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宇轩

摘 要：我国早期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大多来自西方，本土化水平并不高，但随着国内民族学学科发展，研究方法也愈渐成熟，作为民族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也日益展现出其重要作用。但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去运用这个方法却面临着种种问题，如书面知识与实际操作化的差异，参与观察中价值中立的原则性难题，学科道德规范与世俗伦理的碰撞，何为真实性的原则问题等。即使在田野调查法如此成熟的今天，研究者进行实际操作时仍然面临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民族学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对研究者的挑战，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拥有创新意识，拓宽思维模式，为民族学开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田野调查; 参与观察; 访谈;民族学学科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2-0104-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2.020

在早期，我国民族学学科研究方法尚未成熟，大多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或方法，并没有融入中国多民族国情的特色和地域特点。如今，在我国民族学学科蓬勃发展、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学科内容日渐丰富的情况下，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田野调查法作为民族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而本文所要谈的则是田野调查法究竟为民族学学科带来了什么。

从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来讲，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以笔者在青海的经历为例，当进入某个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时，为了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总是会需要住在某个研究对象家中，这样无形中会受到他们的很多照顾。有时他们会自己挤一间屋子，就为了把另一间屋子空出来提供给你使用;他们会喊你一起吃饭，也会专门去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容易吃到的食材回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手艺;也会带你去当地一些景色宜人的地方，会带你去挖野菜体验他们的生活;又会在饭后讲述曾经的故事。他们的热情，经常让笔者不知所措，总会想着离开这里之后要好好答谢他们。然而，当我们试图留下一些钱来补偿他们平日的花销时，却都被委婉地拒绝了，只是告诉我们以后想来了再来，这里就是你的家。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如何看待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书中没法学到的，只有下去亲身经历了才能知道这些未曾感受过的情感关联。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进入一个未知的村庄进行研究时，是否应该撇清身为研究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即研究者便是研究者，不要过多地涉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当中，避免造成过于主观的评价和记录。按照马林诺夫斯基（ B. K. Malinowski）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Western Pacific） 一书中所说： “一位民族学家进行研究，仅仅局限在文献资料，或宗教，或技术，或社会组织方面，而省略掉人工的田野访问，那么他的工作将会有严重的缺陷。”[1]事实上也是如此。当你融入到他们之中时，可能才会得到最为真实、最为自然的东西，若只是作为一名研究者去观察、去记录，或许并不能得到你所想得到的东西，而是得到了他们想展示给你的东西，很多情况下受访者通常会在访谈中表演一个他们所认为合适的或者是理想的形象，这便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而不是你想要去看到的东西。但在参与观察的同时，也需要在田野调查中保持价值中立。我们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只有保持价值的中立，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和收集资料，才能使我们避免过多地卷入当地的社会关系中。价值中立原则强调的是在调查中坚决避免用现有的理论框架来有意识地收集符合该框架要求的资料[2]。所以笔者认为，越是靠近当地人的想法，可能得到的资料越真实，但却不可避免地会夹杂非客观的东西在里面，这并不影响人们来理解你所想要展示的东西，反而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学科道德规范上来讲，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对于被研究者，在访谈之前研究者理应有责任告知自己的研究内容，此外，依靠记忆在访谈结束后根据回忆记录下来每天的对话、感受以及经历的事情，是一种非常取巧而又很有效的做法。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被研究者面前进行现场笔记记录难免会打乱访谈的节奏，此外还会造成被访者不同程度上的紧张，这也是为何现在多采用录音笔来进行记录的一个原因。另外，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向受访者提供帮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一定要保证对受访者信息的保密。例如，在访问了青海藏区某个村庄的村民后，当地村委会通过访问者旁敲侧击想知道村民是否有其他额外收入来源，或者有无不良行为（比如偷放生的牛、与其他村的人打架等）时，研究者有责任为受访者保密，但在受访者要求一定的帮助时，研究者也应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在不少村庄都有村内出去的大学生毕业或是假期回来在村里开办免费学校的情况，帮助这种学校提供一些书籍，或是志愿当一段时间的老师，这种研究者能够帮上忙的情况大可不必推卸：我们向他们获取田野资料，同样向他们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是理所应当的。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当村内有发生过矛盾冲突的村民均为受访者时，应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并且切记不要给他们透露相互的说辞，避免发生二次冲突，这也是田野伦理的要求之一。作为研究者，我们在平时的调查中要避免误导受访者，尤其是在制作调查问卷时，一定要注意避免提出一些带有误导性的问题或答案，同时，也要明确告诉受访者我们的调查目的，让他们能有自己的一个了解，而不是通过问题的渐入来获得一个机械式的“是”或“不是”“满意”或“不满意”的一个回答。笔者认为，带有他们自己见解的回答可能才更加能够给我们展现他们内心的想法，即使这个回答可能会偏离主题或是带有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但这仍然能够成为第一手最真实、最自然的资料，可以让人们最直观地了解他们的想法。

从个人道德角度来看，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相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去某个地方进行调查，有选擇调查点的权利，也有离开调查点的权利，但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却不一样，他们并不能轻易地离开生活的地方或是改变自己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或许就像是过客，我们研究的课题可能并不能帮他们的忙，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生活的现状。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青海曾经访谈过的一位寡妇，她问道：“你们做这个调查能不能让国家给我们村提供帮助？”笔者竟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本想回答说虽然现在不行，但有一天一定会有的，却被老师阻止打断了。当时老师告诉我：“我们只是研究者，不能随便答应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让她拥有了期望，总有一天会因为失望而拒绝别人的。”这也让笔者深思，我们一味地向他们获取我们想要的资料，我们完成了调查，完成了研究，离开了这里，他们却仍然过着似乎没有盼头的日子，也许等待他们的是下一批调研者，来问着不同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再次向调查者问及“你们做这个调查能有什么用？”但当调查者离开之时，什么都没有改变，这让笔者不禁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从以往对田野调查法的研究来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这一点可以明显地从时间跨度上得出结论，民族学学科对于这种方法理解的深度一直在不断加深，从而体现出时间阶段性。例如，在每隔几年的民族学年会之后，以及国家课题的更新和民族学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可以看出，对于田野调查法的理解从最初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以及布朗的《安达曼岛民》中融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生活，以实地研究为主，走进去，再走出来，以一种最初的姿态诠释了参与观察法。紧接着是对参与观察法的升华，融入了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解，由于田野调查耗时巨大但却杯水车薪，通过对资料收集的高度精炼，以及学科特点的融合理解，做到了数据学科化，并通过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到如今，学科的理解不断加深，田野调查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统计的科学性在调查的深度和跨度下显现出其局限性，即数字并不能代表一个田野点所蕴含的所有内容，有很多非常有深度和内涵的东西是数字远远不能表达出来的，此时研究者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及准确的文字表达则成了升华田野调查的有效方法，通过人性化的描述，以及朴实的语言来描述调查对象的真实生活和状态，并通过面对面的对话交流和记录来弱化学科令人望而却步的过度专业化的表达，从而拉近读者与田野中研究对象的距离;而另一方面则运用严谨的语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作为支撑，使得研究经得起推敲并且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逻辑推演。可以说，田野调查法正以时代可鉴的速度在民族学学科中发展着，并且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空间。

20世纪初，以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当下社会的研究或分析上，其中以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代表，提出了一种实地调查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写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时，曾就调查资料的收集、田野工作的开展等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谈了自己的感慨。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想象一下你突然被抛置在靠近土著村落的一片热带海滩上，孑然一身，全部器材堆在四周，而带你的小艇已是孤帆远影。当你在附近某个白人（商人或传教士）的家里搞到住处之后，除了立即开始你的民族志工作外，也别无选择。”[3] 从这简单的话语中可见展开田野调查的困难，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从书本中走出来，到田野中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在最近的距离去观察研究对象，与他们对话并做好记录，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信度也会更高。这便是如今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最早的前身。

田野调查法是每个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学会的方法，同时也是展开调查的必要手段。田野调查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实际或现场做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也叫实地调查或现场调查。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汪宁生教授指出，参与观察方法的重要内容有：（1）调查者住在调查地区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 。一般是一年，使其有机会看到当地人一年内因季节而异的生产活动 、宗教仪式和节庆事件;（2）学习当地语言;（3）调查者要像当地社会成员一样生活，深入到人民生活之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文化[3]。然而，大多数刚刚接触这种方法的初学者大多都只是从书本文献中学习这种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操作过程，真正学会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并规范书写的人却不多。大多数人可能非常清楚在调查前该做些什么事前准备，比如确定选题、编写提纲、拟定调查计划、阅读文献资料、准备调查问卷或拟定调查问题等这些书面工作，但当他们真正进入田野点后该如何行事则成为一件非常具有经验性的问题。如何运用平时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抑或是在进入田野点后该如何与调查对象接触，接触后该如何进行对话，对话内容该如何记录，以及对话的内容是否会涉及田野伦理问题，语言不通或研究对象不愿意进行交流等情况，这些经验性的问题除了去不断经历且积累以外并不能从外部解决，因为这并不是靠书本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盲目地使用这种调查方法是否会将刚刚入门的研究者带偏等，种种思考油然而生，这也使得笔者开始质疑田野调查法究竟有没有起到它原本被期待的应该起到的作用，还是会在人们展开调查时错误使用了这种方法，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误区或麻烦。

在民族学实地调查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参与观察和访谈法是田野调查最常用的调查法，即具体方法技术，也是如今民族学学科开展田野调查运用最广泛的方法。参与观察者一定是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之中，以当事人的角度观察并理解诸文化事项及其行动的意义，梳理其整个的文化脉络并加以诠释。由于社会规则与现实行为存在着差异，研究者通过访谈了解当地人的观念和想法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访谈的对象以个人或一个家庭为单位，内容既可以围绕访谈对象自身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其他问题。对访谈的对象要精心选择，或者有阅历，或者是知情人，或者具有典型性。另外，还有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搜集法、概率取样等。民族学实用调查法多种多样，不论哪一类型的调查， 单用一种方法都是不行的。作为一个专业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应该熟练掌握各种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如、为我所用[4]。从工作的程序来看，田野调查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工作阶段、实地调查阶段及整理分析阶段，每个阶段需要做的工作都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工作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准备工作阶段，一个好的选题和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发掘有争议、有潜力的论点是调查研究的灵魂所在，而在进行工作时，不断增加的调查次数以及不断推进的调查深度则决定了调查数据结果的成熟程度，虽然每个人的调查方式风格迥异，但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能做的则是锦上添花。

1.田野调查法对民族学学科的意义

通过对田野调查法的历史性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从中国民族学产生至今，其重要的程度、地位的提升、运用领域的更加广泛，以及田野调查法的快速发展和成熟已经成为民族学研究中的一种趋势。从事民族学研究，主要是发掘民族文化的文化内涵、弘扬和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仅是了解各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且通过调查研究还可以提高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5]。而对于民族学学科来讲，这不仅仅是一种调查的方法，更多的是一个学科生存下去的手段，而如何去运用则取决于学者们自身，我可以用，他也可以用，但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用方法以及知识理论去武装自己，这些并不足以使我们能够无懈可击地面對众多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虽然田野调查是民族学成熟的标志，但并不代表每个地域、每个民族的调查都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方法去进行调查，我们仍然需要对我们所选取的田野点以及研究对象进行多元化分析。比如，田野点的传统文化、历史、人物、社会现象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东西，也是我们如何进行研究的背景。除此之外，研究者不能盲目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我们要带着问题，要有针对性，要清楚我们想要去了解的东西，这不是一份问卷几十个问题所能代替的，并且在调查中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参与和融入中不断地调整、追问、了解他者的生活、他者的历史及他者的习惯，等等。在言语的交流之间，或许我们又有了更多想要了解的东西，抑或想要告诉世人的东西，这些都可以在不脱离初心的基础上加入到我们的研究之中。比如，仅仅是对研究对象的某一衣着特点非常细微的记述，就会改变人们对这个民族整体服饰的理解。所以说，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学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既要严谨地使用，也要大胆地拓展和深入，这样才能使这个学科不断进步并生存下去。

2.田野调查法对民族学学科的作用

虽然田野调查起始于人类学，但如今可以明确说田野调查推动了不仅仅是民族学的发展，更多的是民族学的成熟，它为这个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中国民族事业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动力。许多学者沿用着这种方法前往全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艰苦的调查环境下依然不忘初心，每一次与研究对象的接触，每一次不同语言在话语间的传递，每一次奋笔疾书的记录，都在不断地充实着研究者的内心，同时也维系着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情谊，这些在当今社会中所欠缺的东西正在被民族学挽回。田野调查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也是一种力量，维系民族的力量;它是一种信念，坚强学者的信念;它是一种血液，流淌于中华大地，弥漫在每一个田野点上的研究者的内心，从而使民族学工作者能够深入乡野、涉足都市、心系农工、体验变迁，在通过与不同群体进行接触、对不同地域进行观察，以及和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基础上，真实、深入、系统、全面地使不同群体的生产、生活、习俗、信仰得以呈现，这种呈现看似无章无序，实则灵动自然，加之通过进行适度的引导与合理而有限的解读，真正使读者能够切身体会到他者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并不由自主地与他者产生共情，进而理解他者的社会与文化，这或许就是田野调查法对民族学学科的作用所在。

纵使田野调查法使得民族学成熟，但它仍然需要不断地创新。时代在不断地发展，而人们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虽然田野调查法具有鲜明的多样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其中不少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如何使研究方法能够经得起时代的推敲，在多年以后仍然能够为人们所用，这成为当代民族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首先，民族学研究需要坚守田野调查，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根本遵循。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不到田野里去，就很难深入理解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巩固本学科最具生命力的研究方法是基础，而在此之上的创新意识则是必不可少的。田野工作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要使田野工作卓有成效，调查者必须接受严格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训练，只有掌握了扎实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才能通过实地调查升华和建构出新的理论，也才能对不同社会形态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保证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的质量，进而不断推动民族学学科的发展[6]。要在原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老一辈学者的理论功底深厚并且经验丰富，但依然需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这也就是说，民族学需要多元化理论升华，而不仅仅是从本学科理论出发，如何吸纳其他学科知识来弥补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仍然值得不断探索。

其次，民族学研究需要大量“新血”，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推陈出新。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现象的复杂性、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研究的时代性，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民族学人适应时代呼唤，响应国家需要，产出了很多有影响的重大成果。民族学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域之一。全球化时代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时代对民族学提出的任务依然重大，但我们的学科应对明显不力。当前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在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任务很重。作为民族领域的专家学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担当精神。民族学必须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加强重大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适时提出符合实际和现实需要的话语体系与学术概念，建立包容开放的民族理论体系，指导民族政策的适时调整，为解决新时期的民族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7]。如今的民族学成果缺乏大胆的推论以及持续的调查研究，对于敏感问题抑或棘手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缺乏相关合适的应对手段，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失去了敢为人先的勇气，那么退步是早晚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扩充民族学学科的阵容，增加田野点以及加大对民族学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创新意识的培养，不要用僵化固化思维去浇筑理论方法、思维模式等，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展望更为远大的未来，从而不断壮大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

[1] 任瑞羾.对人类学研究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法的理解与思考[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56-58.

[2] 陈鹏.田野调查法及其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意义[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5）：45-47.

[3] 张文生.民族学田野调查法的启示——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J].思茅師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75-77.

[4] 李月英.田野调查： 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J].今日民族，2007（9）：45-49.

[5] 妮玛娜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考察方法及应用[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17-19.

[6] 冯学红.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几个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07（5）：77-80.

[7] 王延中.民族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14.

（责任编辑：赵广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