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晶

朝鲜一直将朝核问题视为朝美双边关系的内容之一，两国曾于1993年达成《朝美核框架协议》，虽然大部分内容并未得到及时落实。2003年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希望能够实现朝美双边会谈，但美国一直予以拒绝，后在中俄斡旋、协调下，朝鲜同意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谈判解决朝核问题。自去年以来朝美领导人举行了三次峰会，兩国回到了双边谈判进程。

朝美双方的无核化谈判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双方在互动中都保持了克制，保持着维护继续对话的初衷。河内会晤受挫后，双方在言行上总体都是克制的，都在有意避免重现过去的紧张局面，展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意愿，并且果然在6月30日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第二，美国逐渐显露出掌握谈判主导权的姿态。在朝美无核化谈判进程中，朝鲜一直自认为是自己首先发动和平攻势的。新加坡峰会后，朝鲜采取了归还美军遗骸、关闭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基地等措施。然而美国不仅无视朝鲜的安全关切，而且坚持强化对朝经济制裁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导权。特朗普的“朝鲜无核化没有紧迫的时间表，只要朝鲜不搞核试验，就不用太着急”等表述，显露出美国相对放松的姿态和掌握着谈判主导权的立场。而朝鲜则陷入了“无核化”与发展经济的两难境地。

第三，朝美双边谈判必将在协调和冲突中起伏不定。由于朝美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使彼此很难达成共识，朝鲜半岛局势转圜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前景都表现出不确定性。尽管实现了金特“三会”，但随着谈判的推进，朝美之间在无核化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将进一步加深。河内峰会表明，协调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但是，协调是高度政治的，不管怎样，行为模式必须要作出改变。朝美通过会晤与协商，彼此了解了对方的要求以及可以接受协议的底线，下一步就看双方能否用部分的无核化换取部分的解除经济制裁。

第四，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仍然坚持在放宽制裁之前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但2020年美国大选在即，特朗普需要借助朝核问题为其再选和连任服务，如果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取得显着成果，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重点可能会调整到对朝核问题的管理上。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需营造美朝持续对话的环境，为朝核问题的政治解决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作为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当事方，一直是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斡旋者。今后应着力在平衡朝美关系、推动大国协作、协调多边关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019年7月1日，朝鲜平壤，户外电视大屏正在播放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板门店会晤的新闻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朝鲜在发展核导技术上一步一个台阶，朝核问题的现状和谈判基点已经远远不同于2003年启动六方会谈的原点。朝鲜主动提出阶段性弃核的意愿，是希望以平等国家的身份与美国进行谈判，但是朝美双方存在巨大的实力落差，在美朝双边谈判进程中，美国逐渐显露出掌握无核化谈判主导权的姿态。所以不难理解，朝鲜需要中国的战略支援。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中国未必都是直接的参与方，但中国对朝鲜在发挥“参谋者”作用的同时，还起到了坚实的“后援者”作用，朝鲜以及国际社会也会更加理解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作用的“建设性”以及“不可或缺”。中国应进一步平衡朝美关系，确保朝美对话的态势，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

朝美实现了三次首脑会晤，但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未实质性开启。在新一轮博弈中，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否持续推进、朝鲜能否真正弃核，将取决于朝鲜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状态。换言之，朝鲜能否弃核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对朝政策上明显表现出不同于前任政府的一些特点，但在解除制裁、对朝鲜的安全关切给予保障等方面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较低。另外，朝韩关系的发展前景直接受制于朝美关系，韩国能否继续担负起协调朝美分歧的重任？在此情况下，推动大国协作显得尤为必要。朝鲜半岛问题从不缺少大国因素的影响，然而当前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以“大国协作”为基础的国际协调并不理想。中国应更加主动地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担当起“协调者”“斡旋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在“维护半岛稳定”的既定方向和政策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加大参与半岛无核化进程“有所作为”的力度，顺势而为、推动大国协作，最终形成符合各方利益关切的“共同方案”。

从本质上讲，朝核问题的出现是出自朝鲜对自身的安全的关切。朝鲜仍然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及美韩军事同盟视为其体制安全的最大威胁。朝美对话仅仅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开始阶段，即便朝美双边谈判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也需要多边框架来保证才能有效实施。金正恩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提出了“推进多边协商”的主张，实际上去年以来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是以“朝美谈判+多个双边”的形式开展的，除了朝美之间的直接会晤，双方之间的其他沟通渠道始终是开放的。为助推朝美对话，继韩美、朝俄、中朝首脑会晤后，接下来中韩、中美、朝韩首脑会谈可能纷至沓来，“多边对话”将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