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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力意志”概念背后的文化误读

2019-09-08陈晖

北方文学 2019年24期
关键词:误读文化

陈晖

摘要:“Der Wille zur Macht”是尼采后期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和宣传尼采思想的时候一般将其译为“权力意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尼采的这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误读,而这种误读形成的原因既有特定时代的启蒙救国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这种误读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既表达了自身对尼采思想的理解,也表达了自身的文化诉求。

关键词:der Wille zur Macht;“权力意志”;文化;误读

尼采思想于1902年传入我国,其强烈的个性和批判言论对我国思想文化的进程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二十世纪初期那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绝大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尼采思想非学理性的、功利性接受。这种功利性的诉求必然造成对尼采思想的某种误读,而这其中的误读则表明了我们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真正的尼采思想上的偏差。由此一来,我们自身的、深层的文化诉求也正是在这种误读中得以体现,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完全和真正无误的接受恰恰是对接受者的主体性的消弭。

在我国对尼采思想的误读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权力意志”这个概念的误读。对这个概念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误读的深层原因和机制,正是这种误读构成了尼采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中国文化对话、碰撞直至尼采哲学最终中国化的结局。

“权力意志”的德文原语是“der Wille zur Macht”。对此,汉译中基本上有以下几个译法:“权力意志”,“强力意志”、“冲创意志”和“求力意志”(1)。这个词组是尼采后期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最早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第15节《论一千零一个目标》中,然后在尼采的后期著作中被反复讨论和阐述,而且我们可以说它在尼采死之前未发表的遗稿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尼采本来打算撰写一部标题为《强力意志:对一切价值重估的尝试》(Der Wille zur Macht:Versuch einer Umwertung aller Werte)的著作,后因各种原因搁浅。可以说这个概念和“永恒回归”、“超人”等其他概念构成了尼采哲学最富有特点的部分。

Der Wille zur Macht,这个搭配中含有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der Wille,源自于情态动词wollen,后者表示一种意志、愿望、企图或者打算,可译为“要”,“想”,“愿望”,“打算”等等。所以,其衍变出的名词der Wille有两种含义:①决心,意志,意志力;②意图,意愿,愿望。第二个名词,即die Macht,显然是这个搭配中的核心,其亦有两种含义:①权力,职权,政权;②力,力量。前后两个名词由zur联系起来,而zur源自于介词zu加第三格阴性定冠词der的缩写,即zur = zu + der。介词zu用途广泛,含义也较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英语中的“to”,可表示目的,译为“为了”。所以,综合看来,这个搭配的含义是:为了权力/力量的意志或者愿望。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尼采是把“强力意志”作为一种求“更高、更远、更多样性的目的冲動”(2),它是世间一切生命体求扩张、求丰富、求自我超越的本能力量,其设定的主体并不仅限于人。在意志层面,尼采与叔本华有共通之处,承认意志的效应。但是不同于叔本华在否定意义上运用“意志”这个词汇,尼采更多的是在肯定意志,肯定意志的超越性力量,这是人能实现超人的内在驱动力和前提。“生命不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意愿,而是一种增长的意愿”(3),“不是自我保存,而是要侵占,是要成为主人、要变得更丰富、变得更强大的意愿”(4)。虽然尼采的这个“强力意志”概念与其超人哲学关系紧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概念只与人相连,“在我发现有生物的地方,我就发现强力意志”,“在有生命的地方也有意志:然而不是求生意志,而是——我如是教给你听——强力意志!”(5),“有许多东西被有生命的事物评价得比生命本身更可贵;可是作为评价本身发言的是——强力意志!”(6)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强力意志是一切生命体事物的核心特征,一切生命体的事物呈现为生命,呈现为一种超越自然存在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求“力”的意志,这一点正如“强力意志”这个概念意指扩张,而且其本身也呈现的扩展的特征,尼采在后来的思想中把这个概念放到一切与人类社会相联系的事物和制度上面,乃至一种更广大的宇宙秩序,“力求积蓄力量的意志是生命现象所特有的,是营养、生育、遗传所特有的,是社会、国家、风俗、权威所特有的/难道我们不该同样也在化学中把这种意志假定为推动原因吗?以及在宇宙秩序中?”(7)在此,强力意志虽然取得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尺度,但是对于人来讲,它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尼采的想法,人在精神上受奴役的历史太久,用上帝、道德这些事物否定自我,而强力意志就是要否定这种奴隶道德,它是一种主人意志,只有在强力意志的作用下,人才能趋向超人这种新型人类。具有强力意志的人能在接受人生各种折磨、各种痛苦的情况下,坚守战斗、坚守增长和超越。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的翻译者和研究者来说,他们并非不明白这个词的本义,但是其习惯性地使用“权力”这个词对尼采的概念进行译介却造成了传播上的误解。可以说,译者或许一开始明白“权力意志”展开的维度,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却成为传播、接受链上的被误导者,误解在不断延续。

事实正是如此展现的,从尼采思想的批判者到尼采思想的鼓吹者都是这一误读链上的一环。梁启超把“权力意志”解读为一种“极端之强权论”(8),蔡元培把权力意志解释为“他的世界观,所以完全是个意志,又完全是个向着威权的意志”(9)。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和蔡元培把die Macht理解为一种奴役他者的强权,这显然是偏颇的。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权力”这个词的狭隘性,使研究者更侧重于从政治权力、武力的征服力、民族文化的强力去理解这个词。而这一点显然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国强国的双重使命,在外忧内患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权力意志”这个概念给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批判国民性和警醒民智的理论工具。李石岑的《超人哲学浅说》中有过精彩的描述,“中国为伦理思想发达最早之国,意志坚强又为中国人夙具的品性,当然可以在生命上灿出一缕光芒。可是中国人用之不得其当,致使丰富而充实的意志力,化作宗法社会下无名的工具;对于科学和艺术,一切毫无贡献。时至晚近,中国人更日即于萎靡浮夸,而前此丰富而充实的意志力,更不知消失于何处,所以酿成今日的老大奄弱的现象。”(10)李石岑认为正是这种“权力意志”的错用和消失,导致了中国人成了“一种无气力无热血的国民”(11),而在中国介绍尼采哲学也是因为“全中国民族太萎靡,太廉价,太尚空想,太贪安逸”(12),在中国民族身上已经看不到权力意志的展现,“这只是乡愿和奴隶之劣根性之暴露。此种根性,相沿已久,非有一种绝大的刺激和彻底的觉悟,是不容易苏醒过来的。”(13)正是需要尼采“权力意志”这样的醍醐之水,才能真正对积弱已久的国民以警醒,从而振作以图中华民族的强大。

黄魂在《尼采精神与今日中国民族的死症》中指出:“中国民族百年来不断地希望得到强人的怜悯,这怜悯不曾得到,自己却完全成了懦弱。所以,从没有真正伟大的中国人敢想想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主人。好多人都不以为配做主人的,这是何等可怜呢!”(14)呼唤一种“权力意志”,呼唤一种主人精神,呼唤一种力的觉醒,这就成了后来战国策派的理论根基。陈铨认为,“一个民族,完全受生存意志的支配,甚至奴颜婢膝,忍耻偷生,不能摆脫死亡的恐惧,牺牲一切,以求光荣的生存,这样的民族根本没有生存在世界上的资格。他们的位置,应该让出来,给更有勇气能力的民族光荣发展。”(15)

正是这种时代的特殊语境,使得翻译者和研究者的侧重点在于用“权力意志”这个思想工具去警醒国民,培养和提高国民一种斗争和尚力的精神。一切事物皆有尚力之冲动,于人更为重要,民族乃是人之结合体,所有的民族都有尚力之冲动,其尚力之程度决定了民族之兴衰。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翻译者和研究者更加偏好于“权力”一词,只有权力才更能证明主人与奴隶的差别、主人民族和奴隶民族的差异。陈铨在《指环与正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能够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地位,就看他国内中坚分子能否超过生存意志,达到权力意志”(16),“人类不但要求生存,还要求权力”(17),而标题中的“巨人指环”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与神秘的力量和权力相连,这里面显然有一种误读,把“权力意志”理解为一种权力的争夺。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已经具有其特殊含义的词去翻译一个完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极其特殊的词,这实际上是一种危险操作,因为翻译者所在的文化接受者无法脱离与原来的语境的联系,它只能带着原有的前理解去理解权力这个词,从而误读无法避免。

注释:

(1)尼采的这个概念在我国的译法是没有达成统一的。本文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暂且采用目前学界更为倾向的、中立性的“强力意志”来指代此概念的本意。此外,也因为此词在我国译法的不统一,在本文,尤其是本文所引用的引文中难免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2)(5)(6)(8)尼采著,杨恒达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33、62-63页。

(3)(4)(7)尼采著,孙周兴译:《权力意志》(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2、986页。

(9)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见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6页。

(10)蔡元培:“大战与哲学”,见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1页。

(11)(12)(13)(14)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7、188、142、143页。

(15)成芳编:《我看尼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16)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130-131页。

(17)陈铨:“指环与正义”,见载《大公报·战国》194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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