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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的权威与民主

2019-08-27 03:34:00 《速读·中旬》 2019年8期

谌桢

◆摘 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古人认为,道德教育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早在春秋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尽管春秋时期,我国的社会状态已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孔子寄希望于用德教来治理国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只有运用道德的力量,进行道德的教化,才能使老百姓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秩序。不难看出,德教从它产生的时候,就既具有它的强制性,又具有趋众性,权威与民主并存。

◆关键词:德治;权威;民主;文化

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化,在经历了历代统治者运用和变革之后,道德教化便从民众(包括统治者)的自我约束,而上升为权威,甚至是带有很强的法制功能。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始,德教就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甚至取代法律建设,而成为治理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德教的民主功能渐渐弱化,在道德教化面前,民众也不再去关注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听任道德的约束甚至审判。

在佛教没有流入中国之前,真正能代表中国主流文化的是儒、法和道三种文化存在。应该说,三种文化存在,都能关注人的社会联系,把个体的人放到社会范畴去约束,去治理。对个体人的约束与治理,既要关注个体人的自身修养,又要关注个体人的对秩序社会的服从,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儒家倡导以德治国,法家倡导以法治国,道家倡导无为而治。特别是儒家和法家,这两种文化存在,都能从人的社会联系角度看待人的修养与管理。但儒家倡导的德治思想最终还是占了主导地位,并被统治阶级奉为为政之本,治国之本。使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而依然把德教作为治国的最基本主张,而以法治国的意识形态未能得以实现。儒家的德治思想之所以能被统治者接纳,更多的原因是看中了德治思想中以德治国给人民带来的诱惑。其实,从孔子提出的以德为政的初衷来看,孔子更多地时强调统治阶级要恪守道德尺度去治理国家,在那个时代,这种治国主张和残酷的刑罚相比,无疑是进步的,顺应民心的。而且,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想构建有秩序的社会,在春秋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尽管孔子的这个主张有一点的空想的成分,但还是能被人民接受。但后来的统治者在尊崇道德的秩序中,统治者越来越强化的是自己的权威,为了这个秩序,或者过于强调自己的秩序,而忽视了人民的需要,并把道德约束用来治理百姓,道德教化完全是针对百姓,统治者自己则完全超出了道德的约束,德教的权威的地位越来越强了,而德教的民主地位渐渐失去。因此,德教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我个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尚德的国家,依然在夸大“德”的作用,过于看重“德”对民众自身修养的约束,而忽略了“德”本身的强制与权威和由此产生的官本位,民众并不能从内心需求去看待“德”的价值,而一味的趋从,或趋众,德教的民主性慢慢就被弱化,甚至丧失。在这个过程中,德教的权威也随着德教的民主性的丧失,而失去权威最本质的内涵。因为真正的权威首先要体现民众的利益和民众的意志,民众的利益得到保障,民众在心中才能把它视为权威,否则只能把权威看成套在民众头上的枷锁。很显然,尽管德教历经的两千多年的历练,但德教本身,并没有形成民众的自我接纳,民众不能从修身需要去对待德教,德教也就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先进的权利文化。

从历史进程上来看,人类相对先进的文化有三大主流文化: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化,二是近代的科技文化,三是现代的权利文化。权利文化的特点是,社会的各项建设紧紧围绕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来进行,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非常强烈。不难看出,我们民族的德教文化,在发展进程中,距离权利文化越来越远,德教使我们民众渐渐缺少民主意识、自主意识。这对推进现代的权利文化,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构建民主社会,带来的一定的难度。

我们不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很优秀的传统,例如中国的传统艺术就非常了不起,展现了东方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但德教的主流文化的权威性,必然导致民族文化也存在很多缺陷。德教文化使我们的文化从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看,基本上属于服从文化,或者说是官本位文化,这是与权利文化相对立的。官本位文化强调服从,强调老百姓服从政府,强调各级官员的重要性,强调上下尊卑,强调等级秩序,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等级森严。而权利文化则强调公民权利,强调政府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强调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权,看重民众个体自身修养和强化自身修养带来的文明和进步。可以说,德教文化本身应该是能够促进权利文化形成的,但駕驭德教文化的统治者,如果仅看重德教文化的权威和忽视德教文化民主的内涵,德教就会走向和权利文化背离的一面。

应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从官本位文化向权利文化过渡时期。一方面,权利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对公民权利的强调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推行依法治国战略的成果。另一方面,官本位文化还根深蒂固,这也是官僚主义的根源,而官本位的根源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德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看到我们民族文化主流是优秀的同时,也要认真分析民族文化中阻碍进步文化发展不合理的一面,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去构建进步的优秀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