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 牛耕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他的夏尔巴向导丹增·诺尔盖，成为世界上首次有據可考的登顶珠峰的人。当时希拉里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段位于海拔8790米、被后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人迹罕至的白色山脊，66年后的一天会因等待冲顶的登山者排队近3个小时而红遍网络。

路绳从大本营一直修到峰顶，即便队伍堵得停滞不前，也没人敢超车，一旦解开扣紧路绳的安全带，人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几千米。

8700米处，汝志刚亲眼看着一名来自印度的女登山者体力不支，从自己眼前坠落下去，低头看看羽绒服上被她的冰爪抓破的几个洞，感到心有余悸。

让另一位来自中国西安的登山者范波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来自印度的28岁小伙子Ravi，善谈，爱笑，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Ravi当天成功登顶后下山走到4号营地，却很意外地在帐篷中死亡，让他感到“攀登并不是为了让世界看到你，而是让你看到世界”，人在巅峰，生与死只隔一线之间。

登顶

为了尽早进入登山状态，环球旅行探险家汝志刚从合肥经昆明转机，在4月3日先于登山队集合日3天，到达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4月6日早餐时间，加德满都经历了一场电闪雷鸣，汝志刚与队里另外13名队员汇合，除了两个尼泊尔人外，其余都为中国人。登山公司为每人配备一位夏尔巴人向导。

当登山队向位于海拔2860米、有着“世界屋脊上的跑道”之称的卢卡拉机场出发时，尼泊尔当地的“冰川医生”，已经先行穿过昆布冰川，为即将到来的登山者搭建了20部铝梯，以及用来固定的安全绳。

当地政府向珠峰攀登者每人收取600美元修路费。作为向导的当地夏尔巴人，也已经先往营地运送了一批包括食物和氧气在内的登山物资。

对于高海拔山峰爱好者来说，尼泊尔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近乎天堂般存在。到达卢卡拉之后，汝志刚和队友徒步走了10天，到达夏尔巴人今年刚刚搭好的大本营。

从卢卡拉到大本营的途中，形形色色，汝志刚一路见到许多来自世界不同地方肤色各异的徒步者，齐刷刷的专业徒步装备，驮运物资的耗牛和马匹时不时慢悠悠往来其中，让他觉得简直“热闹得像过节赶集一样”。

除了登山者，路上更多是专程来高山徒步的行人——这条路正是被誉为世界十大徒步线路之首的EBC（Everest  base camp），全程环线170千米，累计爬升1万米，近几年每到5月，有数以千计的户外爱好者赶来。

而大本营正是徒步者的终点，登山者的起点。登山者一路经过的村子里，当地人随行就市，由于物资稀少，一瓶热水可以被卖到100元人民币，“大家认为大钱都花了，这些都是小钱无所谓”。

对于有的登山爱好者来说，登上最高的山峰，像是一场平凡生活之外，向自我和他人充满仪式感的证明。

让第一次来登珠峰的人没有想到的是，大本营里的物资比路上丰富太多，甚至还能吃到火锅和西瓜。每天在营地间拉练的间隙，总有上百架运送人和食品的直升飞机在空中打着旋儿来来去去。但由于气流原因，直升飞机最高也只能到达海拔6500米，不能再继续往更高处运送物质了。

这就使更艰难的日子分布在过了大本营之后，从海拔5943米的1号营地，到海拔8000米的4号营地之间。由于一般人的身体很难直接适应高原气候，所以登山队都会在冲顶前期沿着路绳，在1号营地到3号营地之间，做包括梯子训练等在内的拉练，然后再撤回大本营一边休息恢复体力，一边等待窗口期准备冲顶。

大本营之外的地带，吃的东西不可能再丰富了，而且人在高海拔地区也吃不下东西。“吃牛肉补充体力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消化不了。”汝志刚说。

在冰雪高原，几乎每个人都非常想喝可乐这样的碳酸饮料，但为了减轻负重，很少有人背水上山，登山者几乎只能把雪化成水烧开冲些茶来喝，有时煮点泡面和麦片。

登珠峰前体重176斤的汝志刚，从珠峰下来后降到158斤——50天瘦了近20斤。

有几个瞬间，汝志刚甚至突然对登珠峰这件事心生厌恶。1号营地往上，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恶劣，并没有像大本营里那样搭建的厕所，内急的人担心走远后安全带扣不到路绳，出现意外滑坠，只能在两三米远处就地解决。汝志刚遇到过许多次，有女队员直接在他面前方便，虽然“登山无男女”，但这些还是让他觉得，人类在严酷的自然面前有时真的毫无尊严可言。

这些并没有让攀登珠峰爱好者减少。根据尼泊尔旅游部4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有37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获得珠峰攀登许可证，其中87名印度人，69名中国人，68名美国人。从数量上看，中国攀登者人数排名第二。

不过据多位登山公司从业人士及攀登者讲述，2019年实际总计有近500名登山者，加上登山者大多配有一对一的夏尔巴向导，总计有约1000人从南坡登珠峰。

1924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曾尝试登珠峰，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他说了一句听起来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解释：“因为山就在那里。”

今天越来越多的珠峰攀登者的回答听起来就直白多了：因为那是珠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对于有的登山爱好者来说，登上最高的山峰，像是一场平凡生活之外，向自我和他人充满仪式感的证明。

18号凌晨1点钟，汝志刚和队友从海拔5400米的大本营出发，打着头灯，走到这天中午12点钟，径直穿过1号营地，没有停，直接抵达2号营地，休息一夜一昼。

20号凌晨4点，从2号营地再次出发前往3号营地，并在21号到达4号营地。经过几个小时休息后，当天晚上7点钟，这支包括夏尔巴向导在内的30人的队伍开始出发冲顶。一盏盏头灯在漆黑的夜里蜿蜓成崇山峻冷中的一道灯带。

5月22日清晨6点左右，天际线开始泛红，这时的登山队伍堵得还不明显，但汝志刚花20分钟换个氧气罐的时间，他发现人开始变得多了起来——雪山上每天下午天气容易骤变，所以登山者最好在中午前完成冲顶并赶回营地，这使得理想冲顶时间的密度再次被压缩。

很快，后面其他登山队也陆续赶到。不久，在通往峰顶最后一道关卡——海拔8790米处的“希拉里台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拥堵。

凛冽风中，200多名登山者在这个有着“死亡地带”之称的高寒地段排队等待冲顶，远远望去，队伍像挤在洁白牙刷上的一道彩带牙膏。即便队伍堵得停滞不前，也没人敢超车，一旦解开扣紧路绳的安全带，人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几千米。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珠峰登山季中，有10余人因坠滑等原因死亡，不过其中并无中国人。在这片冰雪覆盖的山脉，死亡总是来得突然而安静。

有人在登顶成功后兴奋地下山，马上走到大本营时一不小心滑落进冰缝，也有人在上厕所时，被突如其来的冰雪吞没，在登珠峰界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中国富豪就是从那时意识到，可以花钱登顶珠峰。从家国荣誉变成自我实现，也是这项活动商业化的开始。

5月22日清晨7点26分，汝志刚顺利登顶珠峰，除了一个尼泊尔队友之外，其他12人本次也全部登顶成功。

从山上下来返回大本营，汝志刚连上WiFi，将视频传到社交平台——高原上网速慢得很，有时他要花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勉强上传一部十几秒的视频。

能上网已是奢侈——WiFi只有在位于海拔5334米的大本营有提供。在这里，手机能偶尔接收到E网信号，绝大部分时间，登山者连短消息都收不到。

而过了大本营再往上，没有卫星电话的登山者更是等于与世隔绝。“因为登山的过程太孤独、太单调了”，几乎没有人会拒绝花2000元左右买10G流量这件事，毕竟在30万元起步的登山费用面前，这只是九牛一毛。

花费

南坡上近1000名登山者冲顶的同时，从中国境内西藏北坡登珠峰的只有362人——是南坡的三分之一，其中，国内登山者12人。

三分之一，也是南坡登珠峰费用低于北坡的比例，是更多中国人选择绕道进入尼泊尔地区，从南坡登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南坡报名费用是33万元，比中国一侧的北坡路线唯一一家登山公司“圣山”开出的价码低17万元。“这是很重要的现实，很多想登珠峰的人最后都是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汝志刚对此毫不讳言。

这两个方案是目前为止，人类可通往珠峰的19条路线里最传统而成熟的两条商业路线。北坡从中国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出发，涉及高海拔登山的公司有五六家，能帶游客登顶珠峰的只有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严格要求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经历，这意味着登山者要额外付出至少10万元的前期成本，但避免了登珠峰时连冰爪都不会穿的危险情况。

南坡从尼泊尔昆布地区出发。旅游局称其境内注册有超过1600家登山公司，既包括中国公司，也有当地人成立的登山公司，和七峰公司这样的知名企业。

据《纽约时报》报道，尼泊尔旅游局局长吉米雷表示：“尼泊尔当局不倾向于限制登山许可证的数量。”今年尼泊尔共发放381张登山许可证，加上夏尔巴向导实际登山者在800人以上。

中国方面则严格将登珠峰人数控制在300人左右，包括所有登山队员、向导、协作和后勤。有匿名登山公司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尼泊尔政府只要财政资金能提高一点，就不会特别在意情况。”

但至少4个登山者和登山公司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是尼泊尔滥发通行证造成了今年希拉里台阶拥堵和11人死亡。

“真正原因是今年热带气旋法尼导致窗口期缩短”，刚登顶珠峰的陕西中烟员工范波说，他在希拉里台阶共堵了5个小时。曾供职于圣山探险公司、10次登顶珠峰的边巴顿珠也表示：今年到5月21号左右才迎来窗口期，晚于往年的十几号，大家都挤在这个时间登顶。

麦子在尼泊尔开了第一家中国登山公司。2013年6月，著名民间探险家杨春风在攀登巴基斯坦境内的南迦帕尔巴特峰时不幸遇难，这是他人生中第11座8000米高峰。麦子曾作为杨春风的助理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他在世时告诫麦子：不要登山！

2014年前往尼泊尔拿回杨春风的遗物时，麦子改变主意在尼泊尔注册了第一家中国登山公司“高山沸腾”，并决定亲自上山。

2015年，团队准备登顶珠峰。但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珠峰大本营被雪崩淹没，造成19人丧生。麦子也被埋在大本营的积雪下，断了4根肋骨、脾脏出血、肾脏出血、盆腔淤血、左踝骨撕裂、背部两侧淤血，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

夏尔巴人把她挖了出来，送上第一拨直升机下山治疗。“我这条命就是夏尔巴人捡回来的。”夏尔巴人生于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在高海拔活动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1.3%的死亡率笼罩在所有人头上。作为高山向导，夏尔巴人干到35到40岁，体能下降也很难再继续带客户。

麦子描述登山公司并非外界想象的“暴利行业”。以高山沸腾为例，在尼泊尔一年能接待10人攀登珠峰，每人收费4.2万到4.5万美元，公司利润15～20%。

至于夏尔巴向导，一年能攀登2到3座8000米以上山峰，如果向导是尼泊尔资质，每座到手不会低于6000美元，国际资质则不会低于8000美元。如果成功登顶珠峰，按国际惯例还会拿到1500美元小费。

另一家尼泊尔的中国公司凯途登山，联合创始人强子也提供了相似的数字：一次登珠峰收费4.6万美元，交给尼泊尔（通行证费用）1.1万美元，请夏尔巴高山向导花费5000到10000美元，需要至少6瓶氧气每瓶在500到800美元。

此外还有直升机费用、吃住、提前运输物资，甚至因为冰川变化每年重新搭营地。他形容说，公司虽然盈利，然而，“珠峰攀登生意是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

今年带队登顶的麦子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那张照片采取了近景角度，她拍摄的一张中远景照片则清晰显示出：拥堵只在山脊线上一小段发生。

她指出，“死亡者大多都是心脏病发或个人体能衰竭，拥堵会造成冻伤，但不是今年这种死亡情况。”她认为，窗口期缩短、低价公司服务不足、登山者体能不足才是罪魁祸首。

登山经验丰富的藏族向导大旦增说：“所有人都堵在最后一个窗口，谁都花了很多钱，甚至外国人签证要到期了，不能不登。”他跟随著名登山家罗塞尔登顶时，罗塞尔对攀登计划、天气预报都会保密，甚至在低海拔主动超车。

但如今所有人都购买了最好的天气预报，一同冲顶拥堵并不奇怪。

商业化

“十年前喜欢登山的人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登山爱好者是那会儿的十倍，这个数字还在增长，未来登山的人会越来越多，费用会越来越高。”早在2006年5月已有珠峰登顶经历的金飞豹告诉《财经天下》周刊，12年前他在登珠峰时，北坡攀登者的平均费用大概是30万元左右，而现在平均一个人需要50万元的费用。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珠峰登山季中，有10余人因坠滑等原因死亡。在这片冰雪覆盖的山脉，死亡总是来得突然而安静。

2003年，万科创始人王石登顶珠峰，将攀登珠峰这一项高消费的活动拉入到大众视野中。有藏族向导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中国富豪就是从那时意识到，可以花钱登顶珠峰。登珠峰从家国荣誉变成自我实现，也是这项活动商业化的开始。

早在1922年，夏尔巴人就协助英国人从西藏沿东北山脊登珠峰，但最高止步于8680米的“第二台阶”。这段4米高的直立峭壁被英国人形容为“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无尽无边，没有攀援的支点”。

登顶珠峰成为一项商业活动，据大旦增回忆是从罗塞尔·布莱斯开始。这位传奇人物曾14次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保持着无氧独登卓奥友峰、最快登顶阿玛达布拉姆峰等多项世界纪录。“他创造了珠峰商业登山的模式”，后来为中国和尼泊尔所借鉴，当时受雇于罗塞尔团队的大旦增这样说。

罗塞尔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对路线如何选择，每个海拔应当停留几天，适应不了如何下撤，每个营地的物资提前运输，罗塞尔都亲临现场摸索。“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没人可以让他借鉴。”

大旦增表示，即使从未登山的人，跟他从6000米、7000米、卓奥友峰（8201米）、珠峰循序渐进，最后也能站到世界之巅。而他则能赚到4座山峰的钱。

最让大旦增难忘的是：罗塞尔带第一位客户攀登珠峰前，曾亲自来西藏7次，既做过客户也当过洗碗工，只为摸清向导情况和当地风俗。在后来一次登山中，大旦增问罗塞尔：你岁数这么大（当时年过50），也这么有钱了，为什么不好好休息？罗塞尔回答说：“如果我休息，很多人都会休息。”

后来从罗塞尔团队离开后，大旦增整理了他的模式部分带回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部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2003年，万科董事长王石随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归来时登山队获国家领导人贺电。张朝阳、郁亮、史玉柱、探路者创始人王静也都曾在珠峰留下自己的足迹。

英国探险家马洛里的那句名言被改成“为什么登山，因为中国富豪就在那里”，来形容中国企业家找到了一种新的自我实现方式。

尼泊尔凭借相对自由的登山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登山者。但夏尔巴人与现代登山者的观念矛盾也显露出来。2013年4月，三名欧洲登山者不听指挥，在7000米海拔與夏尔巴向导爆发冲突，第一次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两种文明的交汇。

2014年4月，珠峰雪崩造成至少16名夏尔巴向导遇难，夏尔巴人面对日益严重的登山风险，要求尼泊尔政府分享每年上百万美元登山收入，最终导致当年封山。

“夏尔巴人适应了更慢的攀登速度、交通拥堵，以及越来越多的装备”，有媒体写道。但社交媒体唤起了夏尔巴人的自我意识：他们看到facebook上外国登山者下山后，受到英雄般的吹捧。而没有夏尔巴人搬运工具箱、搭建帐篷、补给食物，这些外国人根本不可能享受登顶珠峰的荣耀。

他们找到了分配利益的新方式：通过新生代夏尔巴人替代原欧美管理，低价竞争抢生意。大旦增透露，有的牧民甚至闲时牧牛牧羊，登山季就摇身一变成夏尔巴高山向导。

除了登山者，更多是专程来高山徒步的行人——这条路被誉为世界十大徒步线路之首，全程环线170千米，累计爬升1万米。

即使是专业的夏尔巴向导，有尼泊尔登山公司表示，“他们个人能力强悍也并不适合带团队。”

以罗塞尔为代表的商业登山模式，关键是设计出一套普通人也能适应的高海拔登山方案，其背后是对氧气等物资的精细计算、不吝金钱投入降低死亡风险，这与新生代夏尔巴人的思路背道而驰。

对此，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办公室也在警戒登山者说：如果你的“向导”总是用登山杆敲打你的背包，喊道“快点，难道你看不到后面所有等待的人们吗？”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低价竞争如何威胁登山者安全？麦子则给《财经天下》周刊算了一笔账：今年部分公司开价登顶珠峰3万美元，刨去注册金和环保费1.5万美元，6瓶氧气每瓶今年近1000美元，雇佣夏尔巴向导不低于6000美元，还有大本营50到70天的生活开销，公司已经跌破成本价，必然要在其他地方缩减开销。今年屡次出现的漏气氧气瓶就是一个征兆。

更为严峻的是，被低价公司吸引的恰是经验不足的登山者。有登山公司匿名表示：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的大批新手涌入，都在增加危险发生的概率。“有登山公司干脆不接受中国客户，觉得中国客户的攀登精神和理念不能认同。”

部分中国和印度登山者为避开昆布冰川，在第二营地就曾遇到问题请求直升机救援，成为登山公司从未面临的棘手问题。甚至有登山者利用直升机救援便利，谎报救援骗保，也已经有公司呼吁取消高海拔保险，这可能让所有登山者的处境恶化。

曾经两次获得登山界奥斯卡奖——“金冰镐奖”的英国著名登山家米克·福勒，更喜欢攀登海拔6千米到7千米的山峰，他认为这是对自己来说一个相对舒服的高度，“毕竟，我出去登山是享受假期，而不是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