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举办，我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大会。期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了中、日两国女律师部分代表以婚姻家庭关系妇女权益保障为主题的交流会。

会议结束前，大森典子律师提出希望帮助中国原“慰安妇”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希望中国律师协助。由于这个提议超出了原定会议交流的范围，因此，与会中方律师没有马上回应，沉默了约十几秒，我坚定地表示：作为一个法律事務，可以考虑协助。

没想到，一个回应，影响了我20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也影响了我身边许许多多的人们。我要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为中国大陆“慰安妇”和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投入大量心血。慰安妇篇

山西“慰安妇”调查

1996年3月初，我们正式开始了慰安妇受害者调查。

3月7日从北京乘火车出发，次日抵达太原，下了火车换乘拉面粉的卡车前往盂县。过了东梁就需拐出公路前往将要调查的其中一位受害者所在地羊泉村，到那里的路很难走。当地老乡讲，部分路段还保持着抗战时的状况，还有好几公里是在河套中走，好在是初春，河套里没水，但尽是不规则的大石头，卡车行进的速度很慢。两边没有村庄，更看不到行人了，我们也只能借助地图往大概的方向走。幸运的是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碰到了一位去李庄的老乡，请他坐在司机旁边引路。

这位老乡告诉我们，要是发洪水就根本进不来了。从西烟镇到羊泉村也就是七、八公里的样子，但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李庄，老乡下车后给我们指了一条小路，说前面就是羊泉村了。看着这条3-4米宽的小路，司机犹豫了，卡车能过得去吗？老乡说勉强可以，就几里路。我们想步行进去，又担心步行时间过长，影响调查。最后横下心，还是决定开车进去。司机又担心对面来车错的过去吗？老乡又说，你们放心走吧，那里就没车。

调查的第一位对象——刘XX。这位大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爱干净，屋子里收拾得很利落。大娘告诉我们，她现在住的窑洞就是当年她被抓走的地方。

在刘大娘家的炕上，我们和大娘对面而坐，刚谈了几句，大娘就放声哭了起来：日本人抓我的时候，我还不到16岁……大娘在和我们谈的时候双手一直都是紧紧地攥着。

接着我们又到了李村，见了周XX。周XX大娘当年是妇救会干部。由于当年遭受日军的残害，丧失了生育能力。在我们谈话中，她的手一直在抖。

这次去山西盂县对五位受害者做了调查。在这之后，我又到山西去过五、六次，每次去、每次都有险情。这些进山调查路上的经历好像在告诉我，到山里来，不只是要与受害者一起经历心灵上的痛苦，还要经受皮肉上的磨难，让人铭心刻骨。

海南“慰安妇”调查

1997年，我去日本东京参加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题为“战争对女性的侵害”的会议，就“慰安妇”问题做了发言，主要讲述中国女性在战争中受到的侵害。在会议期间，听其他的中国同胞说到了在海南也有“慰安妇”。

1997年底，我去海南做调查。在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支持下，从他们那里租了辆车，还派了一位工会的同志陪着我，去保亭、陵水等地找受害者调查。

到了保亭南林乡附近一个村子，见到了我们在海南做调查的第一个受害者——林XX，她是位黎族人。阿婆没有在村子里住，她和另一家人住在海军农场废弃的几间房子里。阿婆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到我们，特别惊喜，马上就开始梳头，整理，一看就知道阿婆是位很注重礼仪的人，阿婆当时的动作我至今不忘。林阿婆16岁被抓成为日军性奴隶军，由于日本鬼子的摧残，阿婆丧失了生育能力……

在海南调查的受害者分别是黎族或苗族，与她们交谈都是通过翻译来转达，不可能苛求翻译完全准确的表达她们诉说的每一个字，但我已从她们的痛苦的表情和难以控制的哭诉中，理解了她们心中的痛和恨。

在整个“慰安妇”诉讼过程中，除了应对已有诉讼进行相应的调查，我们感到应当进一步广泛调查侵华日军设立“慰安妇”制度，有组织摧残妇女这一重大人权侵害事实，这样才可以让这段惨烈的历史更加清晰，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为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成立了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由执业律师组成调查组。我担任该委员会执行主任，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的调查事务。

我们调查的方向主要是查找历史档案、寻访受害者及证人。受调查委员会的委托，我把调查情况做了汇总整理，先后向社会发布了三份调查结果。又查证了十余位慰安妇幸存者;查证了日军当年在山西、海南、云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设置慰安所的部分情况;查证了59名日军战犯关于“慰安妇”和慰安所的口供等。

调查报告列举的事实和我们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调查，充分证明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在中国建立“慰安妇”制度，设置慰安所，强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做性奴的事实俱在，铁证如山。

二十多年来，曾经调查过的大娘、阿婆一个一个离世。每当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就非常难受。这些受害者一个个的走了，她们身体的离世，不代表事实灭失。日本政府没有谢罪，这一页历史就不可能翻过去。

我还参与了八个国家和地区民间团体，共同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记忆名录的工作，让更多人了解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残忍。

劳工篇

劳工索赔案的介入

1996年7月份我带着两位受害者到日本出庭。庭后，日本律师向我介绍劳工诉讼的情况，并提出想让我协助做劳工案的工作。我当即答应与日本律师合作参与办理劳工案。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被日本侵略铁蹄践踏14年的中国，沦陷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占领区，也成为日本推行“以战养战”经济掠夺政策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做苦役，是日本政府与日本相关企业，在侵华战争期间，共同策划共同实施的对中国人重大人权侵害的不法行为。

档案资料显示，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14年期间，采用诱骗、抓捕、强征的手段，强掳1000余万中国人为其做苦役。曾在北京西苑、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山东济南和青岛、天津塘沽及上海等地设立了集中营，关押大批被抓捕的中国人，作为向中国东北（当时已被日本占领后另立为满洲国）地区及日本输送劳工的中转站。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将日本土木工业、煤炭、金属矿业及兴亚院等部門的意愿和方针在其阁议决定中予以确定，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

根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3月制作的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4月至11月至1945年5月，共计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通过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后，采用强制手段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被强掳至日本国的中国劳工至日本投降后送还前共死亡6830名，占38935名的17.5%。

该报告的统计表还显示，其中20992名劳工患传染病，占劳工总人数53.92%;6778名劳工受伤，占劳工总数17.41%;467名劳工因患病或受伤而丧失生活机能，其中217名劳工失明;65732人次患病或受伤，占劳工总数168.83%。

相关日本法院在劳工索赔案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确认中国劳工“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认定本案受害者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每一位劳工个人在家时的情况不同;每一位劳工从被抓捕起到从日本回国的经历又那样的相似：被抓捕后即被集中关押，由日本侵略军及伪警察看守，丧失自由;之后乘货船被押入日本。每批到达日本港口的中国劳工无一例外的均被要求脱光全身衣服，在日本人的指挥下，赤身裸体排队进入水池内开始所谓的浸泡或用水管冲洗消毒，如果头部没侵入水中，旁边监督的日本人就用棍棒打头。之后全身湿淋淋地又被要求穿上同被消毒的衣服，排队离开。劳工幸存者每当讲述到这一情节时，悲愤难平。他们说，这种被肆意侮辱还没能力反抗的感受太痛苦了！中国劳工被押送到相关日本企业的事业场所后，即被编号，自此编号便替代了姓名。劳工住所地由日本警察或日本企业的监工看守，四周有围栏，上下工由日本监工押送。回到工棚后，也不允许中国人随意交流，违者便会遭到毒打。繁重的超强度的苦役，食物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许多中国劳工到日本不到一个月后便患夜盲症，有的甚至眼角膜溃烂，之后失明。相关日本企业对因病不能出工的中国人，不仅不给予治疗，还要将本来就很少的食物再减半。对中国劳工肆意侮辱，在我们的调查中劳工幸存者都提到，在日本做苦役期间，姓名即不存在，日本人对劳工只叫编号，或称为“苦力”、“亡国奴”。

劳工调查

1996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利用休息日，到山东高密、潍坊、坊子、平度、昌乐、即墨去调查，按照之前拿到的劳工名簿，去了几个派出所，没有查到一点线索，最后只能直接去村子大海捞针似的查找，只找到两位劳工。

1996年底，我们出发去河北易县，按照名簿中标注的村庄，又是一个没有找着。

路过金坡村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这个村距马路很近，路边有个小卖部，我们按照名簿上的那位劳工的名字上前询问，小卖部的老板说没有这个人，但是村子里有一位曾被日本人抓过的劳工，姓张。这次去易县调查事先准备的劳工名簿中，并没有这个人。原计划调查中的村子距此地还有八、九里，为了不耽搁时间，就请这位老乡帮忙联系那位大爷，下午一点半钟到小卖部等我们。当时估计到山里那个村子八、九里的路，再怎么样开车半小时也到了。没想到那个村子在一个很大的山沟里，车子根本开不进去，司机试着往下走了一点，轮胎磨爆了。我们只好下车，踩着封冻水面上露出的石头，穿过一条小河，往山里走了约一个多小时，到了村子里，找到了那位劳工郭真。

12月份算是初冬，但山里很冷。他家炕是凉的，就铺了个毡子，屋里阴冷。家里只有一个凳子，还是瘸腿的。

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家激动地说：“那感情好啊，我这一辈子能不能解决不好说，至少有个盼头，死都瞑目了！”

调查结束时，根据郭大爷提供的线索，走出山沟，我们又找到一位李姓劳工。做完调查，已经快下午三点钟。赶回了金坡村，老远的就看到马路边的大石头上坐着一位老人，大冷的天坐在马路边。我们下车就奔小卖部去，那位老人见到我们下车就直奔我们来，开口就问：“同志，你们是北京来的？”大爷马上过来握着我的手：“可等到你们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当年日本人抓到日本的劳工张宝恒。”

张大爷向我们讲述当年是在日本的三井田川二坑当劳工。他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的八路军，被抓前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侦查员。有这样的背景，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自然就非常清楚。

张大爷清楚的记得他的班长于凤山，因为中国劳工吃不饱，他就到伙房去找些吃的，找了一点咸菜，结果被三井公司的人发现，暴打一顿，送到警察局。到了警察局后就再没回来。劳工们向日本人要人，后来他们拿出来于凤山的骨灰盒。劳工们为此罢工，与日本监工打起来了。田川市的警察和宪兵包围了劳工住处，抓走了三、四十名劳工，张宝恒大爷也被他们抓走了。抓到警察局后，被关了好几天，不给饭也不给水。几天后把被抓的劳工带到警察局门前，两个劳工一组，一个劳工提着另一个劳工的腿，另一个劳工就用双手在地上爬，几十个劳工就在那里爬，如果不按日本警察的要求做，还是不给吃饭、喝水。本来就吃不饱，被关押后又连续几天没吃饭没喝水，张宝恒和被关押的劳工们已经难以迈步，大家商量还是要争取活下来，这样才能跟日本人斗争。他们就按日本警察的要求做。没想到日本警察又找来了一帮日本小孩在旁边观看中国劳工爬行，看到中国劳工被侮辱的样子，这些孩子一个劲鼓掌、欢呼。张宝恒大爷在跟我们讲这一段时，眼里就像冒着火，愤恨、耻辱就像要从眼睛里喷出来了。那眼神一直都在我的记忆中。张宝恒大爷攥着拳头说：我们当时那个恨啊，就想和他们拼了，实在是没有劲了，好几天啊，水米没进，怎么可能有劲啊，爬的劲都没有啊。为了活下来，我们把牙都要咬碎了，忍着这种屈辱，真是亡国奴啊！连日本小孩都能羞辱我们。

在河南的劳工调查我们也去了七八个县，加上山东、河北的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县。每向一位受害者做完调查，与受害者一样，我们心情都很沉重。

在对日本的劳工诉讼中，通常是诉讼在进行，调查在继续，原告也在增加。牟汉章老人家是通过媒体找到我们的。他通过电话与我取得了联系，之后82岁的牟汉章老人将他2003年7月21日亲笔写下的控诉书寄给了我。控诉书写到：“我到日本当劳工，既不是招募的，也不是被骗去的，而是被绳捆索绑掳到日本去的。当时在从石家庄被解往塘沽集中营的两天路途中，始终被绳索紧紧的捆绑着双手，绳子勒裂手腕上的皮肉，露出白骨的伤痕，现在依然可见。在塘沽劳工集中营遭到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折磨且不说，而在日本强制下煤窑挖煤被奴役，日日夜夜所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摧残和折磨，罄竹難书……”控告书的最后一行老人家庄重地写上：“此控告也包括对日本政府的控告。”

牟汉章老人家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被抓到日本三菱矿业株式会社饭埭矿业所（当时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现为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苦役的经历。

他当过老师，在当年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他创作了《劳工之歌》：我们都是无辜人，一根绳索被掳到了日本，我们都是难兄弟，受尽了屈辱和奴役。在那受难的岁月里，日夜挣扎与死亡做伴侣，在那奴隶的生活中，折磨死多少好兄弟。受压迫、忍饥寒，日日夜夜泪涟涟，争自由、反强暴，斗争胜利了;只要我们团结紧，一定能回国与亲人团聚，如果谁要把咱欺，定要和他拼到底！

出庭

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自1995年至2004年，陆续在日本相关法院以日本政府及三菱、三井等日本公司为被告，提起了15件损害赔偿之诉，中国大陆原“慰安妇”以日本政府为被告陆续提起4件损害赔偿之诉，为此，我多次去日本参加这些诉讼。

2011年3月日本法院关闭了司法解决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索赔的大门。不过相关日本法院在判决中，对加害及受害事实基本予以认定。

2014年2月26日上午9时，我们受战时曾被强掳到日本做苦役的部分劳工遗属委托的五位律师，李海彦、董一鸣、邹强论、王晨和我，陪着部分原告张世杰、崔书平、刘国莲、郑长钧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那天虽然阴天，严重雾霾，但年近九句的劳工幸存者张世杰（2018年11月10日病逝）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早上7点多就带着轮椅坐车从家出发，按时来到法院。老人家由于在2013年脑出血，出院后记忆力明显下降，但一谈起当年被三菱公司奴役之事，仍是滔滔不绝，痛苦万分。他说：在中国法院起诉期盼已久，虽然行动不方便了，还是希望亲自到法院递交诉状。

从二战结束开始，日本国家首脑对待所发动的那场战争常使用的词就是“反省”。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结束七十多年，但直到现在，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既没有向被侵略国受害者谢罪，也没有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