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汉中

千百年来的档案管理实践都重复着一个事实：档案控制。档案控制是对档案信息进行有限开放的一种管理行为，是档案管理活动中最为常见的管理方式。自从档案问世以来，档案信息一直是档案所有者和管理者严格控制的社会信息。在古代，档案管理“森严禁密”于宫墙内的“石室金匮”之中，“学士大夫罕有至其地”“终生不得窥见一字”。即使在高扬“开放原则”的今天，档案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待字闺中，与社会公众有着不小的距离。这应该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最常见的状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奇怪的是，这一最常见的档案管理方式却没有被纳入学者研究的视野。中外档案学者莫不如此。这似乎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基本常识，由于是基本常识，却让人们往往忽视了对其理论根据的探讨。这应该是档案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中，统治者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是档案的唯一管理者和利用者，档案信息分享是作为政治资源进行分配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档案也不例外，封建统治者视档案为“君主的安慰”“插入鞘中的剑”。封建王朝作为档案的唯一管理者和所有者，实行的是档案封闭政策。在西方的封建社会，由于政治势力呈多元化态势，档案管理主体虽表现为王室、教会、自治城市、封建庄园，但也均呈封闭状态。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政治势力大洗牌，政治格局和社会观念都出现了重大变化，档案信息的分享方案也随之发生变化，新政权将封建势力控制下的档案信息收归国有，并向国民开放，这便是档案开放政策的肇始。而实质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开放政策”并不如后来档案学者宣扬的那么浪漫，成为“历史的粮仓”，新政权产生的档案仍然回归到严格控制的轨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上形成了30年封闭期的国际惯例，而这一档案信息分享制度仍然不断受到挑战。从档案的开放政策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公众对于档案信息的分享权利的获得是十分艰难的。档案资源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主动触及档案控制的话题。

从表面来看，档案只是将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一部分具有保存价值的信息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以备查考，但实质上档案构成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某些利益的重要核心信息资源。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基本素材，它所承载的国家、民族、社群、个体的过往历程正是集体记忆所要留存、追溯的对象。“集体记忆”理论奠基人哈布瓦赫认为，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每一个社会组织，为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将档案的记忆转化为“公众话语”，形成集体的记忆，使之长久地发挥作用。冯惠玲教授指出，“集体记忆和档案资源都是‘建构的结果”，建构主体的立场、观念、知识、情感都会投射到“建构物”的内涵与结构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主体和影响要素很多，它的可塑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当前的关注和理解。而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档案资源是一种经过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要素，它给关注者提供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通过这种方式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劳因认为：“档案正在成为理解、恢复和表达社会记忆这一挑战的中心问题。”“档案构成国家和社会的记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是信息社會的基础。”档案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产生和形成的，并不是事后写给人看的，她真实地记录着该群体历史的原貌和当事人的真情实感，是原汁原味的民族记忆的载体，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在其中得到最真实、最实在的体现，同时档案也具有文化塑造功能，档案不仅具有记忆的功能，还会影响着文化再生能力。档案控制就意味着文化发展趋向的主观导引，因此，档案控制是档案管理的一种必然状态。档案管理现状实质上是控制与反控制长期处于一种不断博弈的过程中趋于平衡的结果。档案所有者会根据自身利益来确定档案信息的分享方案，通常表现为权力主导下的信息分配机制。档案的开放程度反映着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也反映着社会的文明程度。

长期以来，对于档案信息的控制，大家做得小心谨慎，对“术”的研究颇多，而在“学”的层面上却避而不谈，仿佛是天经地义而无需理论。这种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档案管理理念在社会转型时期显然不合适了。档案资源已由政治资源转变为公共资源，作为档案管理者有必要为档案控制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社会公众在信息不对等的状态下，必然会对档案控制产生误解和不信任。作为档案管理者也需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利益和权益等各方面的影响巨大，且微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有合理、科学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使档案控制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才是理性的行为，并具有文化的意义。否则，档案信息的控制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定性的状态，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档案部门必然会随社会风向不断调整而找不准自己的社会定位，也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公共力量就需要一个自己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按照公意的指引而运转。”因此，政府对于档案这种公共资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对于档案控制无疑具有权力主导作用。因此，国际档案界普遍认为对档案的控制与管理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政府对于档案控制具有权力主导作用，但并不是档案开放实施过程中唯一发挥作用的权力。档案由控制到开放，势必会触动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如部门、地方、档案管理机构等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影响力，各种权力仿佛看不见的手决定着向社会公开档案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对档案管理中的这种现象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便很难为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什么已呈多元化的趋势，也更加方便快捷，档案部门对于档案控制的只做不说的状况，难以消除社会公众对档案的神秘感和对于档案开放政策的疑惑，档案部门所做的一系列社会化服务的努力也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档案社会化服务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稿日期：2019-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