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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与家谱修撰

2019-08-30 08:15:32 《寻根》 2019年4期

刘大胜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通谱,是一种以记述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史学体裁。北宋时,欧阳修和苏洵编撰各自家谱,创立了以五世图式为通行法则的修撰方法。民国时期,民间延续着修撰家谱的传统,钱基博纂修过《上海倪王家乘》《常熟狄氏家谱》《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三部家谱,在为后人留下珍贵历史文献的同时,也表达着个人的修谱观念。最近,由傅宏星校订的《钱基博集·谱牒汇编》结集出版,三部家谱得到很好的整理。

无锡地区文化发达,家谱修撰非常兴盛。依据家谱传承家风,敬宗收族,成为读书人服务乡梓的重要内容。自从堠山钱氏迁入无锡,家族成员就非常重视家谱的修撰,留下多部成稿。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钱基博的父亲钱福带着长子钱基成重修《堠山钱氏宗谱》,历经四载终于完成。钱基博的大伯父钱福炜对家谱修撰也有一定的关注,写过一篇《〈陈氏重修宗谱〉序》。父辈重视家谱的观念深深影响着钱基博,促使其关注家族世系和文化的传承。1913年,钱基博写成第一部书——《无锡光复志》,在自叙篇追溯自三皇迄晚清的家族发展史,强调宗风传承的重要性。他把钱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作为一种骄傲,激励自己有所继承,于是借由无锡光复的契机而斐然有作。

亲人过世时,钱基博会撰写寄托哀思的文章,如《先母孙宜人述》《大哥述略》《先大父述略》《春申君里墓碣》《先仲世父述略》等。1917年,钱基博在《新无锡》发表《钱祖耆先生七十征文启》,征集乡邑学人的祝寿诗文。1921年,钱基博把怀念母亲与兄弟的篇章纂集为《北堂永感录(附兄弟孔怀录)》,铅印出版。1926年,钱基博与弟弟钱基厚合纂《钱祖耆先生行状》,铅印出版。这些著述都为后来修撰钱氏家谱提供了部分准备。

20世纪20年代,上海王宝仑秉承宗老王树增、王锡增之命,委托钱基博修撰家谱。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撰,钱基博完成《上海倪王家乘》。该谱分首编、本编、附编,首编包括历代图像、历代墓图、职思堂址图三个部分,本编包括世系表、世谱、传志、文献、族约、叙记六个部分,附编为永世录。同年8月,钱基博应友人之约撰写《〈王氏家乘〉序》。

1931年,狄梁孙看到钱基博编撰的《上海倪王家乘》,非常赞赏,遂邀请其修撰《常熟狄氏家谱》。同年,钱基博把《〈常熟狄氏家谱〉序录》发表在《南通报·文艺副刊》。《常熟狄氏家谱》没有铅印出版,只留下再稿本和三稿本。1948年,为了不负宗亲的厚望,钱基博打算接续父亲钱福的志业,修撰《堠山钱氏宗谱》。本着试笔的初衷,钱基博仅仅纂修成《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分列谱系、世表、行述、文征四部分。

最后几年,钱基博一直生活在武汉,直到终老,没有回到老家无锡,也没能完成宗谱的修撰,成为永久的遗憾。

中国家谱发展到明清时代,体例趋于完整和成熟。其内容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家族的世系传承,包括姓氏源流、世表、世系、坟茔和祖先图像等。另一部分是传志文献,包括传记、传志、契约、族产等。钱基博通过谨慎地纂修世系传承和详细地排比传志资料,努力在家谱修撰中做到尊祖、敬宗、收族。

首先,钱基博认为家谱是为敬宗、收族而作。在中国社会,血缘构成宗法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基础,尊祖、敬宗、收族占有重要地位。尊祖是讲究对祖先的尊崇和祭祀,表示慎终追远之意;敬宗是指维护宗族的团结和合作,认同宗子、族长的权威,培养家族共同的自豪感;收族是指重视宗族的血亲联系,保持族人之间的联系,增强宗族强烈的归属感。家谱作为宗法制度和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表达着尊祖、敬宗、收族的理念。

因为家族分衍,同一宗族的人逐渐疏远,需要加强宗族之间的联系,敬宗即是为了收族。《上海倪王家乘》的首编包括王氏第二世到第十世的图像、十幅墓园图、一处职思堂。钱基博在《常熟狄氏家谱》中,阐述了图像的重要性:“冠之以《历代容像图》,以兴起如在之慕;次之以《历代茔墓图》,以杜绝侵占之患。”先世遗像、历代墓图和职思堂址图,可供族人凭吊,以唤起对祖先的思念和族人的亲近,这样的分类编列,体现了因尊祖进而敬宗、收族的初衷。

按照包含世系范围的不同,家谱可以分为通谱、族谱、宗谱、支谱等,这些谱类有相同的尊祖目的,而在敬宗、收族方面则略有差异。钱基博认为,详谱本宗,别支则略,欧阳氏、苏氏例皆然。然二家之谱,一支一谱者也。今之谱,一族一谱者也。一支一谱,各详所出,即彼此可以互明。一族一谱,例无别见,见义不得而偏略。这是支谱与族谱的区别。

就具体修撰的三部家谱来看,《上海倪王家乘》属于一支之谱,《常州狄氏家谱》属于一族之谱,《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属于一家支谱。而未及修撰的《堠山钱氏宗谱》则是介于一支之谱和一族之谱之间的一宗之谱。无论是一支之谱、一族之谱、一家支谱,还是一宗之谱,都是为了敬宗、收族而作。

其次,家谱谨于世系传承。关于家族的世系传承,钱基博在家谱修撰中非常慎重地将世系表列為一张树状图,列出自始祖倪爱泉直到修谱时的族人名字,谱系清晰明了。《上海倪王家乘》世谱采取四世图式,涵盖族人的生卒年月日、婚姻以及教育状况。钱基博把常熟狄氏的始迁祖断自狄奉严,体现了严谨的修撰态度。《常熟狄氏家谱》世系表仅存目,世谱采取五世图式,二稿本和三稿本上均有修改和涂抹痕迹。

在《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谱系第一》中,钱基博写道:“吾先君子兄弟五人,生当前清同光之际,惟先大父榕初公之庭训是服膺,颇以文章竞爽庠序。而世父葵荪公首魁乡举,榕初公顾而乐焉,遂援冯道赠窦禹钧诗‘丹桂五枝芳之句,额其堂曰丹桂,继继绳绳以迄今日。吾子吾孙,服习典训,而诗书之泽已及五世。胚胎前光,则榕初公之次也。于是断自榕初公而成《丹桂堂家谱》。”钱基博在此阐述了丹桂堂名称的来源,以及家谱断自榕初公的原因。《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的谱系非图非表,是一种大家族传承的文字表述,不如《上海倪王家乘》所列树状图清晰明了。钱基博把丹桂堂谱系断自榕初公,以钱之下的传序排列,采取五世图式的排列方式,排列第三十世到第三十五世的族人。

最后,家谱要详于传志文献。传志文献包括传记、传志、契约、族产、叙记、序例等,在家谱体例和内容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有了传志文献,才使得家谱成为一种可以传信的历史体裁。传志文献的丰富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家谱的质量。

为了让后世子孙了解祖父世系成员的生平志业和精神意趣,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的行述内容包括钱基鸿的《先府君行述》和钱基博撰写的《先大父述略》《先仲世父述略》《先府君行状》《先母孙宜人述》《大哥述略》《春申君里墓碣》《西林二哥家传》《楠庭三哥家传》等,记载了丹桂堂世系族人的生平事迹。为了更好地让父祖一辈的志事呈现于世人面前,钱基博依据章学诚的部分观点,把大量诗文收录进《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的文征。文征包括四个家族成员的诗文集,即钱惟桢的《似山居诗文存》、钱福炜的《丹桂书屋剩稿》、钱熙元的《坎空居士集》、钱福的《传叟文录》等,五十余篇诗文。这种详于传志文献的做法,有效地保存了部分乡土资料,为后人研究家族史和地区史提供了一定的史料。

在《常熟狄氏家谱》中,钱基博也同样重视传志文献。《献征录》是家谱成员的传记,属于直接材料,相当于《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中的“行述”。而《文征录》属于方志中的掌故,是记述家族成员的间接材料,与《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中的“文征”并不相同。在《上海倪王家乘》中,传志资料被分为传志、文献、族约、叙记四部分。这里的“传志”相当于《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中的“行述”,“文献”相当于《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中的“文征”,其后还增加了“族约”和“叙记”。

在家谱领域,钱基博秉承家学,继承了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纪昀和章学诚等人的家谱修撰方法,对传统正史中关于家谱修撰的论述也有一定的裁选和吸收。在具体的家谱修撰中,钱基博处处体现存史和资世的思想,同时伴有书善不书恶的缺陷。

钱基博家谱修撰观念的来源比较广泛,首先是秉承家学,像其父亲和大哥一样修撰族谱。其他来源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纪昀等人的家谱修撰观念,二是正史中关于家谱的看法,三是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三方面来源都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显示了钱基博对于传统学术的承袭。

首先,钱基博家谱修撰的思想来自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纪昀等人。

钱基博主要继承欧、苏以至纪昀的家谱修撰思想,把苏洵和纪昀定义为家谱修撰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在继承前人家谱修撰史学思想的同时,也有一定的革新。比如在探讨家谱图与表的分别时,修正了欧阳修的观点。图应该有像,欧阳修把没有像即称为图,钱基博认为不妥,所以才会更图为表。

对于苏洵和纪昀的家谱修撰思想,钱基博也有一定的辨析。苏洵认为,家谱应该重视本人所在的世系,而纪昀认为家谱为家族所做,不应该仅重视个人所在的世系。钱基博采取了一个较为公允的分析,强调了尊自所出的合理性,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如此。

其次,钱基博家谱修撰的思想来自以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典籍关于家谱的看法。比如关于“传志”,钱基博说:“欧阳氏谱载行事,今不载而别出传志者,据《隋书·经籍志》也。《隋书·经籍志》,家传入传记,家谱入谱系,不相属也。”关于“叙记”,钱基博说:“援《史记》之终以自序,《汉书》之殿以序传也。”《史记》《后汉书》《隋书》等正史以及《文心雕龙》是传世的经典,钱基博很注重进行参伍论证,考校异同,从中汲取有益的资源。

最后,钱基博家谱修撰的思想来自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这在家谱领域也很适用。章学诚认为家谱是史体。“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钱基博也有同样的思想,对《上海倪王家乘》中“乘”的含义有所阐述:“乘者,车载也。史家取载事为义,而特段乘之称者有焉。孟子曰‘晋之乘,是也。”在此,钱基博通过分析“乘”的释义,论证家乘也是史学的一种。

章学诚认为家谱的体例应包括表、牒、图、传、文征篇等项。图应分为家谱肖像图和祖先坟茔形势图两个部分。家谱肖像图要出自白描,方可传之久远,祖先坟茔形势图要“绘其形势方面,及其四至八达,悉谱列之,以示久远”。在《上海倪王家乘》和《常熟狄氏家谱》中,钱基博均首先列出“历代图像”和“历代墓图”等。

章学诚把传志类与文征类分开,这一点被钱基博继承。《上海倪王家乘》中的“传志”和“文献”,《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中的“传志”和“文征”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关于文征的内容,章学诚认为可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祖先的著述,外篇包括外姓为本姓所作之文。文征分为内、外两篇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钱基博,《常熟狄氏家谱》中的“献征录”“文征录”,是这种内外篇的体现。

在家谱领域,钱基博在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也有所拓展延伸,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完整的体例保存家谱资料,以做到存史资世。《上海倪王家乘》和《常熟狄氏家谱》两部家谱的体例非常接近,均由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均是首编和本编,首编包括族人图像和墓园图像等,本编由世系传承和传志文献组成,第三部分略有不同。《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缺少图像,仅包括世系传承和传志文献两部分。这可能与《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是支谱而非族谱有关,况且钱基博当时远在武汉,并没有在无锡老家,无法获得完整的图像资料。修撰的初衷是完成新的《堠山钱氏宗谱》,《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仅是试笔之作。

钱基博认为,无论是图像,还是世系传承、传志资料都是为了保存家谱的史料,所以保持体例的完整性非常重要。在《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中,钱基博分析了谱系、世表、传志、行状之间的顺承关系,最能说明体例的重要性。谱系侧重家族源流,而世表侧重家族传衍,有源流然后有传衍,所以谱系在前,世表在后。钱基博的体例设置继承传统,又有个人的特色,尤其是关于体例的系统论证,是其较为突出的贡献。

家谱修撰所采用的体例基本上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即传承儒家文化,承接家族命脉。在此基础上还要资于应世,为社会树立一定的道德标准。传承家族优良宗风,利于社会发展,这是钱基博修撰家谱的目的,也是其史学思想的出发点。民国时期,传统伦理道德逐渐受到西方观念的冲击,在时代的推进中慢慢发生变革。在这个喜忧参半的变革中,钱基博秉持传统儒家道德的标准,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强调体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做到存史资世。

传统史法有为尊者讳、为先人讳、为族人讳的特点,家谱修撰中也存在这个特点,即书善不书恶,采取曲笔或者不书的方式隐讳族人缺点,以凸显祖先的完美高大和家族的和谐美满。为先人讳、为族人讳的写法湮没了一部分史实,给家谱的史料价值打了折扣。

章学诚主张修撰家谱要不隐恶,不溢美,据实直录,不能有偏私之见存乎其间,这样家谱才能客观公正,成为可信之言。章学诚指出欧阳修《欧阳氏谱图》的缺陷在于没有秉笔直书,对先祖事迹有所隐讳。因为先世曾在五代十国时期有过“为五斗米折腰”的事,所以欧阳修才会削去官阶以略去受人非议之处。章學诚认为欧阳修所作有损史家之责,有失书实之义,没有做到公言不讳。对于家谱修撰中除去无赖无业、干纪犯法、逃禅入道之人的做法,章学诚也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消籍不书的做法非常错误,而应该述其家世,作公家之言。

钱基博的一部分家谱修撰观念虽承袭章学诚,但并非全部继承,而是有选择地摒弃。与章学诚相反,钱基博修撰家谱存在着书善不书恶的缺陷。在《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的《大哥述略》中,钱基博详细记述钱基成的生平和性情,处处显示钱家的父慈子孝。但是在杨绛的记述中,钱基成和钱氏家族内却呈现着另一番面貌:“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钱基博在家谱中所呈现的家庭关系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家庭成员之间一些小的隔膜和矛盾始终存在。

杨绛作为钱基博的儿媳妇,相关说法基本来自钱锺书,大体可信。钱基博为何没有记述这些,主要是因为这些家庭中的不和谐虽然真实,却不可以形之于笔端,供世人阅读。只有那些充满家庭伦理和温情的事情才会被记述下来,正如钱基博所说的“称世美以为子孙法”。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