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长

摘要：结合考古成果和传世文献，使用地理信息技术，可以绘制出较为清晰的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图，通过分布图对比明代中晚期宗教场所的变化，可以发现明代开封出现了佛教场所减少、道教场所和民间信仰场所增加等现象。明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开封周藩群体的意志与朝廷宗教政策的指导实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开封城;宗教场所;明代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32-09

限定区域内的宗教生态变化，是一个宗教与同域社会因素共同生长变化的过程，其变化结果，最直观的表现于空间结构的变动。故笔者试图综合明代史料、考古成果与电脑制图工具，将明代中期与晚期的城市宗教场所分布以地图的形式复原，直观展现明代中期到晚期开封城的宗教空间格局变化，进而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因素。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于明代的开封城。在空间上，基本以开封城墙内为中心，外延至关厢地区;时间上贯穿明代，囿于史料限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一、明代开封城宗教分布图制作来源和依据

1.宗教场所分类原则

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繁多，笔者依据其所属宗教类型进行分类。佛教一般名为“某某寺”“某某庵”，特点明确，独立性高，较好识别;明代开封城民间信仰与道教“紧密靠拢”，许多民间信仰场所往往介于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区分难度较大，故本文写作、制图都将道教与民间信仰归为一类，综合多种宗教因素的宗教场所笔者亦将之归为此类，即“道教与民间信仰”类;明代前期，开封城中有也里可温教教堂，但其所在已不可考，晚期天主教传入，有教堂一所，犹太教立足较早，有教堂一所，伊斯兰教有清真寺若干，此三者为同源天启宗教，同尊先知亚伯拉罕，笔者称之为“亚伯拉罕系宗教”;中国以儒为本，地方政府兴建的祭祀场所数量相当可观，关于“儒家”“儒教”之争，学者们研究成果已丰，笔者无意于此问题过多探讨，姑将之视为“类宗教”（Quasi-Religions），稱之为儒教。

2.底图来源

开封市文物局局长刘顺安所作的《古都开封》①中，有“周王府在明代开封城位置”一图，笔者经过采访刘局长，了解到该图为考古工作者综合开封当地明代考古成果绘制而成，该图在主要道路、主要建筑节点上都具有极高的准确度。又因开封城“城摞城”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征，明代的主要道路与今天许多道路基本重合，且明清城墙完整遗留至今，故笔者在扫描此图后，又对照谷歌卫星图对之进行修正，使之与当下遗留的道路、城墙等节点完全重合，而后笔者又结合《如梦录》中的记载，在该图上添加支线小路，所得即为底图。

3.史料依据

关于描述明代开封城城市情况的典籍，现在遗存的主要有《汴京遗迹志》《如梦录》、万历《开封府志》、顺治《祥符县志》、康熙《开封府志》。其中前两者为笔记性质，后三者为官修方志。

《汴京遗迹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万历《开封府志》成书于万历中期。《汴京遗迹志》为明代李濂所作。李濂感慨于“独吾汴自五代以迄于宋，久为帝都，而纪载之书无闻焉”②，所以作此书主要考据宋代东京的城市布局与建筑遗存，是一本“叙古”的志书，但是李濂在记叙地方文物建筑时，亦将本朝曾有、现存的建筑列入书中，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资料;万历《开封府志》虽是残本，但释道、寺观等部分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结合以上两份资料，可以绘制“明代中期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图”。

《如梦录》成书于清代初期，作者不详，学界普遍认为是明代开封周王府宗亲或李光垫。该书为典型的城市笔记，所述明代开封城的风景、文物、典故甚为详尽。顺治《祥符县志》成书于清代初期，寺观庙祠章节所做的记述多为明代之旧有，清代新作反为次要。康熙《开封府志》保存完好，内容详略得当，可以用来与前两者对照参考。结合这三种文献，可以绘制“明代晚期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图”。

4.史料采用原则与方法

以史画图，最大的问题是史料典籍的作者所记述的未必全面、正确。个人笔记性质的史料，作者往往主观性强，在作品中对事物记述由个人兴趣、好恶取舍的倾向明显;官修方志则反映了当地士大夫的倾向，对功德祠、生祠之类的记载可能较文人笔记为多，而对寺观之类的记述很可能失之简略。故笔者在制图采用史料时，采取有则全取、有错互校、相互补充的原则来绘制地图。

古人文献中对位置的叙述常存在模糊描述的情况，如《如梦录》中记载“往西，染房、永宁王府。再西有皮局”，“有礼拜寺”。③其记载的清真寺位置只能明确在永宁王府以西。对此，笔者采取走访宗教场所遗存地、现场考察考古成果为参考的方式来补充信息。笔者探访了开封考古队最新的成果“开封永宁王府”后，向西找到了一座清真寺，即“西皮渠清真寺”，通过与寺中老人交流得知，该清真寺为“旧寺”，但却是在清末的时候由附近搬迁而来，根据老人所指清真寺旧址位置，与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的永宁王府位置对照，最终确定明代时该清真寺所处的位置，即图中县城隍庙以南的清真寺。对于一些难以考察的宗教场所的位置，笔者只能采用约略估计的方式进行标注，所幸《如梦录》中叙述的方式，往往以小区域分节描述，城中地域分块，往往方圆不过百米，所以笔者绘图纵有估计的地方，也能在多数情况下将误差控制在三十米以内。

即便笔者采取这些措施来补充文献的不足，仍然可能会有不少的缺漏，历史文献只可证其有，难以证其无，不排除有一些小的宗教场所被笔者所看到的所有文献所忽视。如多年生活在开封的朱有炖在其诗中写道“期香约色问祆神，脉脉深情且任真”④。“凶吉占年北俗淳，旋烧羊胛问祆神”⑤。所以可以肯定在明初之时开封地区有祆教文化传统的遗存，然而在笔者所翻阅的地方史志材料中并未提及祆教的祠庙，故对此类问题笔者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本文写作只论其有，不谈其无。

二、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特点与变化

1.明代开封城早期及中期宗教场所分布特点

万历《开封府志》与《汴京遗迹志》成书皆在万历十三年以前，描述的是开封城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情形，笔者将这一时期视为明代中期。《汴京遗迹志》中对于明初所建、中期已毁的宗教场所亦有记述，这为探索明初到明中期开封城宗教场所的变迁提供了线索。两者的编写人员都是典型的士大夫，故其对记叙内容的选择上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李濂所记务求完整，疏漏应不至过多。明代早期到中期，开封城宗教场所的分布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创建时间上看，明代初期曾兴建有许多佛道寺观，明初，开封城有一个宗教场所复建的高潮。据《汴京遗迹志》，洪武五年尼僧洪心重修庆寿寺，洪武三年尼僧盛得重修永宁寺，洪武二十年尼僧义果重修打瓦寺，永乐十三年，尼僧悟善重修文殊寺，洪武二十年，尼僧义庆重修弥陀寺，洪武三十年，尼僧人栢等创建观音庵，洪武二十一年尼僧胜海等创建圆通庵。⑥永乐元年，尼僧义和重修兴国院，“洪武五年，尼僧广元复修”广慧院。⑦永乐十年女冠李云山修遇仙观，洪武十八年女冠李妙方重修逍遥观，永乐三年重建三清观。以上寺观除弥陀寺、文殊寺外，到明代中期多已毁坏，不再重建。

除了这些规模较小的寺庙以外，开封一些名刹古观亦在明初得到了修缮，如相国寺，“洪武初年重修，改赐额崇法禅寺”，“后累经黄河入城，廊庑僧舍多被渰塌”。⑧上方寺，即开封铁塔所属之寺，于“国朝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缘重建”⑨，位于大梁门外的宝相寺，“洪武二十年，都纲善春因故址重建”⑩。传为杨家将家庙的孝严寺于“国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僧本福重建”。坐拥开封另一著名文物繁塔的天清寺“国朝洪武十九年，僧胜安重建。永乐十三年，僧禧道等复建殿宇，塑佛像”。又因朱元璋的“禅讲教”三分的政策，原天清寺大院内，又于洪武十七年、洪武十九年分出国相寺、白云寺两寺，皆为僧胜安主持重修。道教全真祖庭延庆观“洪武六年，设道纪司于内，十年，都纪邵惟真、副都纪郑德柔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及东西两庑。永乐十年，都纪赵德信又建三门，焕然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成化年间也是一个宗教场所复修的高潮，三官庙“成化壬辰，布政司照磨，熊刚管修别工，有余材松木百余根，助葺是庙”，“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静募缘兴建玉皇庙于此地”，三清观“于成化十四年重修”，纪念于谦的庇民祠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修成。

综上，可以说在明初开封城的宗教场所复建高潮中，佛教寺庙多于道教宫观，尼僧、女冠庵院多于僧徒、乾道庙观。而自明初到嘉靖中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宫观修建活动在时间上较为集中。

第二，从空间上看，明代早期到中期的开封城宗教场所总量不多，但仍远远超出明洪武六年“府、州、县只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的限制。在其空间分布上有空间集聚明显、宗教分类集中兼有穿插、历史遗存效应显著等特点。截至明代中期，开封城中主要宗教场所集中区有三：延庆观、钟楼周边区域，该区域内以道教场所和官方祭祀体系中的祠庙为主;相国寺、鼓楼周边区域，该区域内主要为佛教宗教场所;大梁门即开封城西门外地区，该区域内佛道兼有，官方祭祀场所亦有少许。相对次要的宗教场所集中区亦有三：安远门即北门内，该区域佛道兼有，仁和门内亦佛道兼有，繁塔附近区域内以佛教和儒教为主，兼有少许道教因素。

明代开封城中期的这六个宗教集中区中，延庆观、相国寺、佑国寺（铁塔）、繁塔等皆为前代遗留，曾是具有区域乃至全国级影响力的宗教场所。

2.明代开封城晚期宗教场所分布特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到明代晚期，各类宗教场所已经几乎遍布于整个开封城中。虽然笔者所参考的《如梦录》更具城市生活笔记的性质，著者出于对过去美好的市民生活的追念，对自己生活的家乡风景必然尽量事无巨细录入书中，相较于中期李濂所述可能更为详细，然而仅看此图中的宗教场所，不论是从数量、密度还是种类上，都可以断言，明末开封城的宗教发展进入了一个繁盛期，其时空分布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明代中期（即嘉靖到万历前期）到晚期，开封城中的宗教场所增长迅速，但多为“建新”，即并非是对前朝遗存的寺院的修建。在新建的宗教场所中，多为民间信仰性质的祠庙，如五瘟神庙、二仙奶奶廟、泰山娘娘行宫等。在新建的庙宇中，道教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佛教寺院在中期之前几次洪水中毁坏后，则多不再复建。官方宗教方面，嘉靖万历以后，有大量的“生祠”出现，而彰显官方意识形态的牌坊、孝女祠、名宦祠也出现在了城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晚期天主教传入，开封城中亦出现了天主教教堂。

第二，空间分布上看，明代晚期的宗教场所几乎遍布全城，但是仍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宗教场所集聚区：大梁门外关厢区，该区域内宗教场所以官方新修祠庙为主，民间信仰、道教较多，佛教则较少;延庆观—大道宫—城隍庙区，该区以道教与民间信仰场所为主，官方祠庙建筑亦有一些，佛教仅有小观音堂一处，另外此处有清真寺一座;相国寺—鼓楼—文殊寺周边区域，仅从数量上看，该聚集区内以道教、民间信仰为主，佛教仅有大相国寺、铁佛寺、文殊寺等三个佛教场所，该区域亦有清真寺一座;东岳庙—仁和门（东门）区域，该区域内以民间信仰场所为主，佛教方面仅有一观音寺和打瓦寺两座，该区域内有犹太礼拜教堂及清真寺，该区域宗教种类最为多样;东华门（周王府东门）—佑国寺区域，该区域内佛教宗教场所数量较多，民间信仰与道教场所与之相当，晏公庙、信陵君祠则属于官方祭祀系统;西华门（周王府西门）地区，该区域内信仰种类多样，儒释道伊斯兰并有;繁台区域仍具有小型次要集聚区的特征;城池各城门附近几乎都有庙宇分布，这也是明代晚期宗教场所空间分布的一个特点。

三、明代宗教场所时空变化及原因初探

1.佛道宗教场所的变化

第一，将开封城中明初、中期的佛教场所分布情况与明代晚期的佛教场所分布相比较，可以发现明代开封城中的佛教宗教场所具有总量下降、延续性差、小型场所略有兴起、新增场所城中位置偏北的变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