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朋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的兴起，由此出现了很多重写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的编写原则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文学史编写应该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文学史应当突出“文学”色彩，二是文学史应重视“历史”真实。本文以钱理群所著《1948：天地玄黄》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文学史;文学色彩;历史真实;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众所周知，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一是“文学”本身，一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还有就是对文学现象的各种观点和看法，三者共同构筑了文学史的基本叙述框架，也是进入文学史的三种基本角度。对这三种基本角度的认识构成了编写文学史著作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趋势。各种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这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也为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自然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各有千秋，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足之处。这里以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为例，粗略谈一下笔者对文学史编写基本原则的看法。

一、文学史应当突出“文学”色彩

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的历史，既然是文學史，就不能写成社会史、文化史或思想史。文学史著作应该提供真实的文学原生态，近年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多作为教科书出现，它的主要作用是对读者陈述、介绍这一独特断代文学的史实。但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或是引导学生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进化、社会革命同步进程，或是排列20世纪不断变动的作家作品序列档案。毫无疑问，这些书很有价值，因为它清晰地梳理了现当代文学史的历程，可以让初学者很快掌握其发展脉络，但文学毕竟是人文学科而不是自然学科，文学史更不能付诸条条框框的机械重复记忆。人文学科更重要的是以特有的艺术魅力或者说是形象思维无形中影响读者，传递信息，而不是用教条式的理念来灌输枯燥无味的知识。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应该突出文学本位。而《1948：天地玄黄》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作者以“编月体”的方式呈现历史细节，折射的却是整个时代的投影。诚然，在急剧的政治变革及思想调整中，必然会有不同的人物面孔和多姿的思想锋芒，但一滴水也可映出太阳的光芒，一个细节呈示出的亦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性。

这本书人文气息非常浓厚，作者转换视角，叙述了几个比较有争议的重要作家例如萧军、朱自清、胡风等人面临新中国成立这一转折时期，对比个人立场和国家立场的最终抉择;1948年校园风暴中学生的行动;北方教授的选择;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心向背情况都在丰富的历史资料里加以体现。结合当时社会风云的变幻莫测，让人对那个天地巨变年代的文学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文学史的编写既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扎实的基本功，也需要一定的灵感和创造力。钱理群在编著《1948：天地玄黄》时，就投入了巨大的主体热情，很好地运用了灵感和想象力。

《1948：天地玄黄》：“……正是午夜时分，历史刚刚进入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冯至突然从梦中醒来，在万籁俱寂中听到邻近有人在咳嗽……冯至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这声音在冬夜里也许到处都是吧。只是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罢了。但是，人们不正是可以从这声音里感到一个生存者是怎样孤寂地在贫寒的冬夜里挣扎吗？——诗人想了很久很久……”一种浓烈的文学色彩迎面扑来，引领读者进入一片遐想的空间，这不单带给读者一份身临其境的体验，更奠定了1948这一年的整体基调。

法国文艺批评家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千差万别的话语活动，话语是对于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识活动的语言表达。而钱理群的这本书正是运用话语理论对文学史进行成功改写的一个范例。比如，在以前其他文学史中，日记被视为是非文学的，但这本书却让日记进入了文学史，并放之于开头，赋予其重大象征意义。而且在《1948：天地玄黄》中，钱理群采用了大量的文学“虚构”与“想象”，比如沈从文对于南下还是北上的犹豫抉择和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的想象。这即是将文学史的写作当作文学的文体写作来对待了。而这种文体写作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个性特征鲜明的多元格局。但文学史是否应该写的是小说呢？本文并不这么认为，《1948：天地玄黄》也不等同于小说，这里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即在进行文学史写作时怎么既不能取消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追寻，也不能对“文学真实”置若罔闻。

二、文学史应重视“历史”真实

文学史研究面对的是历史，不管作者本人对这些文学现象有何看法，首先必须尊重历史。纵观近些年对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名和改写，不难看出大家对于现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论。

作为教材的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著作，编写立场是主流思潮，官方语言占据主导地位。作家与作品的价值意义，很多时候不是真正做到理智判断，而是受到诸如政治、体制及现实需要等因素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的原因在于文学史家主体的遮蔽和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漠视。陈思和感慨说：“教科书式的专制与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的冲突，几乎是一种宿命。”

而《1948：天地玄黄》则选取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以更加宽容的心态，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文学现实。其选取的大都是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实例，书中他们并不是极右分子，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正如书中关于萧军对于延安情感的转变和文风的坚持，作者给出了详细、真实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介绍。初到延安的萧军，对延安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毛泽东豪放不拘的气质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毛泽东对他也是欣赏，包容的。但延安展现的毕竟是秩序的、规范的要求，与萧军本人个体独立的、自由的天性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他本人也逐渐发现了与延安的某些不和谐之处，欲“离去”，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留下，但不幸也随之而来。

整风运动中延安的多数知识分子或早或晚开始了

“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给中央政权留下了顽固不化的印象，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加之后来他在哈尔滨创办了鲁迅出版社及《文化报》，该报在群众中反响强烈，发行量巨大让他过于自我陶醉。《1948：天地玄黄》中描写，据说当时萧军主动提供作品给刘芝明写批判长文。即使受了处分，萧军在去沈阳的火车上照样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这些，或许都是事实，或许带有若干“野史”的成分，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但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上少数知识分子傲骨的敬佩和向往。通过作者的这些想象的文学叙述，我们更理解为何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有着复杂和纠结的心理，何去何从难以果断地做出定论。

在1948年，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是一个急待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无论是对于新政权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如此。钱理群在著作中启发读者对怎样认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如何理解现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如何更为理智地认识甚至警惕自己的学术立场等诸多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政治立场的甄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编写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诸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张爱玲等人，因其自由主义倾向而对其评价大打折扣。而像胡风、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本来在50年代初的文学史建构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身份和地位却随着在政治旋涡中失势而发生逆转。诚然，从来就没有完全独立超然的纯文学，文学史的叙述离不开政治因素，文学发展受到诸如文化政策、政治事件影响，作家本人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对其文学活动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的附庸，一个历史人物能否进入文学史，在文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首先应该取决于他的文学建树，而不是他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而所谓历史的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历史的真实性、统一性、连续性实质上只是语言阐释活动的产物。所以文学史的编写是不是更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展现给世人一个相对真实可靠的时代文学呢？文学史是不是应该抛弃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以客观冷静的笔触，不动声色地展现当时的文學社会现状，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形成自己的认识呢？

但作为文学史，这本书有不足之处。虽然这本书角度新颖，史料翔实，可读性很强，但却尚未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既然是历史叙述，就不能仅满足提供丰富的历史事实，还应该梳理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如果说选择本身已经能够见得出编著者的态度的话，那么，梳理与分析评价更能显示出编著者的眼光。所以一部文学史能否做到“文学性”和历史真实完美的融合，这是需要著作者努力探索的。

参考文献：

[1]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5]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J].南方文坛，2003（2）：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