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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金锁记》中女性生存困境

2019-09-08梁安玉翟晓甜

北方文学 2019年24期
关键词:生存困境金锁记女性

梁安玉 翟晓甜

摘要:张爱玲具有女性写作的自觉性,她通过塑造曹七巧、葛薇龙、白流苏等挣扎于物欲与情欲之中的女性形象,向读者揭露了传统宗法制男权体系下女性失语的生存困境。张爱玲笔下的这些女性是传统宗法制男权体系的受害者,她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被当做商品来交易、本能的天性被长期压抑。更悲剧的是,在两千多年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封建思想和制度的长久压制下,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渐渐被扭曲、被同化,成为了传统宗法制男权体系的维护者。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向读者展示女性由男权体系的受害者转向男权体系的维护者这样死循环的生存困境。

關键词:女性;生存困境;男权体系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性别”一词是在社会文化这个语境下产生的。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性别是人后天在人的社会性影响下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女性生活在封建宗法男权制度下,这个制度要求女性“女子无才便是德”,规定女性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不能算做真正的独立个体,她们常常被当做男性的私有财产进行交易,并且一直处于失语的边缘处境,无法真正表达自己被压制、被扭曲的委屈和愤怒。波伏娃指出,男权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男人发明的,并且通过文字、法典等所谓文明形式将男权构建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一切男权社会下,男权统治者规定着语言文字、法律制度、生产分工和价值准则,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女性只能处于被评论、被塑造的困境。张爱玲十分关注女性处境,一方面,张爱玲的贵族家庭让她深切体会到传统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张爱玲也深受母亲自由开放的影响,不甘心困于腐朽的落寞家庭中,她反抗父亲求学香港,回归上海自力更生。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发声,使得长久被困于传统宗法男权体系下的女性终于有了灵与肉,并发出了呐喊。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在呐喊与控诉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扭曲与同化。张爱玲是带着一种理解和悲悯来看待曹七巧的,理解她身不由己的生存困境,就像《金锁记》中赵嬷嬷说:“你们懂得什么!”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悲悯。

一、男权体系的受害者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对男性强烈的依赖性。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男权社会体系将女性放置在从属于男性的边缘位置,女性无法接受教育,无法从事有薪劳动,甚至不被允许拥有财产。物质财富是每一个人必需的生存资源,当女性被系统性地剥夺了独立的经济资源时,她们所能做的只有将自己化为商品,用自己的身心、美貌、家务、生育去换取男性所提供的经济资源。因此,当社会不让女性经济独立时,富裕的男性肯定是许多女性的目标。在这种男权社会文化背景下,为便于男权统治,女性自然成为受害者。曹七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原是做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叫她死心塌地服饰二爷。”“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曹七巧在哥嫂贪财势力的主导下,为了换取更多的经济财富,成了豪门姜家的姨奶奶,又由姨奶奶扶为了正室。曹七巧像商品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促成了一场交易,过上了上流社会锦衣玉食的生活,她的哥嫂也得愿以偿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

豪门生活对于曹七巧来说并不好过,因为曹七巧出身卑贱,在人格和精神上饱受姜家上下的歧视和侮辱。表面上曹七巧被人称为姜家二少奶奶,实际上做着许多下人的活,姜家老太太“照常的派她差事,零零碎碎给她罪受”;姜家大太太和三太太对七巧多是嘲讽与反感;下人们则根据姜家主人的态度,也自然轻视着曹七巧,“凤箫道:‘你是她陪嫁来的吗?小双冷笑道:‘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面对姜家上下无情的欺辱,七巧孤立无援,只好年纪轻轻抽鸦片来缓解自己的空虚与孤绝。张爱玲通过对曹七巧精神扭曲的描写,侧面的控诉以姜家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封建传统家庭极其体制对女性的伤害。“小双道:‘亏得我们家一向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而麻油店的曹七巧原本没有生活在“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复杂环境中,只是个有着一双雪白手腕的健康女性,这个健康有活力的女性,喜欢同肉店的年轻小伙朝禄聊天斗嘴,她青春美丽惹得许多人喜欢她。但是嫁进豪门的曹七巧,由这种健康自在的普通生活进入了阴暗扭曲的男权牢笼,进入了“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深闺大院,渐渐被扭曲成了抽大烟的尖酸刻薄的妇人。一个生动活泼的女性,让男权文化变成了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男权统治的历史中,中国女性一直在阴暗的闺房中默默承受着这种迫害而无法发出声音,在张爱玲之前几乎没有作家替受害的女性发声,没有作家真正描绘出中国传统女性在男权体系控制下真实的生活状态。

作为男权体系的受害者,曹七巧受害的第三个方面是情欲的压抑。姜家二少爷是一个残疾人,成天吃药,身边离不了人,自己完全无法活动。曹七巧作为一个健康的生命体当然无法长久忍受病态的肉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曹七巧在肉体欲望空缺的挣扎中,爱上了姜家的花花公子三少爷姜季泽,没想到这更让曹七巧陷入了精神欲望的泥沼无法自拔。一方面,严格的宗法男权体制决不允许女性出轨。苏童在《妻妾成群》中将这一点表现的触目惊心,情欲得不到满足的三太太出轨被发现后,宗法男权的代表——老爷直接命令下人将其扔进后花园的废井中处死。另一方面,花花公子姜季泽一直在玩弄曹七巧,“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尽管这样,曹七巧在铸造自己的黄金锁的同时,内心中依旧保留一点幻想中的爱来支撑自己。直到分家后,姜季泽利用爱情想骗取曹七巧的家产。这彻底摧毁了支撑曹七巧最后支柱,“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得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曹七巧表面上因为钱财与姜季泽闹翻,然而,她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以宗法男权在经济、人格、情欲的多重压制与剥削,是源自外在整体社会的运行规律,而借家庭生活转移到女性的内在心理世界。在这种男权文化统治下,自然健康的女性被一步步扭曲,在黄金打造和性别约束的深闺大院中沉默、沦落。

二、男权体系的维护者

曹七巧的精神扭曲在经历了长久岁月的积累,终于在分家后,成为女性大家长的同时进化成一种疯癫状态。曹七巧不再是受压迫的妻妾身份,曹七巧由男权体系的受害者转换为男权体系的维护者就是从她女性家长地位的确立开始,“‘你今年过了年也有十三岁了,也该放明白些。表哥虽不是外人,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的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道:‘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叫你以后提防着些,你听见了没有?”张爱玲塑造人物心态变化多借助外物变化隐喻人物变化,曹七巧脸上的阴影更深了一层,就是借用光线变化,让灯光阴影打在曹七巧的脸上隐喻曹七巧的疯狂更进一步。在女性主义学派的精神分析中,女性疯狂已被定义为文化的、而非生物学的范畴。长久压抑在男权文化中的曹七巧根据自己的经历来干涉女儿长安的人生,告诉她“男人碰都碰不得”,这实际上,就是站在宗法男权的立场上要求长安压抑本性。“谁不想你的钱”表明曹七巧把女儿长安的婚姻同样看作是场交易,她要付出家产的一部分,“天生的败家精,拿你娘的钱不当钱。你娘的钱是容易得来的?——将来你出嫁,你看我有什么陪送给你!——给也是白给!”一方面,曹七巧对女儿逆时代的裹小脚、胡闹学堂导致长安失学等行为都体现出曹七巧在代替缺席的父亲扮演压迫者让女儿继续走宗法男权体系下传统女性的老路。另一方面,曹七巧劝诱长安抽鸦片、阻挠长安的婚事等行为又表现出曹七巧在女儿身上疯狂复仇的病态心理。

曹七巧成为男权体系维护者以后疯狂报复的另一个人便是她的儿媳妇芝寿。中国有句俗语: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历经磨难的曹七巧,在成为大家长以后达到女性权力的顶峰,家里的一切都是她说了算。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当女性长期处于男权文化的底层,一旦从底层到达顶层,这些曾经被压迫的女性就会充分利用男权文化贬压女性的机会,进一步贬压更为弱势的女性。在《金锁记》中,芝寿作为儿媳妇就是在传统家庭权利中的底层和弱势,权利顶端的婆婆曹七巧肯定会疯狂贬压底层的儿媳妇芝寿。一方面,情欲匮乏的曹七巧过度的占有着儿子长白,“她眯缝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这说明,曹七巧碍于传统宗法伦理不得不为儿子娶亲,但其实内心十分不愿意他人破坏稳定的母子关系,因为长白的男性存在能弥补曹七巧情欲匮乏的变态想象。于是,曹七巧从婚礼上就开始对无辜的芝寿展开攻击,“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当着姑娘们的面,我也不便多说——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另一方面,曾经身为儿媳妇的曹七巧在情欲上忍耐的“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扭曲到疯狂的曹七巧有了自己的儿媳妇,决定将自己曾经经历的痛苦报复在儿媳妇身上,“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真的!你信不信?”、“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地打岔,然而说不上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地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身处权力顶峰,曹七巧强势的占有儿子长白,破坏长白芝寿的婚姻生活,折磨着芝寿,造就了一个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的阴暗压抑的世界。

曹七巧作为男权体系维护者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她延续了上一代花花公子姜季泽,继续培养出新一代的纨绔子弟——姜长白。“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曹七巧不管;“后来渐渐跟着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曹七巧急忙给娶了亲;“七巧把一个丫头绢儿给了他做小”“变着方儿哄他吃烟”,使长白深陷毒瘾和女色,再也无法脱离曹七巧。曹七巧把长白变得懦弱扭曲,无法独立。姜长白——无法看到任何希望的新一代,没有男性应有的阳刚气质,还要作为腐朽落寞的封建家族苟延残喘的延续。

曹七巧被困于男权文化规定的深闺大院中,健康的人性在妻妾、母亲、婆婆的身份转变中扭曲和变形,最后被同化在男权文化中,成了男权体系的维护者,成为男权文化残害鲜活生命的刽子手,她毁灭女儿长安的人生、压抑儿媳芝寿正常的情感生活,破坏儿子长白的家庭生活。男权文化的牺牲者牺牲了自己,还要继续做母亲,做婆婆,牺牲者的怨恨全部发泄在无辜又健康的下一代身上。“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正是指明女性无法逃脱由男权体系的受害者转向男权体系的维护者这样死循环的生存困境。在男权文化长久的浸染下,健康的女性没有能力甚至无法意识到反抗或者颠覆男权,女性主义理论批判这种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残害。真正站在女性立场书写的张爱玲通过塑造彻底疯狂的曹七巧形象,揭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引起了读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

参考文献:

[1]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杨泽.阅读张爱玲[M].桂林:廣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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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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