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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贵 孙国君 孙宇三代人的开拓、坚守与传承

2019-08-30华南

中华儿女 2019年15期
关键词:共青国君哈尔滨

华南

肇始于1955年的中国青年志愿垦荒运动,至今已过去60多年。这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壮举,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孙永贵之子、共青农场审计科科长、“垦二代”孙国君而言,波澜壮阔的篇章则浓缩为家族的脉络与传承,是镌刻在三代人生命中的印记。

从农场场部机关出发,走在双向四车道的共青大道上,路边的新柳在北方响晴的天空下舒枝展叶。这是孙国君走了无数次的路,从青葱岁月至人到中年,见证了这条路从原来9米宽扩展到22米,也看着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木材厂、荒草甸子变成现在的大超市、30多栋楼的住宅区。自从2011年搬进来,孙国君觉得,“幸福指数‘噌地提高了。”每每跟人讲起,这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总是兴奋地像个孩子。

话题就从这一路一屋的变迁开始,一直延伸到远方。

孙永贵 “孙铁人”的拓荒路

在共青农场,孙国君的父亲孙永贵被称为“孙铁人”。

孙永贵是哈尔滨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1955年8月3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队员向黑龙江萝北荒原出发,受此鼓舞,哈尔滨市各界青年纷纷写下申请书。在哈尔滨市青年宫当建筑工人的孙永贵代表哈尔滨南岗区青年工人,向市里申请到边疆垦荒。当年10月10日,时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多次接见队员,勉励大家说:“你们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青年集体开荒,你们是全国第一批开拓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0月27日晚上8点25分,孙永贵和其他103名先遣队员,高举垦荒大旗,在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几百人的送行中乘上北往的火车,向荒地进军。

孙永贵是带着未婚妻何淑英一起到萝北、走向选择的人生之路的。第二年,他们在哈尔滨青年集体农庄的“马架子”(东北地区的一种窝棚)中喜结连理,队员们凑份子给这对新人送了好几样礼物,其中一架三五牌座钟至今摆放在何淑英的房间里,成为这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光阴见证。1957年,孙永贵的大女儿出生,成为垦荒队第一批孩子,胡耀邦提出“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的希望,陆续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广袤沃野上变成现实。

1963年,孙国君在农场出生,他是孙永贵和何淑英最小的孩子。孙国君记忆中的父母,只剩下忙碌的背影。

“父亲原来在连队时就非常能干,后来从垒起的砖坯上掉下来,腿部受傷,痊愈后就有点儿拐。我们小时候,父母在场部建筑公司上班,现在我们马路对面的场部工会楼,就是我父亲1979年、1980年领着大家盖的。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全靠肩挑人扛,我母亲都五十多岁了,还挑灰桶往楼上送灰呢。父亲是建筑队队长,长年累月起早贪黑领着队员干活,积劳成疾。”

“孙铁人”的称号由此而来。孙永贵在垦荒时期受过的苦,跟其他队员一样多。建设时期,他依然以今天青年难以理解的劲头儿玩命地干。同为哈尔滨垦荒队五位发起人之一的梅树生,生前曾在回忆文章中记录这段往事:“孙永贵,哈尔滨垦荒队发起人之一,是一位建设北大荒的铁人。哈尔滨庄的栋栋房屋都洒下了他生前的血汗。他常常绘图到深夜,东方发白就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他是块钢一样的硬汉。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医院的门诊部见到他脸色蜡黄、手里拿着住院通知单艰难地靠在墙上,我当即找了小车将他送到住院部。经诊断,他是心脏病复发,医生进行了急救。待他稍微平静些,我就回到离医院不远的家,等我把饭拿来给他时,他已离开医院又去上班了。过些时间,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抬着保险柜,累得满头大汗,艰难地往前一步一步地挪动,在过门口时,1000多斤重的保险柜落在他和另一位同志的肩上,一个健康的青年肩上压着几百斤是可以办到的,可落到一个年近50岁的病人身上,要承受多大的危险啊!”

1984年,中国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前夕,刚刚办理退养手续一个月的孙永贵病逝,长眠于这片他奉献了全部青春和生命的北疆热土。“父亲常年劳累,积劳成疾,去世时才53岁。那年我20岁。父母感情很好,有一段时间却老吵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父亲喝酒,虽然不算喝得量大,但是喝得频繁。现在我理解了,喝酒是他唯一排解劳累、补充体力的方式啊。”而今也是半百之年的孙国君陷入静默,半晌不语,眼眶湿润。

纵然时间具有巨大的消解力,但并非可以淹没和遗忘一切事物。2005年,刘永新、付乃瑞等老垦荒队员自发为孙永贵树了一座碑。碑不高,水泥砌成,上面是老队员们亲自撰写的碑文“为人正直、肯干认真……”他们特意把碑立在垦荒时期哈尔滨队第一位牺牲的队员墓地的旁边,作为永生的纪念。

孙国君 “垦二代”的坚守

“我是共青的孩子,耳闻目睹父母的苦干精神长大。”“垦二代”孙国君在共青农场出生,至今没有离开这片土地。1981年从农场的高中毕业时,他是那一年53名毕业生中唯一考上中专的学生,进入黑龙江赵光农机校会计专业学习。“农机校位于赵光农场,赵光农场是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一年后,赵光农机校与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合并成立黑龙江农垦经济学校,我又在佳木斯学了一年。”1983年,中专毕业的他听从父母的意见回到共青农场,将自己的青春安放在父辈开垦的沃野上。

孙国君的第一份工作是被分到农垦局第15连当会计。“工作环境很艰苦,我还算住得近的,家离连部3公里,每天骑自行车去单位。1984年年终决算时,赶上下大雪,积雪四五十公分深,只能趟着没膝的大雪步行上班。”

1984年5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共青农场筹办青年志愿垦荒30周年庆典活动,并为晚会点燃篝火。同样在这一年,黑龙江农垦区借鉴农场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试办一批家庭农场。这意味着国营农场要打破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端掉农场职工手中的“大锅饭”,由原来的统营向承包制转变。孙国君记得,“最初是试点,叫承包大组,就是十几个人合伙承包土地。到1986年,就开始真正把地分到各家各户了”。

“开始大家肯定不适应,那时有个说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孙国君看到,原来统营时,大家一起播种、收割、晒麦子的场面不见了;下雨时,大家在农场广播的招呼下去抢场的身影不见了;大家在晒场上一起干活,休息时一起打闹开玩笑的温暖感也不见了。“当时一个连大概三四百人,场院上一干活热热闹闹的,大组时还可以,到1986年个人承包之后的快节奏,大家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过,另一种集体感在慢慢形成。”

而今回首,“垦二代”们接棒时,共青农场已不再如父辈开荒创业时的轰轰烈烈,而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又需要他们再迎头赶上、经历变革的同时坚守精神。在时代越来越快、不断前行的步伐里,他们鼓起勇气接受变革,成为体制的拓荒者,努力在各种新挑战中寻找属于新一代垦荒精神的坐标。

有的人走出去了,孙国君选择留下来。1986年,他从15连调入农场木材厂继续当会计。“1990年代初期,农场搞基本建设时的很多东西需要木材厂做,而且我们自己也联系很多业务,比如为造纸厂做他们放纸张用的木夹板、玻璃箱等,当时我们厂跟洛阳、周口的好几家工厂都有联系,经营状况还可以,能够保证工资,就是工作特别忙,很辛苦。”孙国君说在木材厂的8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是从上班就马不停蹄地干活。因为都是手工算账,没有微机,每個月结账都是用算盘打出来的。每月月初要给领导拿出分析数据,到月底还要加班算账,给上级单位报工人的计件工资。“加班都是正常事,但大家都不那么斤斤计较。”

1993年,孙国君再次工作调动进入场部机关计财科,此后历任计财科主管会计、科长,2013年起轮岗担任审计科长。从管理一个厂的财务到管理全农场27个连队还有10多个单位的会计核算;从手工核算、全科20多人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年决算大“会战”,到微机准确快捷的统计报表,在孙国君经手的农场账单上,清晰地勾勒出共青农场过去十几年间的发展。

只是,真正的生活永远不会如数字显示得那般简单。孙国君也与共青一样,经受过改革带来的阵痛。“农场最难的几年,有时候开不出工资,大家心情都不好。幸亏我爱人从单位买断工龄后开了十几年饭店,补贴家里收入。现在干不动了,累得一身病。”

筚路蓝缕的征途上,孙国君也曾羡慕闯出去的人,在孙国君一个月挣几十块钱工资时,人家比自己的生活水平高出一大截。“可是,在最艰难的几年里,看不到希望也要坚持。我们笑着说,上班有瘾,没钱也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政策允许垦荒青年子女中可以有一个回城,我家里我最小,那时也已经参加工作,因此全家都放弃了这个机会,没人回哈尔滨,现在也不后悔。我是共青的孩子,我觉得,还是北大荒好。”

孙宇 在希望的田野上传承

一个甲子的光阴倏然而过,孙国君的女儿孙宇也出生、成长、工作在共青,听着奶奶讲垦荒故事长大,被称为“垦三代”。在孙国君眼里,这个80后的孩子好像并不能像自己这一辈人那样理解垦荒精神,却同样能够捕捉到属于自己时代的责任使命。

如今,孙国君兄弟姐妹四人都工作生活在共青农场,个个事业有成。孙宇也有了自己的两个宝宝,“一个三岁,一个刚满月,双方老人齐上阵,帮着照看”,提起他们,孙国君止不住笑意,东北汉子的粗粝中也平添了温情。

“女儿大了,农场富了,生活好了,母亲却走了。”孙国君轻叹道。如他一样,每家每户、每个个体的经历,汇集成几代共青农场人的奋斗史。2016年,孙国君的母亲何淑英去世,孙国君没让自己淹没在悲伤里,打起精神,他越发觉得自己要扛起老一辈交给他们这一代的担子,扛起共青农场的明天。

再翻开泛黄变脆的纸页,重温60多年前哈尔滨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发起的垦荒公开信,拓荒者与他们的继承者已为这些字句赋予厚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不怕千辛万苦,以顽强的斗志和辛勤的劳动把荒地变成良田,把荒无人烟的草原建设成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用我们辛勤的劳动把荒原变成良田,让它为国家建设服务。”

“年轻时我理解的垦荒精神,就是我们共青作为垦荒第一场,要继承父母那一辈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品质。他们的奋斗,让我们坐享今天的生活。老垦荒人的一辈子,在奉献中过去了,我们这一代要有自己的目标。在当前‘农垦改革的时代大潮中,共青农场也在努力抓机遇,争取机会,不断找回曾经淡化的自豪感。”坐在自家将近90平米的新房子里,孙国君在回忆与憧憬中讲完父辈和自己的故事,身后的白墙上,一幅大红福字静静地印证着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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