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摘要：瓦连京·拉斯普京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寄托着作家的道德理想，承载着伟大的精神力量，闪耀着灿烂而圣洁的人性光辉，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拉斯普京在不同创作时期主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窥探其流变轨迹，进而感受作家在不同阶段创作思想的变化。

关键词：拉斯普京;女性形象;流变

瓦连京·拉斯普京植根于自己深深眷恋的故土，以广袤的西伯利亚乡村为背景，以俄罗斯社会传统为依托，创作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并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文学形象。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朴实的民间叙事风格，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传达出对于道德人性的探索，对自然文明的珍视，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及社会动荡时期忧国忧民的思考。拉斯普京继承了俄国经典文学中颂扬女性的传统，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具备俄罗斯传统女性的优良品质：她们心地纯良，热情勇敢，为了家庭甘于牺牲和奉献。又都被绝望和无奈裹挟，在现实的苦难中演绎着人生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现象的艺术升华无不凝结着创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历史思考。

拉斯普京始终践行着十九世纪以来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坚持让“艺术真实”居于自己创作思维的主导，不遗余力地以文学的巨大力量去感召人民，呼唤崇高的道德和纯净的心灵。伴随着俄国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重大历史转折，拉斯普京的创作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关照社会人生的同时，也将这些变化赋予他倾注了爱和心血的女性主人公身上。对比作家前期和后期的主要作品，我们发现其中女性形象的流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活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

拉斯普京在七十年代创作了小说《最后的期限》，其中塑造了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农村妇女形象。主人公安娜老太一辈子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辛苦劳作。她感恩大自然赋予她支撑家庭的力量，与土地的情感交流让她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宁与慰藉。于安娜而言，大自然孕育着生命的全部美好和希冀，蕴藏着超脱一切的伟大力量，令她即使面对死亡也毫无畏惧。“她愈来愈经常想到太阳、大地、青草，想到小鸟、树木、雨和雪——想到和人类一道生存着的那一切，它们赋予人类以喜悦，向人类提供了援助和慰藉，并为他们准备了最后的归宿。她死后仍将存留下来的所有这一切，使她感到释然。”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中的纳斯焦娜也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母亲去世后，她独自带着八岁的妹妹去安加拉河下游流浪，后来在柳季纳村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安德烈，从此纳斯焦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安加拉河。从丈夫应征入伍，到沦为逃兵跑回家乡，纳斯焦娜始终奔波于安加拉河两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生围绕乡村的还有《告别马焦拉》的达丽娅老太。于她而言，养育自己的那方土地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民族血脉的传承，因此她要尽一切努力守护自己的家园。

九十年代开始，作家将创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女性的塑造上。这些女性虽然同样出身农村，但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她们纷纷开始奔向城市。如《下葬》中的巴舒達，十八岁就离开西伯利亚乡村来到城市，在共产主义建设的工地食堂为工人做饭，以此度过了青年时代。《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的塔玛拉不满十七岁便早早地从农村跑出来，为了孩子和家庭几经更换工作。“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不慌不忙，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像构筑城堡一样构筑着自己的命运”。由此可见，拉斯普京后期的创作已不再局限于他最熟知的乡村土地，而是更关注国家动荡和社会变迁对这些平凡女性命运轨迹的改写。

二、“男性气质”愈发突显

心理学上认为，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因此，在人的心理倾向性上，男人和女人都部分地表现出阴阳两性的特性。从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层面上，每个人都是双性体。所以，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特质。而拉斯普京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亦是如此，她们所固有的传统女性的印记和圣洁的母性光辉，并没有掩盖潜藏在她们体内并发挥着巨大能量的“男性气质”。

作家前期创作中，女主人公虽然都肩负家庭重任，但作者并没有赋予她们较为明显的男性气质。而是侧重展现女性固有的柔情和善良。安娜老太的丈夫在卫国战争中积劳成疾，很早就已经离开人世，三个儿子也在反法西斯战场牺牲，所以小说将画面定格在有限时空内，通过安娜老太临终前对子女的嘱托和对自己过往一生的回顾，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着力塑造的是一个伟大的农村母亲形象，她竭尽一生养育子女，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探寻到了自然的流转，生命的奥秘。

纳斯焦娜的身上倾注了作家无尽的悲悯和无限的深情。她身上汇集了俄罗斯妇女所具备的一切传统美德，是作家道德理想的化身。她勤劳质朴，热情善良，无愧于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色。照顾妹妹，侍奉公婆，对丈夫安德烈更是无限顺从，甚至对于朋友纳季卡的孩子都疼爱有加。如果她的人生是另一种走向，如果她的孩子可以顺利降生，那么纳斯焦娜也毫无疑问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与安娜和纳斯焦娜不同，达丽娅老太性格中的理性和刚强，领导力和执行力让她性格中的男性气质开始显现。马焦拉这片土地于达丽娅而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是祖宗世代留下的基业，是后世生存的根基。岛上的年轻人陆续迁走，只留下一些坚守村庄的老人们，使村庄不至过于荒凉。而达丽娅正是这群人的领导者。在她得知祖坟被掘时，“达丽娅走在头里，她身子有力地向前倾着，并且伸出双手，像是要抢东西似的”，而墓地上面目全非的景象令她更加恼火，“达丽娅气愤若狂，又拿着棍子朝那站在近旁的熊汉子冲过去……”。

此外，男性形象的缺失或弱化在一定程度上更突出了女性主人公在男性话语中的优势地位。例如，在小说《下葬》中，作家对巴舒达的两任丈夫都着墨甚少：第一任丈夫“是个差劲的混凝土工，原来当过海员，他常把一些姑娘当老婆用”。第二任丈夫是个爆破队长，他“生性刻薄，好嘲弄人”，一次出差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巴舒达作为单身母亲，一生奔波劳碌，像男人一样撑起一个家。因此，尽管巴舒达违背传统，没有按照东正教的风俗埋葬母亲，坚守民族传统的拉斯普京并没有对其报以过多指责，而是流露出了更多的同情和悲悯。

“男性气质”最显著的要数《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的塔玛拉。这一形象的张力是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的。从外貌来看，她“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端肩膀，小腿强健。”以性格来说，她的性格养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的影响。她很早就开始亲近父亲，“以纯真的童心感觉到父亲的善良温顺，看到他对母亲的那种特殊的绝对服从。母亲倔强火爆，身上火星四溅”。塔玛拉的性格无疑是母性的，但其内层却坚如磐石。更与众不同的是，塔玛拉的职业是重型卡车司机，后来为了方便照顾孩子，雷厉风行的塔玛拉同孩子们一起进了幼儿园，做起了保育员的工作。在调查女儿受害案件的过程中，塔玛拉的英明果断和冷静睿智更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丈夫阿纳托利优柔寡断，凡事依靠妻子做主的形象也更加衬托了塔玛拉性格中男性化的一面。

三、善于隐忍到勇于反抗

拉斯普京早期创作中侧重于塑造善良，隐忍的女性典型，这类女性如安娜老太和纳斯焦娜一般，在艰难处境中默默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饱经风霜的安娜老太倾其所有，为子女慷慨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生，弥留之际却还在为自己成为儿子的负担而忧心不已。命途多舛的纳斯焦娜具有同样崇高的牺牲精神，她将全部的自我奉献给婚姻和家庭。命运抛给她的一切苦难，她统统隐忍，默默承受。幼年时失去双亲，为了妹妹她四处乞讨，对于自己的未来，她没有过多的计划和考量，甚至连婚姻的选择都是盲目而仓促的。“纳斯焦娜急着嫁人，就像跳水一样迅速，不加过多的考虑。反正总是要嫁的，很少有人能绕过这一关，那么又何必拖延呢？”。但她在新家庭里依然无法摆脱劳工的地位，又因没怀上孩子忍受着婆婆的刁难和丈夫的打骂。然而她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她恪守着妻子的本分和责任，即使丈夫成为让人不齿的逃兵，她也依然忍受着良心的煎熬偷偷越过冰封的安加拉河补给丈夫的生活。但命运的又一次捉弄让纳斯焦娜有了身孕，这也许正暗示着她的悲剧走向。纳斯焦娜在一次与丈夫见面的途中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个人情感与公民道德之间长期以来难以调和的矛盾令她陷入无尽的疲惫和痛苦，最终她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丈夫，投入安加拉河以获得心灵净化。也许正是她极致的善良和极端的隐忍构成了“纳斯焦娜式”的悲剧人格，因此她的结局是必然的，无法逆转的。

相比之下，达丽娅已经不再如纳斯焦娜一般步步退让，无限顺从，相反，作家笔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达丽娅开始正逐渐被唤醒，与之相伴的还有绝境中的反抗精神。马焦拉村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世代耕种，如今却要因为修建水电站而被迫离开故土，于老人们而言，马焦拉不仅是一块物质意义上的土地，更是他们精神的驻所，灵魂的栖息地，马焦拉上的一草一木都由先辈们亲手培植，都凝结着人们对祖先、对往昔的深切怀念。因此，以达丽娅为首的老人们并没有向现实低头，而是一直在为坚守家园，保护传统贡献力量，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捍卫最后的领地。

同样具有反抗精神的还有为生活所迫，无力按照东正教习俗安葬母亲，只能无奈悖俗的巴舒达。故事背景设置在社会动荡、制度变迁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主人公巴舒达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单身女性，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变革对平民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在这共同的旋风般的洪流里，她有过一阵飘飘然的感觉，这股洪流刚开始消退，她就感觉到了，并与之一块儿冷却下来。”巴舒达的生活就这样陷入了孤独窘迫的境地。操办老母亲的丧事令她手足无措，在一个“什么都要钱，处处都要钱”的社会，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操办身后事的巨大开销。巴舒达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偷偷将亡母掩埋于小树林。巴舒达无疑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尽管是陷入绝境中的无奈选择。她的悖俗之举对于信仰东正教的母亲而言是大逆不道，但巴舒达的悲哀正在于，无情的资本世界早已剥夺了底层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甚至是死亡的权利，也许千千万万个巴舒达亦是如此，除了反抗，别无选择。

塔玛拉无疑是与作家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反差最大的一个。她的自觉反抗意识已经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塔玛拉精明强干、脚踏实地，“一方面她没有只顾陶醉于新事物而轻率鲁莽，另一方面她也没有像一般年轻人那样天真自信”，她用心经营生活，构筑自己的城堡，直到女儿斯韦特卡在市场上被高加索商贩强暴，悲愤交加的塔玛拉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诉讼之路。社会的腐败和混乱一次次粉碎塔玛拉心中残存的对公平和正义的希望，当得知强奸犯很快就会因为与法官之间的黑暗交易而被释放时，塔玛拉不甘就此屈服，于是在法庭上开枪杀死罪犯，以此向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发起抗议。塔玛拉的形象是如此立体而饱满，她不仅传承着俄罗斯女性勤劳善良的优良美德，同时又以坚强不屈和勇于抗争的精神为无尽的黑夜点燃希望的曙光。

四、宗教救赎到自我拯救

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心理，长期以来宗教情怀对俄罗斯民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正如拉斯普京本人所说：“除了东正教，我尚未发现如今有别的力量能够将俄罗斯人民凝聚在一起，帮助人民经受住苦难。”在拉斯普京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意识中始终渗透着东正教的精神教义和价值观念。作家的宗教情绪和宗教体验也在其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和表达，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

在拉斯普京众多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一辈子生活在乡间大地的传统女性，她们善良仁慈、笃信上帝，与自然和谐共生，她们高尚的灵魂寄托着基督教的思想，召唤着爱的旨意。依据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原罪说，人生而有罪，只有信奉上帝才能得以救赎。故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家笔下众多女性形象普遍具有沉重的负罪感和忏悔意识。如《最后的期限》中，尽管安娜老太为子女倾其所有，毫无亏欠可言，但仍在行将就木，奄奄一息之际，唯恐耽误孩子们的行程而深感内疚。甚至连她最喜爱的小女儿塔乔拉，直到母亲闭眼也没有出现，安娜老太依然认为罪在自己，“一个做母亲的不能这么久看不见自己的女儿，这对自己是无法忍受的，对别人是难堪的，对女儿是有愧的。弄到這种地步：既然她能忍受这种长别离，她又算得上是什么母亲呢？”

在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中，尽管作家并没有对主人公的宗教情结有过多的交代，只提到纳斯焦娜“不会按规矩画十字”，“整篇的祈祷文也早已忘记”，但她的原罪意识却贯穿始终。在她的观念里，“凡是人，都有罪过，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人”。不仅如此，纳斯焦娜还认为，丈夫沦为逃兵，她自己也有无法开脱的罪责，“他之所以牵肠挂肚地想回家来，不主要是为了她吗？”而她的负罪感在一次次帮助丈夫，偷偷到河对岸与丈夫相会之后愈加沉重，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不论面对安德烈还是众人，或者面对自己，总是感到惭愧的无地自容呢？”当腹中的胎儿一天天变大，纳斯焦娜“迷惘的不知所措，对任何事情都不再指望，内心深处仅有空虚而可憎的沉重之感”。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也许她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确实牢牢支配着她的思想，进而形成一种自发的，朦胧的宗教意识。

与纳斯焦娜相比，达丽娅老太的宗教行为在《告别马焦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达丽娅和马村里的其他老太太每天都会对着小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顶礼祈祷;在与自己即将被烧掉的房子告别时，她通宵祷告;还会对着圣像不住地画十字……甚至连村子即将被淹没的境况，达丽娅也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为自己即将在祖先和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而感到焦虑和惶恐。“要遭大水淹，好像也是我的罪。我以后死了入土跟他们不在一块儿也是罪。不让我活到如今才好呢——上帝呀，那该多好啊！”由此我们发现，作家在七十年代塑造的农村女性都深受俄国文化的东正教情绪影响，她们笃信上帝，崇尚宽恕，带有自发的负罪情感和忏悔意识，一辈子严格遵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也因此成就了她们身上善良、博爱的品格。

九十年代伊始，随着苏联解体，社会制度弊端日益暴露，无论是个人际遇还是国家前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与混沌，同样在现实中苦苦求索的拉斯普京在这一时期选择诉诸宗教来宣泄自己的绝望。于是，作家笔下女主人公的宗教意识愈发自觉，也更加倾向于皈依宗教来实现灵魂救赎。例如小说《下葬》中，尽管巴舒达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可她自己本身并不信奉上帝，然而现实的残酷令巴舒达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因贫穷而违背传统，埋葬亡母之举令她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在回家的途中，巴舒达顺路走进了一座教堂。她第一次独自站在圣像下，吃力地举起一只手画十字……由此可见，皈依宗教最终成为巴舒达精神的支柱和心灵的慰藉，主人公这里的宗教行为已不再是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而是带有明显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试图利用宗教救赎的力量找到精神世界的出口。

塔玛拉是作家在二十一世纪塑造的具有突破意义的女性形象。她刚毅果敢、不善屈服、勇于反抗的性格与作家笔下传统的农村女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包括其对宗教的态度。信教的母亲经常开导塔玛拉：“在上帝的面前应该表现得像一个见习修女。这样他才能发现你，保护你。”逐渐长大的塔玛拉陷入沉思，问道：“上帝怎么能都认识我们呢？要知道我们有那么多人，简直是千千万万。”这时父亲对上帝关注人间俗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都到河里去喝水……没有河流，没有我们的安加拉，谁都活不了。而所有的河流都是从上帝眼前流过的。他注视着它们，从里面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从镜子里看一样……”父亲的这些话在日后深深刺痛了塔玛拉，“哪里有什么镜子？哪里有什么保护、救治？！富人们厌恶这水龙头里的水不是没有道理……”由此可见，塔玛拉并没有寄希望于宗教来拯救苦难中的生活，比起虚妄缥缈的信仰，她更相信人自身的行为力量可以摆脱困境。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女儿被强暴，罪犯却即将逍遥法外时，塔玛拉在法庭上铤而走险，以自己的方式惩罚罪犯的悲壮之举。塔玛拉的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在转型时期的矛盾与迷茫，痛苦与思索。社会秩序混乱，传统价值观遭遇瓦解，拉斯普京也试图通过皈依宗教来回归道德信仰，重塑民族之魂。于是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即塔玛拉的儿子小伊万回到母亲的家乡修葺教堂，从这一细节我们依然可以窥见拉斯普京复归宗教的希望，而小伊万正代表着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拉斯普京作为具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始终关照历史人生，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弊端和民族危机深感切肤之痛。于是作家将自己的人生体验镕铸于笔端，深入挖掘小人物在大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塑造了众多纯粹美好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出身农村，勤劳质朴的劳动妇女，也许她们并不具备明艳动人的外表，但却都拥有圣洁高贵的灵魂。同时，她们的身上无一不镌刻着社会变迁的印记，展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通过对比分析作家在不同创作时期主要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流变轨迹，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拉斯普京对人性道德的探索和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如纳斯焦娜、达丽娅、塔玛拉等经典女性形象至今仍闪耀着温暖动人的光辉，具有震撼人心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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