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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繁荣与凝滞

2019-09-08李金鸣

北方文学 2019年24期
关键词:古典主义笛卡尔

李金鸣

摘要: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布瓦洛的模仿论是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基石,它们的诞生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思想气质,既有对古希腊罗马经典的复兴,又有对理性与秩序的肯定。本文着力在时代的坐标轴内探讨这两种理论各自对古代经典的传承以及对未来的开拓,明确二者核心要义的来源与发展。

关键词:古典主义;布瓦洛;笛卡尔

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它以“三一律”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则,即在一部作品中只能使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情节。这个规则实际上假定了一种固定的人性心理和最佳文学模式的存在,力图制定出一整套适用于所有文学创作的模式规则。十八世纪后期古典主义无力再应对近代文学的复杂问题,“三一律”的文学创作理念逐渐走向僵化和狭隘。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作为“三一律”的产生基础的两种思想,即布瓦洛的“模仿说”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

一、理性至上的时代思潮

十七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大潮以后破除了对教会神权的绝对信仰,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光芒。但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皇权的长期斗争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渴望重新恢复规则和社会秩序,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新古典主义的诞生是新兴资产阶级与皇权妥协的产物。在沿袭人文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新古典主义进一步发展对人的存在的肯定,发现了人所独具的理性的光辉。同时,理性带来了规则和秩序,使社会步入了相对平稳的状态。

对理性与秩序的热衷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共同的社会气质,“追随理性而不是追随某人”是整个时代的潮流。对于艺术来说,那时的诗人的创作理想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一种对通过理性驾驭作品的渴望。法国文学批评家朗松指出,十七世纪的诗人们“从不把情感本身看成是现实事物在他们感官上的反映,或是一种艺术的反映,也不把它看成是一种高尚的内心享受。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身外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内心的激动;他们从不放松努力使自己对内心的激动能够加以控制,来选择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而自由的接近的行动”。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的基础上,诞生了布瓦洛的模仿论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最终这两者也成为对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的总体概括。

二、布瓦洛模仿论对前人的取用

十七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是对古罗马古典主义的一次复兴,布瓦洛的模仿论也由此传统而来。

首先,“模仿自然”是新古典主义的核心美学概念。而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在《诗学》中提出了各种文学艺术的起源都是模仿:“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旨在再现自然,或者说诗人通过其艺术再造自然。对于“自然”的理解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自然指的是一般现实,尤其指人性,这一点被布瓦洛沿袭,他在《诗的艺术》中明确写道:“作家啊,……你们唯一钻研的就该是自然人性”。所谓自然人性,指的是一种与生俱来、先于客观存在的、凝固不变的。亚里士多德将行动分为三种:真实的、实际上可能的和情理上可能的,而且认为第三者比前两者更可取。所为“情理上可能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将会发生但事实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这样的事情才更接近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中允许“虚构”,亚里士多德以文学应模仿“行动中的人”,按照事情发展的或然性来描写事物,为文学的虚构提供了合理性。相比之下,布瓦洛对“模仿”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略显狭隘,他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甚至没有内心世界的直觉。朗松评价布瓦洛说:“他没有史诗的恢弘,没有抒情诗人的激情,没有演说家的气势。他把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表现出来。”朗松认为布瓦洛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诗人。

再者,新古典主义重视形象的“类型化”,强调模仿要具有一致性,即不同的性格、年龄、性别与人物的言行举止要有一致性。莫里哀将这种思想在文学实践中应用到了极致,即人物类型化。在莫里哀的笔下,人物性格一成不变,所有人物都要有一种所有人物都有一种事先拟定好了的单一的本性,而人物在环境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无法使其改变,人物不可能说出一句后悔的话,也没有向善演变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在其严格的位置上。

这种现象也当时文学被作为王权统治的工具这一特殊状况也是分不开的。王权的统治稳定需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坚持在自己的一种固定了的本性上,克制内心的感性愿望,这也便是新古典主义为文学即为强调人物类型化的原因。

最后,“三一律”把文学严格框定在一种创作制度下,同时还要求文学在表达情感时要“适度”,即在模仿人物时要“合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指出了:“喜剧模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滑稽的事物,或包含谬误,或其貌不扬,但不会给人造成痛苦或带来伤害。现成的例子是喜剧演员的面具,它虽然既丑又怪,却不会让人看了感到痛苦”。丑恶的、扭曲的、殘忍的场面都应淡化过去,不应通过戏剧直接在读者面前展现,这种适中的、节制的精神是新古典主义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相通之处。

三、笛卡尔与新古典主义精神的远近

笛卡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神学家,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科学和数学的探索。现代科学精神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所建构的纯粹几何世界的传统,源于“万物皆数”的古希腊自然哲学。这种传统建立了一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哲学观,也就是天人相分的二元论。笛卡尔既是一个二元论者又是一个唯理主义者,他把精神和物质绝对分开,认为世界是意识与物质两种本源,并且内在的思维世界要比外在的广延世界更容易认识。因此他的哲学观念一部分应是属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体系,而在此基础上他也同样重视意识世界,但专指理性,提倡思维与怀疑。

一个学说的产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立在即影响人们的思想,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大作家中,出生的较早的作家在思想上得之于笛卡尔的内容也就越少。在笛卡尔过世后,他的作品流传开来,随着几代年轻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更多地接触到这个有力的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影响就出来了。拉封丹与莫里哀受到的笛卡尔的影响就较少,而布瓦洛和拉吕耶尔就深深受到笛卡尔的影响。

笛卡尔对古典主义文学的作用在于“把十七世纪好的文学固定在一个方向上发展,同时为他们提供坚持这个方向的合乎理性的理由”。但是在另一种层面上,由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数学与科学的研究,笛卡尔的学说失去了美学的因子,在笛卡尔那里得出的文学观念只能是纯粹的概念,词只能是一些用来代表物体的符号,而不能为我们提供感性上的愉悦。

此外,笛卡尔的理性是一种科学精神,是一种纯粹逻辑思维上的分析方法,正如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那样,把一切文学作品都按笛卡尔的数学分析规则构筑起来,通过分析推导结论,建立一个逻辑上的体系。笛卡尔在文学上对科学的应用破坏了人们对古代的崇拜和对文采艺术的认同,忽视了诗意地想象对于文学审美地重要性。这也成为18世纪后新古典主义逐渐走向禁锢和僵化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十七世纪是文学艺术大步走向理性的时代,也是感性审美与诗性想象受到忽视和压抑的时代,在布瓦洛和笛卡尔的思想理论中可以洞察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内核和走向,理性与秩序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对古代经典的继承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层发展。另一方面,当理性与感性失衡而走向极端的时候,也是理论走向禁锢和僵化的时刻。十七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在理性精神的方向上走向了极致,也为文学开拓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法)朗松著.朗松文论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01.

[2](古希腊)亚理士多德著.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08.

[3]李秀云著.西方文论经典阐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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