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

复读班作为我们学生时代最痛苦的印记，雕刻进了每个人的记忆深处。

一

2004年，我高考落榜，父亲把我送到市里的复读学校，据说这里的本科上线率全市第一。

安顿好食宿后，班主任把我们吆喝到教室开动员大会，文科班70多人，熙熙攘攘互相自我介绍，我坐在角落里不敢说一句话，除了迷茫还有自卑。

班主任的动员大会，几乎是喊口号，首先用各种难听的话刺激我们，给我们贴上各种标签，如“落榜生”“差生”之类，接着向我们描述了魔鬼式的管理，如必须每天5：40到教室早读，晚自习延长到11：40，课外活动从20分钟减少到10分钟，她会每天跟踪管理。最后她向我们描绘了蓝图，必须让我们班的上线率达到90%以上。做了总结后，她说了一句：“同学们，一日为师终生为母啊，我要像要求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求你们。”班主任姓岳，从那时候开始，我们都管她叫“岳母”。

宿舍里一共四个人，最年长的已经24岁，是第四次补习，我们都称他“老补”，并认他为老大哥;另一个是“佛系”青年汪子冬，曾是我的应届班同学;还有个高大帅气爱出风头的歌唱家，我们叫他“刀郎”。

老补说，他本来要去打工，父母把他硬绑回来，考了三次，每次都差几分，他认命，但父母不认！“刀郎”说，他去年考音乐学院没考上，文化课拉低了分数，所以他只是随便補一补。佛系汪子冬感叹，他考不考得上无所谓，只是不想去太差的学校。最后轮到我，我说：“我实在想不到除了念书，还能做什么。”

不知不觉聊到午夜，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等太阳再次升起，魔鬼般的生活便拉开序幕。

二

开学头一天，我5：00便起了床，5：30进教室，已经稀稀拉拉有不少学生早读。“岳母”在讲台正襟危坐，看到我踏进教室，皱着眉点了点头。我旁边是个瘦小的女生，名字却很大气，叫刘俊杰，辫子上扎着蝴蝶结，满脸雀斑，对我笑了笑，又埋头读起英语。

到了5：40，“岳母”站起来，满脸阴森地说：“看来大家没把我的要求当回事！”她搬了凳子坐到教室门口，迟到者男生罚做十个俯卧撑，女生自扇耳光三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再没人迟到。同学们每天都超负荷地学习，由于长期缺乏睡眠，灶上伙食又差，我感觉身体很虚，常常蹲在厕所里睡过去。

有一天，英语老师讲课，教室后面传来很大的鼾声，此起彼伏。英语老师很尴尬，静默着听了一会儿，将书合上，说：“你们要是嫌我讲得不好，可以跟校长反映把我换掉，不要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他摔门而出，同学们大多幸灾乐祸，但也有少数好学生很生气，大骂上课睡觉的人气走了老师，害他们耽误功课。

班主任就像监狱长，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监视，我常能感觉到窗外她那放射着X光的双眼。她正如开学承诺的一样，早自习、课间和晚自习都跟踪式管理，让我们喘不过气。好几次，我和汪子冬企图逃课，都被她揪着耳朵拽了回来。

我的成绩一直处于下游状态，整日焦虑不堪，我开始失眠，体重一度下降到八十几斤。为了缓解压力，我会在班主任偶尔出去时逃掉晚自习，到草坪里吹笛子，一曲吹尽，对面宿舍楼里会有女生大喊再来一首。

老补开始逃课，而且一逃一整天。“岳母”很生气，给他们家打过好几次电话，却没有人接听。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哥哥出了车祸昏迷不醒，老补决定退学打工，给哥哥付医疗费。我们把这事汇报给“岳母”，没想到“岳母”很快找了校长，号召全校给他捐款，一共捐了三万多元。

老补的退学计划被迫终止，回来后，他像变了个人，学习很用功，晚上熄灯后，还要打着手电筒读书，渐渐成了班上前20名。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有了夜读的习惯，常拿了书到路灯下读，后来路灯下多了一个瘦小的女生，我的同桌刘俊杰。

三

学校召开一次又一次动员大会，每个月都会进行月检，每次都排名次。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病倒了，其中一人精神出了问题。兔死狐悲，我感觉自己很可能也会精神崩溃，于是开始逃课自救。

有一天，我在第二节课外活动结束前，“岳母”巡查离开之后的一分钟内，偷偷从后门溜到宿舍，很快就睡着了，睡得跟死去一样沉。

我以为天衣无缝，直到我看到满面愁容的“岳母”在帮我拉被子，旁边的宿管爷爷慈祥地看着我。那天，我情绪失控，号啕大哭。“岳母”摸着我的头说：“今天放你一天假，好好睡一天，明天不要再逃课了。”

我心里暗自发狠：今年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考上大学。

元旦，学校为了缓解我们的压力，决定放假一天，让每个班组织元旦晚会。“刀郎”唱了好几首歌，俨然成了明星。我用笛子演奏了《梁祝》《枉凝眉》，班上的女生才知道原来夜里草坪上的笛子少年是我，大家惊奇不已。我还即兴创作了一段相声，和同桌刘俊杰合作表演，赢得满堂喝彩。

晚会结束，不再上晚自习，大家都像解缰的野马，逃出了校门。刘俊杰那天特意打扮了一番，邀我去河边逛逛，说有礼物送给我。

她从家里带了一本线装《红楼梦》借我看，说对写作文有帮助，还能放松神经，缓解失眠。她又送了一支很漂亮的笛子给我，我们沉浸在落日熔金的灿烂中，她的脸被晚霞染得绯红，我心里异常温暖。

那天开始，我的失眠渐渐好了。

后来，逃课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同学成绩起色不大，渐渐不再努力学习，甚至开始反叛。

有一天晚上，我约了汪子冬去附近的浴池洗澡。出来后，冷不丁地，汪子冬被身后一个醉汉勒住脖子，几个社会青年围着他一顿乱打。我拔腿跑回学校，喘息着向教室里喊：“快，男生都跟我走，汪子冬被混混打了。”

教室里顿时乱套了，我们全然不顾“岳母”的断喝，男生们嘴里脏话乱飞，满教室找武器，跟着我去校外，很快就和混混们大打出手。大家似乎都很躁动，不断发泄着、怒吼着。

直到警察来了，大家才一哄而散。后来才知道是混混认错了人，将汪子冬认作撬掉混混女友的男学生了。

那天晚上，“岳母”用毛巾给我们几个挂彩的人敷脸上的肿块，她一边数落着我和汪子冬不该逃课，一边吧嗒吧嗒掉着眼泪。

回到宿舍，我和汪子冬挨个儿去给同学们道谢，男生们几乎都表达了一个意思：“不用谢，我们只是出自己的浊气，跟汪子冬没关系。”“我们是借别人的葬礼哭自己的恓惶！”

从那以后，学校采用了封闭式管理，晚上8：00之后不再让学生走出校门。

四

離高考还有两个月，学校不再组织任何活动，月考变成周考，我的成绩渐渐在班上排到了前十名。我仍然坚持每天晚上在路灯下夜读，刘俊杰也每天必到，总是坐在我旁边一言不发，直到熄灯回宿舍前，道一句晚安。

失眠好了以后，我的身体也渐渐好起来，但班主任“岳母”病了，她向学校递交了辞职申请。我和汪子冬常去医院看“岳母”，每次去她都关切地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去过几次后，她就不让我们再去了，让我们想她的时候就打电话。

每次通电话，她都闭口不谈病情。离高考越来越近，我们的学习越来越紧张，“岳母”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由于我们的学籍都在县里，我们必须回县里参加高考。5月下旬，学校就放假了。

离校前，我们宿舍四人喝了一夜啤酒，“刀郎”喝醉了，哭得一塌糊涂。我们才知道，他偷偷和班花谈恋爱，却没有办法和班花考上同一所大学，面临着毕业分手，他说胸口像刀扎似的疼。汪子冬仍是那么佛系，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今晚何必那么伤感。”老补喝得最多，和我们每个人都拥抱了好久，并鸡啄米似的亲每个人的脸，说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那天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在喝酒，都在哭闹。复读班作为我们学生时代最痛苦的印记，雕刻进了每个人的记忆深处。

离校那天，最后一节课，我提前出了教室，不敢和任何人告别，逃离似的离开了。当出租车缓缓从校园驶出时，司机说，有个女生一直在跟着车走呢。我回头看了看，是刘俊杰，她一直步行跟着车，脸上似乎有泪痕。

我下了车站定，长长出了一口气，冷静下来，才走向她。我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拍了拍她的肩说：“再见了，你好好考啊，常打电话！”她眼泪掉了下来，将一张纸条塞到我手中，转身回了教室。

出租车行驶在通往县城的高速公路上，我对未来很迷茫，不敢打开刘俊杰送我的纸条，车窗外凉风习习，我一松手，纸条腾空而起，升上了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