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共青城，中国唯一以群团组织命名的城市，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城市。

1955年，98名上海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鄱阳湖边的一个荒滩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苏联青年人在西伯利亚造了一个共青城，我们也能行！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共青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青春奋斗的历史！为创作一部有关共青城的纪实，我多次到过这块红色的土地。第一次离京前，许多知情者说，要追寻共青城的历史，就要采访陈家楼。当年，他就是带头写血书向上海市长请求垦荒的。

到达共青城，方知老人已离世多年，好在他的儿子陈得灵珍藏有大量文献与照片。随着陈得灵的复述与回忆，共青城繁荣背后鲜为人知的过往渐渐开始复活，被被历史淹没的细节被慢慢打捞起……

从黄浦江边到鄱阳湖畔

提起共青城的那段创业历史，作为当年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发起人，共青城早期建设者陈家楼的后人，陈得灵难掩心头的那份激情：“父亲1934年11月出生于上海闸北，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工人。父亲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因国民党的飞机炸毁校园，只好辍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是街道工作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还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得灵打开了话匣子……

1955年，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大量人口失业，粮食等食品严重短缺，党中央号召祖国各界青年志愿者到边疆去开荒种地，解决粮食问题。当时的大上海，人口共有500多万，大约有几十万工人待业和失业，光是失业、失学的青年就有30万左右。

陈家楼当时是上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他和街道里的青年了解到国家和上海的困难，从描写苏联共青城建设小说《勇敢》和电影《第一个春天》里知道了苏联青年的英雄业绩，热血沸腾了。陈家楼连写两封请愿信，随后联络了10多名青年给陈毅市长写血书，请求组织上海青年去垦荒，像“二战”胜利后苏联青年到西伯利亚垦荒那样，为国家分忧排难，用自己的双手去垦荒，去创造一个“中国的共青城”！

收到请愿信后，陈毅在办公室接见了这群热血青年。穿着褐色中山装的陈毅一进门就摘下了墨镜：“谁叫陈家楼？”“报告首长，我是陈家楼。”“你什么文化？”“高二。”

对于这段对白，陈家楼晚年还记忆犹新。“当时秘书本来说好只给我们5分钟时间，到时间就打铃提醒我们，陈毅市长却和我们聊了半个小时。”

陈毅接见这群可爱的年轻人时说：“我很赞赏你们，可以说你们是帮国家挑担子，是帮我陈毅担了担子，你们建设是个大好事。但是到边疆去不是上海能办得了的事情，要报请中央批准。大家去垦荒就是要吃很多的苦，会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你们想过吗？你们怕吗？”

“不怕！”陈家楼和他的同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行，我就要调中央工作了，你们决心那么大，我一定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事。”陈毅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了。

陈毅被调中央工作后，陈家楼等人天天翘首盼望有好消息。很快，上海团市委从北京带回了好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了陈家楼等青年志愿者去垦荒的要求。原来，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说：“上海是南方，上海的垦荒青年不适宜到北方去，到江西革命老区去为好。带文化去，要搭配各个行业的青年，年龄可稍大点，年龄小离开父母会哭鼻子咧。”周恩来则说：“这些青年是要在那里安家落户的，不能少于30%的女青年，还要带上医生去。”

1955年8月31日，从首都北京传来了“北京市率先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到黑龙江萝北开荒”的消息。这时，上海的青年们再也坐不住了。

9月11日，上海市召開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陈家楼代表其他4位青年在会上向1000多名与会代表宣读组建垦荒队的倡议书。12日，上海团市委一致决定接受青年陈家楼、吴爱珍、石成林、韩巧云、吕锡龄的倡议，组织第一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江西垦荒。

倡议书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在社会上即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十几天的时间陈家楼收到来信五六百封，都要求跟他去垦荒。

一时间，一万多名各界青年把报名点围得水泻不通。报名的人太多，共青团上海市委从中严格挑选1000多名青年，经体检、政审合格后至上海华东团校学习一周，到市郊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体验江西生活，学吃辣椒，练挑担、插秧、耙田……

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1955年10月15日，第一支由团市委挑选的98名上海热血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在队长周文英、副队长陈家楼的带领下，打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奔赴江西鄱阳湖畔的九仙岭下。

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这片荆棘丛生的盐碱地，98名青年带着镰刀、床板，开始了真正的白手起家。采访中，我找到了陈家楼生前的手稿，上面写道：“当我们来到千年沉寂的荒滩时，都惊呆了，想不到神州大地竟然有如此不毛之地。荒原土岗荆棘丛生，野兽出没，芦苇密布的滩地上，钉螺遍地，血吸虫肆虐，人迹罕见。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同大山一样朝我们压来，是咬牙坚持下去还是卷起背包回家，成为许多人激烈斗争的心病。我作为发起人和领导者，不仅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还要稳定同伴们的情绪。”

没有路，就劈开山坡修路；没有房子，就砍去杂树、蒿草，自己搭草棚。一到晚上，呼呼的北风一个劲儿地往里灌，早上醒来，被子上一层霜；开荒没有机械，本来拿纸笔的手抡着七八斤重的大锄头，一锄刨下去，只能在红土地上划开个三四寸深的道道，手上全是血泡。垦荒队员从不叫苦，每天“从鸡叫到鬼叫”拼命地干，比赛看谁手上的“光荣泡”多。

起落之中“不做共青的逃兵”

1955年11月29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德安县九仙岭专程看望上海垦荒队员，和大家进行座谈，为他们即将组成的合作社命名并题字为“共青社”。当晚，胡耀邦一边抓炒黄豆，一边与队员拉家常：“我今天吃你们做的稀饭、炒黄豆、萝卜干，等你们把这里建设好了，我再来吃酒席。”陈家楼抢着回答：“那时我们一定请您来我们这里做客。”

沉睡千年的荒地惊醒了！劳动号子的呼喊声，队员们的欢歌声，汇成了一支壮美的青春交响曲，给这里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大家凭着对祖国的赤诚，凭着对垦荒事业的真情，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和志气，投入到共青城初创工作中。抵达当年，垦荒队员们就开出300余亩荒地，种上了油菜、小麦。一年后，1700多亩荒地被开垦，加上当地农民送的8000多亩熟田，共生产了180多万斤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1956年6月13日，陈家楼被组织上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天，成为他一辈子的荣光。

“共青”的事业在许许多多像陈家楼那样的热血青年的奋斗中一路豪迈地走向辉煌。经过三次搬迁、三次开荒，共青社规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好。1978年9月，胡耀邦在北京再次题词“共青垦殖场”。

“文革”前，陈家楼因为批评地方干部挪用垦荒工作经费，被打成了“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每月发20元生活费、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处分。陈家楼对工作组坚定地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我坚决不做共青的逃兵！”陈家楼不但没有回原籍上海，还动员家人和他一起来到共青。陈得灵说，直至1979年3月父亲才被平反，恢复党籍，落实政策。

“‘右派期间，全家住在一个20多平方的房子里，没有商品粮吃，母亲种些自留地。我哥哥几次想当兵，因为父亲的‘右派特别身份而两次没有当成，平反后才如愿穿上军装。哥哥退伍后，原本可以分配到好的单位，父亲不同意，被分在德安县棉纺织厂当锅炉工，工厂倒闭后只得自谋职业。”陈得灵边呷茶，边缓缓地说：“父亲对我们要求比较多，他做事比较果断、执著。他曾找垦殖场的领导为‘垦二代解决过不少就业问题，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的孩子就业找过关系。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找组织提任何要求。这辈子，他讲的就奉献牺牲、助人为乐，帮助别人总是满腔热忱。不过，我们也不能埋怨他。”

1969年夏到1970年春，共青城被迫解散。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基业被糟蹋了，共青人想不通：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汗水，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呀！垦荒队员们想起了当年的血书、誓言，想起胡耀邦语重心长的嘱托：“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但我们一定要闯过去！”听说胡耀邦已挨了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共青人把“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缝在棉衣里，穿在身上，决心把这面光荣的旗子永远扛下去。10年后，这面宝贵的队旗才重见天日。

共青社也历经磨难，天灾与人祸致使“共青”非常的困难。这时，陈家楼一些仍在上海的亲戚纷纷责怪他：“哪个不想往城里跳，你倒好，城里不住，让一家子跟着你到乡下去受罪！我们帮你想办法弄个回城指标。”陈家楼郑重地宣布：“这里就是我的新故乡了。我要做一辈子的江西老俵！”就这样，一阵又一阵的“砍场风”“解散风”“回城风”，都再也未能把这位年轻人刮走，他的心里已经深深地爱上这个地方。

据陈得灵讲：1985年，共青城经济发展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父亲主动请缨，回到上海找到宝钢集团，来回坐公交跑了48趟，找到当时的宝钢有关负责人，争取到1000吨计划内钢材，为共青城节省了200多万元。按规定，父亲当时可以拿到12万现金奖励。但是他推掉了，说：“能争取到钢材是整个垦荒队的荣誉，‘共青的发展到处都需要钱，就用这些钱去支援建设吧。”

在陈家楼的遗物中，我找到不少他有关“胡耀邦与共青城”的手稿手迹。日子开始越来越好，但是在陈家楼等人的心中曾始终有一个夙愿没有实现，那就是当年胡耀邦答应过他们要来“共青”吃酒席。1984年春节期间，陈家楼等几位老垦荒队员在一起商议，明年就是“共青”垦荒和建场30周年了，是否能邀请耀邦同志再次来“共青”看看这里的变化呢。他们决定给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汇报“共青”这30年的巨大变化，并希望他能抽空再次来“共青”做客。

1984年12月12日，是共青人的大喜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二次来到共青看望全体新老建设者。当见到30年前的老垦荒队员时，胡耀邦亲切地称他们为“恳友”、“棚友”，一句简单的称呼一下子就拉近了共青人和总书记的距离。当看到共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胡耀邦感慨万分，欣然第三次题词“共青城”。

在胡耀邦与大家谈心时，招待所的同志忙开了。从湖中捞上了新鲜的鱼、养殖的鲫鱼、准备了“共青”自产的板鸭、猕猴桃酒、全汁葡萄酒，用瘦肉型猪肉包了饺子。胡耀邦不喝酒，可是在“共青”却破例畅饮，“这是你们用自己种的葡萄酿的酒啊，我愿意用它为你们的事业干一杯！”这一切，成为陈家楼晚年难以忘怀的幸福记忆。

垦后代红色接力在再创业的跑道上

陈家楼后来担任德安县政协副主席，1994年正式退休。2007年，在纪念五四运动88周年、中国共青团成立85周年之际，200多名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青年代表欢聚在首都北京，参加“我与祖国共奋进”中国青年群英会，陈家楼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采访期间，我注意到陈得灵珍藏了父亲出席这次群英会的所有资料与证件，客厅的侧墙上还醒目地挂着群英会代表合影的长卷。

晚年，陈家楼经常被请出去做演讲，他去过江西、北京、福建、广东等地，虽然身体不太好，但他总是说：“只要我健在，有人愿意请我，我都会尽量答应。”他的听众大部分是年轻的大学生，他喜欢给他们讲过去的故事，讲那个让他为之自豪的共青城的崛起。“共青精神永远是一面旗帜，她已化成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给这些青年人做演讲，我很高兴。他们对于我都是一种尊敬的目光。可能我们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作为，对他们也能有一种触动。我想让他们明白：只有艰苦创业才有出路，只有开拓创新才有希望。”他经常勉励青年学子学有所成，自主创业。

2010年6月，陈家楼因胰腺癌去世。治疗期间，团中央有关负责人曾看望、慰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陈家楼摇了摇头，说：“没有什么困难，感谢组织的关心。”其实，两儿两女都没有正式工作，以打零工糊口。陈得灵说：“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上的财富，但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给予我们很多，我们作子女的给自己定位——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服务社会。”

在共青城的多次采访中，我深切感受到老垦们对共青城这片土地的热爱。他们在互相回忆当年垦荒岁月时，充满激情与自豪，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奉献青春热血感到骄傲，更为如今这片土地在阔步奔向“活力之城、实力之城、美丽之城、幸福之城”感到无比欣慰和荣光。陈得灵说，父辈他们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共青精神，是对我们年轻一辈最大的激励，我们为他们骄傲。

正是因为几代人的坚守，几代人的传承，饱受风雨洗礼的共青城，实现了从“社——场——市”的体制转变，先后获批设市，被列为了省直管市，成为了国家级赣江新区的四大组团之一，园区升格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现如今，共青城全市各项改革深入推进，产业转型纵深推进，高新企业集聚发展，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几年前，陈得灵主持成立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创业交流促进会，被推选为会长。“当年，父辈这群风华正茂、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心怀为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信仰，毅然舍弃大城市繁华优越的生活，志愿来到这块红土地，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留了这里。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挑战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垦荒山、种粮食，自给自足地开创了从无到有的新生活，为落后的山区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新理念。父辈们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垦二代、‘垦三代等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陈得灵在采访时表示，深为父辈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自己有责任让后代了解父辈的这段光荣历史，牢记和发扬父辈的精神，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助推共青城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采访之暇，我信步宽达50米的共青大道，树木成荫，人来车往。放眼望去，一座座新落成的建筑无不显出共青城勃勃的生机。很难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野岭，人迹罕至；60多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新型城市。陈得灵依然记得，晚年父亲时常徜徉在繁华的共青城大街上，看著行人如织、车水马龙，露出欣慰的微笑。

当年，“陈家楼们”在篝火旁遐想、憧憬的共青已变成了现实。浪潮涌动，岁月催人，当初的共青人现在大多已是耄耋老人，然而一代代共青人凝聚起的“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精神，仍在激励着新一代的共青人努力拼搏，续写着共青城发展的崭新篇章。而共青精神就像一根接力棒，正传递在共青城人第二次创业的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