当属她的两次出轨：与罗道耳弗的恋情中，她体会到了出轨的刺激，感受到了浪漫的滋味。爱情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以至于爱玛终究受不了与查理在一起的生活，想要抛弃查理，抛弃苦闷的现实生活，与罗道耳弗私奔，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却被罗道耳弗抛弃。在与赖昂的恋情中，她再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仿佛自己因有了爱情而重新获得了青春，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朴实无華的爱情，她想要的爱情是华美的，于是她宁愿花自己的钱贴补费用也要与赖昂在高档的旅馆里幽会。逐渐地，她与赖昂的爱情似乎不再是爱情，而只是一种情欲，为了享受幽会的刺激，她负债越来越多，然而还是逃避不了被抛弃的悲剧。[5]爱玛·包法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爱情的深渊中，无法自拔，最终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

（二）金钱观

堂吉河德和爱玛·包法利都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但他们都不是为了金钱而去追求金钱。就堂吉诃德而言，他曾为心头重要的五件大事排了一个顺序，就将保卫个人物质财富列在了第三位。[6]但从堂吉诃德的种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他并非是爱财如命的人，这点可以从与桑丘·潘沙的比较中显现出来：桑丘极爱钱财，他在书中约有二十次提到了金钱或海岛，与之相对比，堂吉诃德则对钱则表现毫不关心。当桑丘丢了驴子，为自己少了多少钱财而哭泣时，堂吉诃德给他三匹驴驹作安慰;当桑丘指望着堂吉诃德与高贵的公主结合，自己多少也有点好处时，堂吉诃德训斥了桑丘的主张;当堂吉河德弄坏别人的船，让对方开价赔偿时，桑丘嘀咕着赔价太高;当桑丘与堂吉诃德计算工钱时，堂吉词德让桑丘自己扣下得了;当桑丘向堂吉诃德讨要三千鞭的费用时，堂吉诃德让桑丘自己定夺价钱等等。诸如此类的比较都鲜明地表现出堂吉诃德无所谓自己所拥有的钱财是有多少，他只一心投入骑士道中去，用于游侠骑士的出行而损失了的钱财，他是毫不在乎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堂吉诃德虽然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但他反对那种个人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堂吉诃德的这种观念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大潮相违背，当时是个人意识觉醒的时候，人们都在追求情欲和私有财产，而堂吉诃德却对之加以节制。正因为如此，人们觉得堂吉词德是多么的不理智，放着好好的地主绅士不做，家里明明有一份可观的财产，却偏偏要去做一名滑稽的游侠骑士，干一些不着调的事来挥霍自己的则产。

爱玛·包法利虽爱钱，但她绝非单纯因为爱钱而把自己逼人债务危机中，她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她对爱情的向往。当堂吉诃德可以抛弃自己的钱财去追求理想的时候，爱玛·包法利却用金钱把爱情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爱玛认为金钱是爱情的基础，有了金钱，她的爱情才会甜蜜。她所向往的浪漫生活并不是只有寒酸的爱情，最好能住在古老的庄园，所爱的对象是高贵的骑士。爱玛与商人勒乐的来往表现了她在欲望的诱惑下一步一步地沉沦。起初，商人勒乐向她推销商品，她都一概拒绝，声称自己都用不着;随着自己在爱情与现实之中痛苦着，她便觉得既然爱情无望，那起码在生活中要对自己好一点，于是她就开始大手笔地花钱，尽量从金钱上消解内心的苦闷;到后来与罗道耳弗幽会，爱玛从勒乐那多次购货，债务渐渐开始累积起来了;直到与赖昂的幽会，债务越滚越多，一次又一次地赊账，写借据，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向深渊。对爱玛而言，金钱是爱情的辅助品，金钱也类似于一种毒品，越吸越上瘾。因为对爱情追求的失当，导致金钱问题的存在，即使爱玛深知自己所欠债务金额庞大，但是她还是一错再错，继续写借据，继续挥霍，直到把自己压榨得体无完肤为止。[7]

总之，堂吉诃德思想观念中的喜剧性带有悲剧性的成分，爱玛成了爱情、金钱的附庸，他们的思想观念都冲破了当时正统的思想观念，因而二者形象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和唾弃，展现出了悲剧性的一面。

三、形象意义

联系上述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两个角度的阐释来看，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二者形象看似滑稽、荒诞、毫无理智：一个坚决践行骑士道而被人看作疯子;一个为爱情背叛家庭，负债累累，似乎是一个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的女人。但二者形象在这表层背后，其实是具有超越时代性的进步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理想的不断追求最后却沦为了一场悲剧。

鲁迅先生在评论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时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8]堂吉诃德有伟大的志向，他的意识是远远领先于时代的步伐。就如对女性地位的看法，杜尔西内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堪比耶稣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地位，他凡事只祈求杜尔西内娅的庇佑而不寻求耶稣的庇佑，这不正反映了在堂吉诃德的意识里，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的欺压者，女性的地位一下子抬高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9]再如，堂吉诃德无畏地为黑人说话，他批判那些以解放黑奴为借口，把年老无用的黑奴赶出了家门的奴隶主，认为这种行为是极其残忍的，这些奴隶主无异于披着羊皮的狼。堂吉诃德的这番见解是在“奴隶宣言”出台以前说的，可见其先于时代的意识和无畏的气魄。[10]更有甚者，在“人人为己”的黑铁时代，堂吉诃德却扬起了“我为人人”的旗帜，他的理想就是除暴安民，他的理想就是让社会L的老弱病残都能得到合理的对待，他的理想就是复兴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进而向黄金时代跨步前进，他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一种为民舍命的人文信仰，这正显示了其超越时代性的进步意义。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错误的不是他的理想，而是他的打法。当堂吉诃德搬出了骑士小说的那一套，全副武装，以中世纪骑士的形象行侠仗义时，到头来这种行为却被人所不耻。可是，尽管我们先忽略掉堂吉诃德用骑士道的那一套去行侠仗义，假设他的打法合晴合理，当我们把堂吉诃德放入整个大时代的潮流中去看，我们会发现，即使堂吉诃德努力地去抗争，努力地去改变时代方向，他的这种努力又有何用呢？堂吉诃德是孤身一人捧着人文信仰，他不似《水浒传》中的宋江有107好汉跟着他闯荡，他也不似《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手下将领个个武艺高强、足智多谋，因而通过他的喜剧性行为更能凸显出他的悲剧性。作品的最后，堂吉诃德毫无预兆地死了，这看似不合情理，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唯有堂吉诃德对骑士小澎左行否定，才能表现出他无可奈何地对人文信仰的背离;[11]唯有堂吉诃德的死，才能展现出堂吉诃德的理想彻底地毁灭了，个人的力量终究抵抗不过时代前进的脉搏，时代的黑暗仍旧继续下去且无法逆转了。堂吉诃德的死就是隐藏着如此大的悲剧色彩。

爱玛·包法利同样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在爱玛所生活的时代，女性是男权社会的附庸，女性的首要职责就是照顾家人，料理家务，至于所谓的爱情追求只能是女性的幻想而已。虽然爱玛追求爱情的行为有伤风化，《包法利夫人》一度被禁令发行，但爱玛的进步性在于她敢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那个时代普通女人们所不能企及的。在爱玛身上，鲁迅先生评论堂吉诃德的那句话同样受用，对爱玛而言，她渴望爱情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她追求爱情的方式方法。在她将爱情实现的希望寄托在情人身上后，她自以为真的获得了浪漫爱情，如果说与罗道耳弗的爱恋时她还有些羞怯，那么她与赖昂爱恋时则变本加厉，变得不知羞耻，一度沦于情欲之中。爱玛这种追求爱情的方式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爱玛意识的狭隘，即使她意识到了要掌握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主动权，但是她做出的行动仍旧依附于男性身上，体现了成为男权社会附庸的性质，这明显表现出爱玛的爱情悲剧。除此之外，修道院的教育也是导致爱玛悲剧的原因之一，她在修道院禁欲主义式的生活反而使她对爱情产生无比的渴望，她没有接受过正当的有关爱情的教育，从而使她在后来生活中对爱情追求的失当。[12]小资产阶级的诱引是导致爱玛悲剧的直接原因。生存资料消费再也满足不了爱玛的胃口，商人的诱引使得她向发展资料消费、享受资料消费看齐，在金钱与物欲的唆使下她一步一步使自己走向悲剧。最后，社会人情的冷漠是导致爱玛悲剧的重要原因。当爱玛意识到自己已陷入悲剧的牢笼中无法逃脱的时候，她还没有选择死亡，而是抱有一线希望向周围的人求助，然而社会人情的冷漠、残酷使爱玛连最后一丝尊严都要被践踏，正是这最后一束稻草压垮了她，她最终选择死亡。

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爱玛·包法利，他们作为理想主义者都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理想被时代、社会等种种因素所束缚而不能实现的悲哀。

四、结语

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都是理想主義者，尽管他们具体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希望将书中所看到的理想生活于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也能为自己的理想高呼。但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命运还是敌不过现实，走向了悲剧。堂吉诃德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热情高涨、英勇无畏的一面;也看到了理想主义者滑稽可笑，被现实所捉弄的一面。爱玛·包法利则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社会的漩涡中逐渐扭曲、变形，甚至迷失了自我。不管怎么说，如此交织起来的形象，最终形成了不朽的“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我们既要歌颂他们作为理想主义者所体现出来的进步意义，又要反思二者沦为悲剧的原因，对堂吉诃德和爱玛式的理想主义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要反观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有多少人成了“堂吉诃德”或“包法利夫人”，有多少人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却最终沦落悲剧。我们既要学习理想主义者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又要使追求方法得当，不要成为新一代的悲剧的“堂吉诃德”或“包法利夫人”。

参考文献：

[1]乌云高娃.析包法利夫人的悲剧[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5）：60-61.

[2]刘武和.“女性的吉诃德”——包法利夫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1999（4）：55-59.

[3][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M].杨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4]褚蓓娟.试论包法利夫人的女性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1993（1）：95-100.

[5]汪火焰，田传茂.镜子与影子——略论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J].外国文学研究，2001（1）：72-77.

[6]陈奇佳，宋晖.理想的共同体与幻想的个体自由——《堂吉何德》游侠骑士形象的寓意重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3）：106-113.

[7]崔晓艾.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之殇[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10）：182-183.

[8]鲁迅.鲁迅文集（第七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571.

[9]李德恩.论《堂吉诃德》中的缺席者：魔法师和杜尔西尼亚[J].外国文学，2011（5）：43-48.

[10]李德恩.重读《堂吉诃德》[J].外国文学，2001（2）：75-80.

[11]李德恩.论堂吉诃德之死[J].外国文学，2010（6）：39-43.

[12]杨秀红.宗教流毒的挽歌，爱情传奇的幻梦——包法利夫人悲剧探析[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2）：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