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报道显示， 今年5月份主动投案的官员除秦光荣、刘士余外，还有湖南常宁市委副书记唐奇林，广西贵港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俭，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等。

越来越多问题官员主动投案，被舆论称为“主动投案潮”。

5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主动投案是选择了唯一正确的出路》一文透露：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有2.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腐败分子主动投案，已经成为反腐败工作的一个新特点。

“扎堆式”主动投案

事实上，主动投案并非新现象。

2013年12月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童名谦仕途中最重要的标签是，他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衡阳出现震惊全国的贿选案。案发后，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主动自首。

2018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投案自首，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对外发布中管干部审查调查消息中首次使用“投案自首”这一表述。

艾文礼投案自首后，多名问题官员也选择了类似的方式。

据各级纪委监委公开通报：同年8月4日，河北邯郸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社群;同年8月7日，河南焦作市原副市长魏超杰;同年8月9日，吉林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刚振涛;8月17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同年8月21日，黑龙江佳木斯市郊区原政协主席张建国纷纷投案自首或主动投案。

那一段时期，全国多地还出现了“扎堆式”主动投案潮。

2018年9月1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称：浙江省象山县公路管理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7人到县纪委监委主动投案，创下了一个案子主动投案人数之最，而且都来自同一个单位。

主动投案不等于投案自首。

从法律层面上讲，自首有两个构成要件：“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从性质上来说，“自首”的主体已构成犯罪、触犯刑法，其中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者可以向监察部门自首，涉嫌触犯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则应当向公安机关自首;而主动投案的主体则不一定构成犯罪，如果构成违纪，可以向纪委主动投案;如果构成职务违法但尚未构成职务犯罪，也可以向监委主动投案，但以上情形并未构成职务犯罪，不能称作“自首”。只有构成职务犯罪、足以移送司法机关的情形，才有可能构成“自首”。

投案的动机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对反腐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官员主动投案潮的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保持持续反腐的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的震慑作用不断强化，让他们失去了侥幸心理;其次，有些贪腐官员的家人、秘书、下属等的违法情况已经被纪检部门掌握，甚至被带走调查，冲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第三，一些相关政策的出台实施，也让腐败分子意识到主动投案是最明智的选择。

北京一中院原法官、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溯告诉记者，反腐败建设的力度越来越强，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处也越来越少。这些腐败分子主动投案，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也是對那些还没有暴露的腐败分子的一种现身说法。

从多个案例看，在主动投案前，大多数问题官员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斗争。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称，浙江省象山县公路管理段东陈站站长林某投案之前，看到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自己感到非常焦虑，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争取从轻处理。震慑之下，林某选择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他的举动催生 “多米诺效应”，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县公路管理段党总支书记钱某、工程管理科科长翁某等6人相继到县纪委监委投案自首。

从对这类官员最终的处理结果看，也体现了从宽处罚的一面。

2019年4月18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受贿案。法院认为，艾文礼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艾文礼的行为构成自首，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建华均被开除党籍处分和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退休手续。

王明高告诉记者，鉴于纪检监察部门的看法意见是相关部门处理主动投案官员的重要参照，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关细则、规章制度，“这既能让主动投案的问题官员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被宽大处理的具体原因，同时，又可以让广大民众感觉反腐败斗争是有法理依据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