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家的后院是海力锦铁木社。铁木社只有两个工种，铁匠和木匠。我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姥爷家，最让我向往的便是和姥爷家只有一墙之隔的铁木社，那里有太多神奇的玩艺，呼呼拉风的风箱、赤焰逼人的铁匠炉、零星的拴马桩和像刑具似的钉马掌用的吊马桩。铁木社传来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和悠扬而有节奏的拉锯声，特别好听。拉锯的打铁的那些人好像浑身都是魔力，在我心中神奇而高大。每次去姥爷家，还没等跟姥姥姥爷说两句话就翻过那道低矮的土墙，直奔铁木社去了。

海力锦的铁木社成立是在六十多年前的合作化之初。姥爷是海力锦村子的第一个木匠，那个时候，木匠稀缺得很，虽然干的还都是上个房梁打个门窗修理牛马车犁杖爬犁之类粗线条的活儿，但能把这些粗活干精致的木匠白天提着马灯也找不来几个，所以姥爷特别受人尊敬。姥爷是在铁木社成立时入社的几个元老级木匠之一，还当上了木器队的队长。他入社后干得相当起劲，视社为家，第二年就在铁木社正南面盖了三间土房，携老带小搬了过来。

铁木社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时诞生，公社号召大开荒，小小的铁木社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公社几千号开荒大军的后勤部。姥爷的木工队只有六七个人，开荒急需大量的犁杖和爬犁，公社就把各大队所有能做犁杖的半拉子木匠有一个算一个，都调到铁木社进行大会战。各大队大车小车拉来的做犁杖爬犁的榆木早已堆成了山。那些天，铁木社的院子里车水马龙，都是那些催活儿的生产队长大队书记。他们大口大口吸着旱烟，个个急得像什么似的，平日里都很牛气的这些人，在这节骨眼儿上也都低眉顺眼，不知道该咋讨好咋献殷勤。他们一会儿给木匠们卷个烟递上去，一会儿拎起大茶壶，店小二似的一路小跑续茶倒水。姥爷和他的伙计们头也不抬，递过来的旱烟卷没工夫抽，就夹到左耳朵边上，右耳朵边上是一根粗粗的铅笔，那模样着实很帅很酷。木匠们个个年轻力壮那真是使锛子抡斧子吊墨线忙到“帽子掉地上都没工夫捡起来”都不觉得累。

天刚蒙蒙亮，公社书记骑着他那匹黄膘马就过来督战，几十个村子几百付犁杖要在短短十天内完成。秋日的风，透着丝丝凉意，再过几天保不齐就该落霜下雪了。做不出犁杖爬犁，开荒大会战就得撂荒。遍地的人举着旗扛着锹牵着牛拉着马，就等铁木社的犁杖爬犁，这公社书记村书记生产队长能不猴急吗？

木匠们不分昼夜地斧劈锛砍终于如期交差，万亩开荒大会战也凯歌高奏。公社召开庆功大会，姥爷还戴上大红花，上台领奖。铁木社又杀猪又宰羊痛快地喝酒吃肉，大庆一功。酒酣耳热中，不知谁说了句，这荒开的，把大片的草原都开没了，这不跟达尔罕王开荒卖地一样吗？姥爷趁着酒劲小声附和了一句，我看还不如达尔罕王爷。第二天，就有好事者给捅出来添油加醋，还把黑锅直接扣到姥爷头上，说他是“台吉”，漏网的牧主，破坏人民公社。姥爷生性胆小怕事，有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大祸临头，连个招呼都没打，逃也似地收拾自己的家伙什，回家了。不管铁木社的领导怎么劝，死活不回去。

姥爷家的上祖是达尔罕亲王奇塔特和固伦端敬公主，他父亲是个晚清私塾先生。到姥爷这辈上，已是民国初年，台吉家早已失去了往日風光，还哪有什么赏赐奉禄，加上土匪胡子猖獗，姥爷身上已经全然看不到贵族台吉的模样了。姥爷是长子，早早成家立户，在没有回他爷爷家之前，他贵为台吉，又贱为一个穷木匠。村里人觉得姥爷小小年纪，一副穷酸样，就没给他划成地主牧主。姥爷把这当成一生最大的幸事儿，哪敢有半点闪失？

多疑而多虑的姥爷就这样自己从铁木社回到了生产队。生产队的木匠和铁木社的木匠干的活儿大同小异，不外乎修缮牛马车，打制爬犁犁杖之类的。更多的时候是哪家修房子盖房子请姥爷去上房梁打门窗，哪家老人打个棺材、孩子娶亲打个柜子什么的。给各家干活儿，除了挣工分，主人还要供一顿饭，偶尔还有酒有肉，也算是个体面人。

姥爷好像天生有点“铁木情结”，离开铁木社后，在家里他也少不了敲敲打打，叮叮当当。除了干木匠活儿，他还喜欢自制羊角刀，用旧的打草衫刀打制切菜刀。家里打铁的墩子、大锤子，凿眼儿的钢钻，剪铁片的大剪子应有尽有。他因为腰腿病四十多岁就不去生产队干活儿了，在自家房子西边愣是接出两间马架子房，把自己的所有家伙什摆成一个阵营。在这里，他每天放下斧子拿起锛子，放下锛子又拎起锯，玩得一个认真。他每次来我们家，都要把全套家伙什带上。进屋就开始修理家里的桌椅板凳，磨剪子磨刀，修柴禾障子。我们家里和木头有关的物件都出自姥爷和舅舅的手，房子、仓房、牛圈都是。

姥爷小时候随父亲读过几年书，在我的记忆里，他和别人家姥爷的不同就是有手艺、喜欢读书。他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每天忙得团团转。好好的土墙非要扒掉重砌，码得比房子还高的柴草垛必须从东墙根移到西墙根去。门前有一口井，他突然就不想担水吃了，在自家硬是挖出一口井，井口足有一间房子大，顶上搭了好几根圆木和板子，平时还要盖上一个破炕席。打水时先小心翼翼地掀开炕席，拎着盆和桶顺着土台阶走近出水的深处，蹲在嗞嗞冒水的地方一盆一盆舀到桶里，再沿着土台阶一步步拎着水爬上来，整个过程惊险而刺激。每次去姥爷家，我和弟弟就会跑到这口姥爷井边，拿着小桶爬下去爬上来，拎水打水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姥爷的皮鞭在头顶上啪啪作响，才肯罢休。

姥爷井到了冬天就封口了，第二年开春再扒开。每次去姥爷家，他一定是在院子里忙活，对我们到来，他说不上高兴不高兴，反正绝不会放下手里的活儿稀罕一下我这个亲外孙。

姥爷平时跟我们总是不苟言笑，动辄还要大声喝斥，所以对他我是既怕又恨，看到他就绕着走。他只有喝了酒才会变可爱。我们小时候姥爷很少能喝到酒，偶尔喝一次他一定要喝一天。他讲究的是酒，菜可有可无，喝酒一定要推心置腹，什么话题都能唠上半天。开始阶段是对话，次高潮阶段就是自言自语，一句话反反复复地说，也不管你听不听;到了高潮阶段就会泪流满面，边哭边说。当时我很不解，这酒又苦又辣，喝得都痛哭流涕了，姥爷为什么还这么喜欢喝酒？姥爷也就在酒后看我们的眼神里闪着那么一点慈祥。即便这样我们也不敢靠近，都躲得远远的，所以谁也不记得他当时说些什么哭诉些什么。

姥爷还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等我们稍大一点发现，他其实骨子里还有点书生意气。他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喜欢读书。他有好几十本藏书，在那个年代算是很另类，什么《泣红亭》《一层楼》《红楼梦》他都不知读了多少遍，酒后还要讲给我们听，还要把故事和人物跟现实做一番比较。平日里，他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很少敞开心扉，也很少跟别人交往，特别是关于铁木社，几乎只字不提。后来舅舅跟姥爷学木工，铁木社想要招舅舅入社，也被姥爷断然否决。据姥姥讲，姥爷自从离开铁木社，再也没有踏进过那个院子。家里的牛犊猪鸡什么的跑进铁木社院子他也不去撵回来，这事儿是姥姥的“专利”。

姥爷虽然不愿踏进铁木社的大院，却从来不阻止我们到那里去玩。铁木社的大门是敞开着的，随便小牛犊小马驹和我们进出。院子里人来车往、热火朝天对那个时候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迪士尼”。我喜欢看两个人拉锯，一个人在上面站着，另一个坐着，呈仰视状，两边一仰一和，拉出好听的节奏。我更喜欢映红半边墙的铁匠炉。外面飘着鹅毛大雪，打铁的铁匠们却赤裸着上身，戴着牛皮兜兜抡锤打铁。拉风箱的是小徒弟，一拽一推风箱呼呼作响，炉火的红随风漫延，火炭发出吱吱的声音，感觉要把整个铁木社都烧化了。老铁匠熟练地拿起硕大的铁钳，从炉火里夹起一块烧得通红的铁片，迅速放到铁墩子上，旋而拿起小锤子轻轻敲击，年轻的徒弟心领神会，抡起大锤，与师傅合奏。叮当叮当的声音由慢到快一声比一声强劲，不费多少工夫，一把菜刀一把斧头就算出炉了。这时，师傅用大铁钳夹起菜刀或斧头，很潇洒地丢进水池里冷却，然后用手擦着汗从炉火里又夹出另一个通红通红的铁片。我们看铁匠打铁是不允许靠近的，只能隔着门缝看。屋里热浪滚滚，扒着门缝看热闹的我们冻得瑟瑟发抖，但铁匠炉太有魔力，铁匠师傅太迷人，跺着脚搓着手就是不肯回家。

要说铁木社里最最迷人的还不是拉风箱打铁，钉马掌才算剧情的高潮。北方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冬日畫卷，那就是冰天雪地里的四套马车。只见车老板身着皮大氅，头戴狗皮帽子脚蹬皮乌拉，神气十足地挥着大鞭子，雄纠纠地端坐在紧靠车辕的位置上，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好听的吆喝声，甩出一个响鞭，能把人的魂儿勾走。若是谁家要娶媳妇送姑娘，四套马车还要挂上马铃，系上红绸，在白雪艳阳中真是一道好风景。

入冬，车老板们都要到铁木社钉马掌。马掌是马蹄一样大小的“U”形铁，有很多类似扣眼的洞，这些马掌铁和专用钉都是海力锦铁木社的铁匠们自己烧制的。钉马掌就像一场小小的战斗，铁木社院子里立着三个吊马桩，车老板把马牵进去，拴好肚带，摇动机关，马就被吊起，四肢腾空。铁匠十分娴熟地检查马的四蹄，把废旧的马掌铁抠出来，扔到一边，而后，急匆匆折回屋里，从炉火里抄起一个红彤彤的烙铁，又大步流星奔回来，像用刑一样抬起马腿烧烙马掌。

“哧啦”一声，马掌冒起一股烟，散发出烧烤味道。铁匠很牛气地扔掉烙铁，从腰里拔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像修脚工一样迅速地把烧烙后的坏组织割除。

钉马掌的手艺精在修掌这个环节，要修得毫厘不差，割多了，掌钉钉到肉里;割少了，掌钉不吃劲，几天工夫马掌就会自动脱落。铁木社的铁匠们个个好手艺，修掌手上有眼，干净利落。每年初冬，附近几十个大队四套马车排成长队，铁木社院里从早到晚人欢马叫，好不热闹。

钉马掌的人们都是组团来，有车老板有生产队长或生产队会计。车老板帮铁匠钉掌的时候，队长或会计溜出去，跑到供销社赊来一点饼干和白酒，到了中午，车老板们挨着已经熄火的铁匠炉，美美地吃上喝上，暖暖身再走。这个季节，铁木社里来来往往很多人，学校的老师来订制桌子板凳，钉马掌的车老板顺带着修修大车，更有好多是儿子娶媳妇姑娘出嫁的来订制炕头柜的。打炕头柜铁木社的木匠活儿快，因为入冬好多人家的孩子都要结婚，各村的木匠忙不过来，铁木社的生意异常火爆。

姥爷家经常有到铁木社办事的邻村人抽袋烟喝会儿茶，姥姥姥爷总是热情招待。其间，都要对我姥爷和舅舅打的柜子门窗赞赏一番，说铁木社的木匠伙计跟姥爷和舅舅比差太多。对此，姥爷好像很忌讳，马上把话岔开，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笑话，丢下客人干活儿去了。他们不知道，姥爷骨子里也根本没有瞧得起铁木社的那几个木匠，但关于铁木社的人和事儿他从来都是不问不闻不谈。虽然它近在眼前，对于姥爷却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铁木社辉煌了二十年后，开始与我们渐行渐远。有一天人们发现，种地更多的时候不再是牛耕了，打草更多的时候不再是挥钐刀拿镰刀了，马车变成了稀罕物，也不见几个人给马钉马掌了。姥爷也越来越老了，木匠活儿他已经扔了好些年，都交给儿子和孙子做，他每天仍然在院子里忙乎。姥爷喜欢喝酒，年轻时除了年节也喝不到，到老了酒是管够喝了，这让姥爷欣喜不已。他喝酒可有伴也可无伴，可有菜也可无菜，只要端起酒杯就妙语连珠，是乡下人里鲜有的那种幽默风趣。他可以引经据典，更多的是一语双关，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小时候姥爷不待见我们，我们又特别怕他，不敢跟他说话，所以没发现他有这么可爱。他的和蔼可亲是那种酒醉后的天真，那种无拘无束。他似乎特别需要倾诉，周围的人却嫌他啰嗦，没唠上两句，就借故跑掉。姥爷也不恼，照样抿着酒，笑一会儿哭一会儿，抒情一会儿再感慨一会儿。

终于有一天，铁木社换了好几茬的木匠铁匠们都卷铺盖走人了，铁木社的木匠铺铁匠铺被夷为平地。据说，铁木社黄摊儿后姥爷才肯到破败不堪的院子里转悠几次，还捡回来一个废弃的马掌铁和一块破木板，默默地放到了自家的仓房里。后来，姥爷酒后曾感慨万千地说，当年入社的我们几个还都活着呢，没想到那么好的铁木社死到我们前面去了。

责任编辑 徐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