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平 刘兴凯

摘 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是由于市场经济、阶层固化、自身努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同。留守儿童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被迫孕育出来，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给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心理发育以及学业成就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为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缓解不利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的影响，本文从家庭、学校、政府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留守儿童;身体发育;心理发育;学业成就

中图分类号：G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2-0095-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2.018

留守儿童对于学界而言不是一个陌生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了部分农村儿童的留守状态。《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留守儿童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过去对于留守儿童的管理具有分散性和碎片化的特点，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优化，政府对留守儿童的管理逐渐趋于电子化。民政部组织开发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出2018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相比2016年全国摸底排查数据902万余人相比，总体数量下降了22.7%[1]。群体规模的缩小反映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倾注的努力与付出得到了回报，农村劳动力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进城务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200多万农村儿童回到 了父母身边。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697万农村留守儿童依然处于留守状态，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持续关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衡量个体经济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学者Rikuya Hosokawa将家庭的经济标准和父母双亲的受教育水平作为衡量SES的标准[2]。还有学者认为，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水平共同代表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各方面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3]。相关研究表明，中国低SES家庭的青少年在学校经受的压力和患抑郁症的概率要高于高SES家庭的青少年[4]。留守儿童作为低SES家庭儿童的一类，其身体、学习、品行、心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5]。我国学者罗晓璐等以家庭月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对留守儿童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家庭月收入越高，越受同伴的欢迎，人际关系越好;母亲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到同伴的接纳和尊重[6]。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所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指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收入水平。

1.外在影响：身体发育方面

青少年作为未来建设国家的栋梁，健康的身体素质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时常强调，身体是人生一切奋斗成功的本钱，少年儿童尤其要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7]。因此，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拥有较少的资源，更容易遭受來自生活的压力，其健康状况也会面临更大的威胁[8]。留守儿童面对的是实际上的解体家庭结构，父母的外出或离异导致最基本的家庭功能丧失。父母的低收入水平直接导致了孩子的低生活质量，缺少的教育和照顾同样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

父母作为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长时间的缺席会影响孩子身体的健康发育。由于儿童的少不更事，其自身对饮食习惯、规律作息以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缺乏基本认识，如果隔代监护人、委托监护人轻视或无力照料留守儿童，其发育状况将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人们健康观念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人们健康状况具有正向作用[9]。大多数隔代监护人的思想意识守旧并且已步入老年行列，对儿童身心的照料显然力不从心。这些都是造成留守儿童身体状况出问题的显著原因。另一方面，父母的健康膳食行为对孩子的饮食行为和饮食观念有正面的影响，留守儿童正缺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10]。留守儿童的健康意识如果没有树立起来，淡薄的健康意识就会代际影响到下一代，造成恶性循环。国外学者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生遭受欺凌的风险进行关系探究，结果发现低SES家庭的学生有更大的遭受欺凌侵害的风险[11]，父母的低学历水平也会使孩子遭受过多的同伴侵袭[12]，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2.内在影响：心理发育方面

心理疾病或心理困扰是留守儿童在留守状态中容易遭遇的困境，心理疏导不畅会影响儿童的正常成长，引发疾病，情况严重的还易导致违法犯罪。相关研究显示：违法或犯罪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要显著低于普通青少年[13]，犯罪是留守儿童性格和心理扭曲较为严重的情形。在已有的文献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大多被打上自卑、空虚、偏激、抑郁甚至暴躁的标签。相比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加之年龄幼小，短期内无法适应环境，在青春期内会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究其深层次原因，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

个体自尊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极大影响[14]，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往往会对孩子的自尊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同SES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带给孩子是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就学环境和发展环境，孩子从中的收获和体会差距很大。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是迫于经济压力外出务工，多数人归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由于缺少父母的积极引导，留守儿童在与其他同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内心会滋生自卑感。自卑对于个人成就极其不利，会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产生负向作用。由于现实情况让留守儿童缺乏自信，部分留守儿童为了寻找失去的自信，将精力投入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从而加速了游戏行业的繁荣。叶敬忠团队在研究游戏“捕获”留守儿童的问题中提到，是游戏的“平等”吸引了大批留守儿童的参与[15]。留守儿童沉迷于游戏，除去游戏自身的魅力，还在于游戏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消除自卑感。游戏里不涉及家庭背景和成绩好坏，过硬的技术就可以赢得较好的游戏名次。此外，自尊也是导致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16]，身处低SES家庭的青少年面临着更多不可控的负面生活事件和压力，进而会增加个体患抑郁的风险[17]。留守儿童面临的首先是经济困境，贫困的家庭经济条件无法满足留守儿童各方面的成长需求，其次父母过低的受教育程度也无力去帮助留守儿童解答学习难题和疏导心理问题，种种因素导致了留守儿童抑郁心理的产生。大部分留守儿童身处农村，对外界的了解和见识短浅;部分留守儿童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丧失了学习兴趣和信心，从而产生了空虚感。这些心理上的困境导致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力不强，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3.直接影响：学业成就方面

受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18]，现有研究认为，对学业成就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1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成本更大，给孩子的身心发展以足够的资源供应，从而使孩子在学业成绩上有更好的表现。留守儿童的父母忙于务工赚钱，给孩子提供的也只是生活上的基本满足，没有时间和精力规划孩子的教育生涯和未来发展方向，短期内展现出来的直接结果是留守儿童的低学业成就。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受教育程度低，思想保守，轻视教育带来的长期收益，重视短期效益，鼓励孩子外出务工，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家长参与也是助力学生学业成就提高的重要因素，而低社会阶层的父母较少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20]。外出务工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情况，留守儿童父母对孩子学习的参与率较低。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自知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学习，参与孩子教育，进而减少对孩子的教育参与，这些也都是留守儿童低学业成就的原因。家庭压力模型也认为，低SES家庭的父母更容易遭受到生活的压力，从而造成家庭压力及家庭纠纷等不和谐的因素，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21]。

1.家庭教育的理性决策：父母多渠道参与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成长的基本单位，家长是孩子成长的启蒙导师。生活化的家庭教育、健全的家庭结构和循循善诱的家长教导对儿童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的基本家庭结构缺失，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又难以为儿童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远在异乡打工的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孩子进行生活上的安抚，学习上的关心。虽然有研究表明，家庭SES越高，父母参与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越多，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生的学业成就越高[22]。但短期内无法改变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引导父母对孩子进行情感关心和学业支持。当今社会不再是“飞鸽传书”的时代，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给家庭成员的沟通交流带来了便捷的渠道，家长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每天与孩子进行视频聊天，咨询孩子的生活状况和学习状况，给予支持和帮助。父母期望对于孩子的学业成就具有“皮格马利翁效应”[23]，给予的关心和期望往往与孩子的学业成绩成正比关系。家长也要多督促和教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母亲在孩子成长中发挥的作用大于父亲[24]。因此，要对家庭的综合发展进行长期的利弊分析，不能因为眼前利益影响了孩子的未来发展，建议务工家庭将母亲留置孩子身边陪伴其成长。总之，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即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高，但父母的关心爱护以及耐心的陪伴和鼓励对孩子也是一种补偿机制，同样可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2.学校教育的补充机制：教师“家长式”介入

教师是影响留守儿童道德品质和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教师角色变得尤为重要。有研究证明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教师的家访次数和日常关心越多越有助于约束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25]。過度地去要求教师来承担家庭教育缺失的后果显然对学校和教师来讲不公平，过度地将教师“神圣化”，将留守儿童的发展期望寄托在教师身上也是不现实的。但在家庭教育缺失的背景下，所有的关注点集中在学校和教师身上也是无奈之举。学校教育应放弃“唯分数论”的传统观念，多关心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注重对留守儿童道德品质的塑化。学校课程设置中应该将生理健康课落到实处，而不是徒有虚名的设置。教师应认真备好生理健康课，对学生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健康观念的塑造。留守儿童的认知发展观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认识不深刻。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目标意识，帮助学生设置小阶段目标以及长远目标，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减缓留守儿童的空虚感。班主任应对留守儿童手机的使用进行正确引导，减轻网络不良信息和游戏对儿童的侵害。学校要加强校园文化的物理环境建设和文化氛围熏陶（农村校园文化的落后现状已经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26]），并根据留守儿童的现状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例如“无手机课堂”“沉迷游戏危害心灵”“健康饮食，拒绝路边摊”等标语应张贴在学校宣传栏中，潜移默化影响校园风气。

3.政府教育的根本举措：扶贫扶智

留守儿童的大量产生根源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农村经济的落后衰败。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提升留守儿童的发展境况，就必须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强调过扶贫开发、脱贫致富的重要性，在他的讲话精神中，“精准”是精华，应因地制宜地对农民开展脱贫工作。对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应利用当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开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对于自然环境恶劣、开发难度大的贫困山区，应给予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优惠政策，使务工人员的孩子能读书、读好书;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应广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当地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此外，还应利用好教育信息化，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农村中小学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工程，增添教育扶贫的生机和活力[27];鼓励农民开展创业活动，并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对创业人员实行创业培训。通过多种措施帮助农民回归家庭，回到孩子身边。政府对于留守儿童的帮扶也要实行“精准帮扶”，根据留守儿童的不同特征给予“精准关爱”，不能实行“一刀切”[28]。对于物质匮乏的留守儿童，进行经济资助;对于丧失学习兴趣和远大理想抱负的留守儿童，进行“扶智”教育;对心理出现问题的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访谈和疏导，帮助留守儿童走出困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改善留守儿童现状，应从“内、外”两个方面发力，提高留守儿童生活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家长和教师应给留守儿童以正面的心理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减少攀比心理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保障其生活质量，优化外来务工子女的入学环境;助力农村经济发展，鼓励打工家长回流。总之，提高留守家庭的社会适应力，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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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