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月

摘要：本文紧扣“诚实”的心灵体验，在现实、国家、时代和个人的互动中，着力考察林徽因抗战时期诗歌中丰富的情感内涵，兼及艺术表现形式，揭示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诚实”;情感体验;抗战时期;林徽因诗

1937-1945年抗战时期至40年代末，林徽因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诗中融入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而“诚实的情感”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林徽因全部的作品中，这也是探究她抗战时期及四十年代末诗歌的一把锁钥。

一、战时流动中的驿站笔调

“七七事变”后，林徽因一家被迫离开北平，开始战时流亡生活。从天津乘船到青岛，后辗转到长沙，期间共计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在长沙不久，住所被日寇飞机炸毁，全家人仅以身免。同年冬在迁往昆明途中，在贵州晃县患肺炎，林徽因健康大受损伤。几经辗转，于1938年1月，抵达昆明。不久梁思成病倒，一家生计来源倚靠林徽因翻山越岭给学生上课所得。正是这种生活“分量”的加重，使得林徽因有了切近普通人的生命體验。《昆明即景》便是林徽因对生活深入体察而作，该诗由《茶铺》和《小楼》两首组成。《茶铺》以“立体的构画”，描写了昆明街头茶铺里喝茶人的各种姿态：“笑的”、“皱眉的”、“抽着旱烟”的，来到茶馆就可以“放下扁担同肩背”，“幽默估量生的短长”[1]。喝茶人的忙碌与辛酸都在一碗清茶里得到化解，获得短暂的安宁。“茶叶”意象融汇了诗人对生命的体悟，展现了战火狼烟中普通人的乐趣。

《小楼》一诗则熔铸了“建筑意”，工笔画的手法勾勒出昆明矮楼若隐若现的韵致。“窗开一条缝/夕阳染红/如写下古远的梦”。[2]诗人在日常生活的“门缝”中发现诗情，表达对和平生活的祈愿。而张大爹却觉得“不吟咏它好”，他愿把生活过得真切自然，“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这些乡村意象的描绘和平常百姓心理的捕捉都渗透着诗人对现实的观察和独特的生命感受。诗中出现的“矮楼”、“破坛”、“破罐”颇具象征意味，文明虽被战火摧残，却仍以残损的姿态留存下来。张大爹这样的普通百姓战争时期也能够保持对美好新事物的追求，这也是后方民众生活哲学的典型映照。

二、个体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共生

40年代的抗战氛围下，对女性的种种规范在此时得到弱化，个体的情绪有了生发的土壤。早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就曾表达过唯恐“做妻生仔的过一世”的身份焦虑。1940年林徽因到达李庄时，一边承受国家战难之痛，一边面临缺医少药、“吃尽当光”（傅斯年语）的生活困境，《一天》便是在贫病交加的清苦日子中写就。诗人望着窗外一片凄清，现今学术事业也被搁置，不免感叹“时间从生命中溜走”。“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的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3]诗人采用暗喻手法，将时间与客人作比，客人“来了又走”既有友人到访给予的心灵慰藉，也透露这种温存是短暂而瞬时的，甚至是寄托于想象和期盼的。接下来的诗句便有逝者如斯的感叹，陷入“孤单”、“沉默”，但是苦涩的情绪又在黄昏等意象中得以平静的舒展。随着夜的到来，诗人的情绪开始由期待而变得黯然。李庄封闭的生存空间，与外界联系甚少，诗人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中生出苦涩的呻吟和忧郁的叹息，写下《忧郁》。这首诗意象繁复丑陋，传递无奈的宿命感。但诗人并未消沉，不断自我调节，充满对外界的期待。1944年所作的《十一月的小村》采用动静结合表现手法，工笔勾画十一月小村的古远幽静，山路绵延处的“歌唱之声、老农、耕牛、零落的牛羊”则展现小村的生机与动态。接着诗人借“野藤”、“荒坟”等意象转入对乡村荒凉之景的叙写，流露出漂泊流亡意味，诗人用“微风”送来的“十一月的回答”期盼战争的结束。从村外到村内的景物描写再到内心情感的关涉，都熔铸了林徽因的生命体验，透过时间和空间传递对个体生命的忧患，又在抵达“现实的背面”中获得慰藉。

紧张尖锐的现实遭遇对林徽因来说，也意味着自我重塑和抉择。李庄时期，林徽因的观察视角从贵族式的抒情转化为与民众同在的平视眼光。她逐渐走到了“窗子以外”，开始关注战争与苦难、现实与人生等社会议题。《除夕看花》一诗以看花寄托乡愁国恨。接着诗人“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和“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4]林徽因在诗句中投注了深沉的家国关怀和生命忧患意识，道出“每个人”的衷肠。《除夕看花》里“我们”在诗人笔下已经具有民族国家的内涵，更多的表现为爱国主义。在“国族至上”、“抗战压倒一切”的特殊环境中，诗人从来不失爱国主义与民族品格，她“诚实地”感应着大时代下个人的抱怨与牢骚，更将目光推及到对战争中“每一个”生命的牵挂与思考，关注个体生命尊严和价值。这期间，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一次飞行战斗中牺牲，《哭三弟恒》一诗便是由此而作，歌哭俱夺地表达了对三弟牺牲的哀悼。紧接着慨叹“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5]，诗人对军械落后、国力衰败、人心麻木进行反思，也构成了对当局的质询与抗议。《哭三弟恒》一诗将手足之情、民族大义、祖国之忧融为一体，展现林徽因对现实、个人和国家的理性思索。

三、生与死的生命哲思

林徽因短暂的一生经历了父亲死于战乱的打击，感受着挚友徐志摩不幸罹难、玮德因病离去的悲剧，经受了弟弟及亲如弟弟的空兵战死沙场的悲痛。在生活的偶然中诗人感受到命运的残酷，化成诗作《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战争期间，死的阴影下时常笼罩，林徽因对人的生存产生迷惘，这种感觉正如张爱玲所感受到的一样，是战争给人带来的“惘惘的威胁”。诗人面对命运偶然性所带来的“人生变幻”和来自战争的“惘惘的威胁”，选择这样一种态度：“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莲灯》一诗中诗人把人生看作莲灯，将生命中飘忽的过程当作“美丽的梦”，悲观的感叹中潜藏着对生活的欲求和生命的留恋。诚如她说“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这里既有对死亡畏惧而产生对命运的顺承，又有着一种无言的抗争。

四十年代末，诗人面对死亡的迫近和时间的消逝开始变得平静，在一次手术前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留下《写给我的大姐》，准备与亲人诀别。诗人说“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可不必再去惋惜它”。[6]诗人在历经人生变幻后，超越了对死亡的畏惧与伤感，走向超脱与从容。内战结束后，林徽因重回北京，创作了《我们的雄鸡》一诗，表达对国家的认同。在反复的生死追问中，林徽因沉淀出自己的生命哲学：玲珑的生和从容的死。随后林徽因停止诗歌创作，将心力投注到建筑事业，一身诗意化作另一种凝固的美学。

四、艺术表现及文学史价值

李健吾评价林徽因的诗：“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他的生活支柱。”这里的“修养”，便是林徽因独特的艺术表现。她早在《究竟怎么一回事》中强调意象在诗歌构成要素中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比喻等创作手法在传情达意上的重要作用，主张采用节制而优美的表达方式。林徽因虽不能算作真正的现代派诗人，但她对诗艺的探索对后来的卞之琳等现代派诗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也扮演了一个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中介者角色。对林徽因四十年代尤其是抗战时期诗歌的考察，会发现她身上带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多重风格的交织。在文学一体化的时代语境中，她坚持以生命为本位的“人的文学”观，描绘“熟识的生活”，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7]。尽管战争、疾病、漂泊使得林徽因的创作迥异于前，而“诚实的情感体验”一直是她诗歌创作的坚持，成为所属时代中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2][3][4][5][6]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7]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J].清华大学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