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

摘      要：通过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法对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各类符号表征进行分析，寻绎其价值观由“锦标主义”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转变过程及逻辑机理。研究认为：通过反思早期对现代奥运符号移植的弊病，全国民族运动会逐渐形成对奖牌、会徽、火炬、媒体话语等锦标主义符号的在地化重构。与此同时，在文化自觉和符号政治的推动下，蕴含“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的符号不断集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开幕式、会徽、赛会制度、官方话语等特殊安排而凸显和强化。国家应掌握并充分利用各类符号，借助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建立中国话语的国际体育文化体系与生态空间。

关  键  词：全国民族运动会;锦标主义;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4-0022-08

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surve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all sorts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all the previous National Minorities Games， sought for the process and logic mechanism of the changing of their value view from “Championship Mania” to “One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by rethink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modern Olympic symbo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s，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Games gradually formed the localized reconstruction of Championship Mania symbols such as medals， emblems， torches and media discourse. In the mean time， driven b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ymbolic politics， symbols containing the value view of “One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pt aggrega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wareness was highlighted and intensified through special arrangements such as opening ceremonies， emblems， competition systems， and official discourse. China should control and fully utilize various symbols， forg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wareness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ding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Games， and then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sports culture system and ecological space with Chinese discourse.

Key words： National Minorities Games;Championship Mania;One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全國民族运动会又称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第11届将于2019年9月在郑州举办，全国民族运动会在举办地展演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兼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国家在场”下各种符号汇集的文化空间。它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创造语境。

“体育文化从来不是简单的身体活动，在身体活动和技能竞赛中，还有仪式、标识等符号系统，这些符号最终指向终极‘意义，即价值观”[1]。“价值观体现了主体关于客体的效用性和意义性的基本观点，它要回答诸如‘看重什么‘珍视什么‘追求什么‘信仰什么这样的问题，从而为主体进行评价、取舍和选择提供立足点与最终标准”[2]。全国民族运动会通过各种符号形象展示主体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不仅与国家、地方政府、参赛民族、运动员、广大民众等主体的利益、需要、愿望、兴趣、动机、目的相关，而且还是一定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政治性。经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搜集发现，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是“锦标主义”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纠葛的过程，也是此消彼长的过程。本研究借助符号学视角，通过对全国民族运动会场域中各种文化符号的解读，探寻其价值观的嬗变及背后的逻辑机理。

1  现代奥运符号的文化移植与锦标主义价值观的“在地化”

全国民族运动会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的体育盛会。初办时，无论赛事宣传、竞赛规则、赛制设置，还是吉祥物、会徽、会旗、火炬、会标、会歌的启用等无不借鉴西方体育赛事的理念和运作模式，借此与世界“接轨”。但却造成全国民族运动会的金牌主义、锦标主义盛行，与最初办会理念相悖，带来诸多弊病。为消解不良反应，锦标符号需要进行“在地化”，以此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民需求。

1.1  锦标符号植入及负面影响

1）奥运梦的内化。

回顾我国现代运动会的历史，参加和承办奥运会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使得中国人想办自己的“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想法异常强烈。因此，全国民族运动会兴办时植入了奥运会和“全运会”的成熟运作模式和理念。

奥运情结和锦标主义在其会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86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第3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首次启用了会徽、会旗和会标，标志着全国民族运动会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发展道路。

从图1-5可见，第3-7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主体图案的形象是现代体育的物质文化符号，如跑道、运动员、火炬、环等，所传达的符号意义也是“更快、更高、更强”的锦标竞赛精神。显然，这一时期全国民族运动会会徽设计深受现代奥运会和锦标主义的影响。

夺取奖牌是锦标主义的典型特征。前7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设置奖牌榜，前8届设置金、银、铜牌。这促使运动员们争金夺银，金牌、奖牌数目成为评价各代表队工作成绩的硬性指标。即便第9届运动会改革了奖励办法，以一、二、三等奖取代了金、银、铜牌的奖励体系，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锦标意识仍很浓厚。新疆在备战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时，“自治区体育局坚定不移的彰显发挥优势，争金夺银，为新疆各族人民争光的目标”[3]。同样在此次运动会的秋千项目中，长期雄踞霸主地位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一等奖失之交臂，仅获得了4个二等奖。于是，延边州相关部门决定加大对2011年6月公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朝鲜族传统体育条例》的宣传力度，条例明确指出了对省级、国家级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取得一、二、三等奖的运动员、教练员给予升学和考公务员等一系列奖励。这固然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愿，但更多还是受锦标主义的影响。

2）锦标化的弊病。

一方面，锦标主义价值观的金牌至上思想严重影响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发展。每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开赛前，各参赛省份“财政拨一笔款，体委民委出一些人，到专业队伍拉一批夫，训练一段时间，组建一个草台班子，为金牌一战”[4]。另外，民族身份“枪手”众多。由于前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基本上都要求参赛的一定为少数民族，在追金夺银利益驱使下，出现众多少数民族选手被拉来当“枪手”的现象[5]。在贵州举行的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前，就发现并清理冒充少数民族等弄虚作假的运动员数百人[6]。

另一方面，锦标主义价值观下对民族体育的“现代化改造”，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如传统的抢花炮由斗智斗勇的民族体育项目变成真正的“橄榄球”，失去了固有价值，观众也少之又少。又如，第7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马术比赛后，出现牧民着急卖马的窘境[7]。此届马术竞赛规则规定“赛马必须是中国出生的非英纯血马和非阿拉伯马”，而专业队的优良杂交半血马并没有被排除在外，这些马包揽了速度赛马短距离金牌。当“专业马”影响到牧民赢取奖金时，牧民会选择退出，转而参与走马和长距离赛马，那么速度赛马有可能会在民间萎缩。

总之，在奥运情结、锦标主义和金牌主义影响下，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与办会初衷背道而驰。职业运动员成为赛场主角，民间选手展示空间越来越小，严重挫伤了广大少数民族运动员的积极性。全国民族运动会想要健康发展，必须剔除锦标主义的不利影响，回归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初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2  锦标符号“在地化”

锦标主义作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附属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自觉的影响及时代重心的转移，必须自觉做出适应和服务社会的调整，进行“在地化”调适，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激励手段，成为人们身心和谐发展的优势资源。锦标主义的“在地化”，就是锦标符号的本土化、中国化过程，是将锦标主义符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盲目全盘吸收锦标主义影响下的赛制和模式，以此适应地方需要的过程。

1）奖励规则和奖牌设计本土化。

为淡化金牌意识和锦标意识，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规定“各競赛项目录取前8名，前3名获金、银、铜牌，第4-8名获名次奖的同时，也享有跟第3名一样的铜牌并一起上台领奖。”[8]该届运动会还不设“金牌榜”，注重和谐和友谊的表现，被誉为“最温和、最有人情味的运动会”[9]。第9届运动会继续改革奖励规则，“将竞赛表演项目金、银、铜牌的奖励体系，改为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的奖励体系，以扩大奖励面，突出参与性”[10]。另外，此次运动会的奖牌也不再使用传统意识上的奖牌形状，而是“第一次设计并制作了具有贵州民族特色的‘牛角状奖牌，将‘贵州少数民族元素完美地结合到民运会之中”[11]。这也是锦标符号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2）会徽设计民族化。

第8-11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在设计理念上发生显著变化，符号“所指”图案以民族文化符号替代跑道、运动员、火炬等锦标符号，在“能指”意涵上着重传递和表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从图6-9可见，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看上去像是一条飞舞的龙。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由5支不同颜色的牛角组成的字母“G”或数字“9”。第10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以阿拉伯数字“10”与飞奔的骏马形象相结合为造型。第11届会徽主体看上去像汉字的“中”，主体图形由腾飞向上的龙、凤构成。在这4个会徽上再未出现现代西方体育符号或锦标符号。锦标符号逐渐淡出全国民族运动会会徽设计。

另外，虽然三环会旗与奥运五环相似，但它蕴含着我国民族运动会的发展历程和民族精神，承载着我国各民族团聚统一、不断探索的历史，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图像，是锦标主义和奥运精神的民族化呈现。

3）火炬传递中国化。

火炬是奥运会的典型符号。火种代表希望、和平和团结，通过传递更能激发民众的体育情节、树立民族自豪感。火炬传递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中不断被中国化创新式使用。第6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圣火火种采集于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中华民族圣火”。当时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说：“圣火的采集，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追求光明的精神;圣火的交接，喻示着北京与拉萨、内地与边疆各族群众心连心、休戚与共的兄弟情谊。”[12]在第10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第一次实行火炬网上传递与实地传递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进来，加速火炬的中国化、民族化和现代化。

4）媒体话语淡化锦标。

“媒体对于所报道事件的选择性，虽不能直接左右大众对这一事件的判断，但却能决定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度”[13]。从《人民日报》对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淡化锦标意识的倾向。第5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中，《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体委关于淡化金牌意识的发言[14]。《人民日报》针对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不设奖牌榜的行为，提出这是在培养“‘奥林匹克之外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精神——一种更加富有人文精神的体育传统。它关注审美性、共娱性、参与性;不重竞技亦不重胜负。无论输赢，都被看作是对人生经验的磨砺，对社群生活的热爱，对人格完善的促进”[15]。《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展现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舞台，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展演场，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从它关于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报道看出，国家强调淡化锦标意识的要求，并由上而下地影响全国民众的体育价值观。

在锦标主义价值观逐渐淡化的同时，另一种价值观却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中得到加强，即“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内化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的构建

2.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意义

1）“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费孝通[16]说，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1年两岸发展论坛中提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是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和解与国家统一不可少的工作。”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在继承“中华民族”既有认知和“多元一体”理论基础上，对共同体的新发展。它强调尊重差异、缩小差距，强调用一体规范多元，一体是多元得以获得生命的源泉[17]。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拥有共同历史叙事和历史记忆，建立在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之上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实体。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包括3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主要针对国内各民族，要认同“中华民族”;第二层含义是与港澳台同胞一起建立共有的“中华民族意识”;第三层含义是针对全世界华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8]。郝时远[19]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和成效，决定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和成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能使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交往、交流和竞争中，共筑合理的世界体系，维护世界和平[20]。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我国国内各民族团结，有利于顺利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有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2.2  “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的符号集聚

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办会宗旨都围绕“团结”展开，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导向，这种“团结”朝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

1）开幕式演绎一家亲。

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都有民众喜闻乐见的开幕式大型文艺表演。表演的名称不尽相同，但蕴含着共同的主题——民族团结。從第8届开始，侧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8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名为《永远的和谐》，分为3章，分别介绍56个民族诞生、共存、共享的景象。第9届开幕式名为“天地人和中华颂”，贯穿中华各族儿女民族大团结的主题。第10届开幕式以“吉祥草原、守望家园、中华梦圆”命名，展现各民族共创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愿景。

2）会徽符号寓意共根。

前文提及第3-7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会徽中，以锦标主义符号为主，而到了第8届开始体现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从外形上，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是由变形的阿拉伯数字“5”和“6”巧妙组合成“8”字，体现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是56个民族的盛会。将举办的第11届运动会会徽主体是汉字“中”的形象，突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价值观呈现。这几届会徽的主体图样设计中，频繁出现的龙和凤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也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还展现中华民族追求祥和、幸福、仁爱的美好愿望。通过龙凤的象征符号形塑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共根认同。

3）参赛主体共建共治。

第1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有汉、蒙、藏、纳西、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苗、傣、朝鲜、满、彝等民族参赛，而之后汉族被排除在外，运动会也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直到2015年第10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时，首次允许汉族运动员参赛。第11届全国民运会“延续上届运动会允许一定比例汉族运动员参赛的做法，集体项目由汉族运动员和少数民族运动员共同组队参赛。”[21]这是我国民族运动会史上的一大进步，是“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指导下的重要决定;这也体现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层内容。自1991年伊始，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都有台湾代表队。台湾学界在观看完运动会后，也认为应加强两岸传统民族体育界的交流和共识，如此对少数民族的运动发展必有更好的愿景[22]。另外，运动会中还有港澳观摩团的参加。港澳台的加入，为中华民族一家亲添上完美一笔。这是在两岸三地相互认同的血缘、地缘与精神基础上出现的，有利于实现我国统一大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二个层面内容。

4）项目共享交流。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虽然产生地各不相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但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这些项目已由各民族共享。在竞赛项目上，各省参赛队伍可以任选项目进行参赛。例如，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新疆共参加秋千、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等9大项竞赛项目，第10届运动会在竞赛项目中增设民族健身操。这是2013年国家民委发布的中国首套民族健身操，采撷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华，融合20多个民族的舞蹈元素，并融入现代舞蹈的时尚元素，共有56个节拍，寓意56个民族。第11届运动会鼓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表演项目编创相互借鉴、相互学习[21]。由此，充分体现出在“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引领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共享性。

5）媒体叙事塑造共同体。

1982年《人民日报》针对第2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采访当时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次运动会开成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盛会”[23]。第4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结束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组织主席詹洛克的感慨：“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政府出那么大的力，花那么多的钱，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24]《人民日报》把在西藏举办全国民族运动会看成“增进祖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友谊和相互了解”[25]的会议。第10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时，《人民日报》明确指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本次运动会办成一届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盛会”[26]。从《人民日报》对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报道中能够看出，使用词汇在发生变化，由“中国各民族兄弟姐妹”的表述，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变，是我国民族政策不断发展的时代印证，也是“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塑造的表现。

3  全国民族运动会价值观的嬗变

3.1  本土身体文化符号的自觉

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由追求锦标主义到注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嬗变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征。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由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共同建构而成，每个体育项目又是由一连串的身体动作组成，这些动作作为符号，传达着该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表达着社会意义、书写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27]。由这些动作构成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身体的动态符号，可以跨越语言进行交流和传播。作为符号系统，各民族传统体育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信的发展过程。文化自在强调该文化的客观存在，而文化自觉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8]。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29]。

從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开展来看，1953年第1届运动会所展现的就是一种文化自在，“大会的目的就在于整理研究民族形式体育，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逐步地予以提倡和推广，使之成为科学的、为广大人民所爱好的体育项目”[30]。此次运动会在于搜集全国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构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系统，是向全世界展现中华各民族“站起来”的重要标志。但由于缺少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区别的深入认识，以及客观条件所限，全国民族运动会采取奥运模式运作，导致在民族团结的舞台上过分追求锦标主义的价值观。

锦标主义价值观带给全国民族运动会一系列问题，引发国人对中华民族体育和西方现代体育关系的思考，“文化自觉”意识逐渐萌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是指中华民族对于其自身体育文化的自知之明，既要清楚长处，又要了解短处，要正确认识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与农耕文化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季节性和娱乐性特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整体健康观、道德观的体现。西方现代体育是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体育，具有跨民族性、跨地域和季节性的特点，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全国民族运动会与西方锦标主义奥运会存在较大差别，不能照搬西方奥运会模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逐渐淡化锦标精神，转而加强对“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的培养和构建，这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呈现。

对比两种价值观在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展演后，认为锦标主义价值观讲求“多元”分散的各民族运动，是现代西方体育的产物。它强化竞技精神，是职业运动员的舞台，讲求更高、更快、更强和追金夺银的争霸，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讲求“一体”集中的运动，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产物。它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民众的共享，讲求更团结、更和谐、更健康和休闲娱乐的目的，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必须进行价值观的转变，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全国民族运动会办会宗旨所在。

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国人更加认同并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是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经过时间的历练和不断探索，全国民族运动会逐渐走向成熟，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本土身体文化符号自觉的产物，使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自信”，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

3.2  从政治符号到符号政治

“政治往往影响体育的性质、任务和目的”[31]。体育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作为身体运动符号的各民族传统体育，在全国民族运动会大舞台上的展演，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产物，是国家实施民族团结政策的一种机制，也是政治的符号表达。在运动会上各民族被要求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参赛，身体演绎着具有民族性、竞技性、观赏性、安全性的项目。此时各民族运动员的身体不再仅是生物学上的物理事实，而是由权力覆盖、赋予其意义的驯顺的身体[32]。这种被打上烙印的身体，是“政治身体”，是被权力、社会和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也是承载意义的隐喻[33]。这些“政治身体”演绎着各民族的共存、共享、共荣，展现着国家政治策略和民族政策。

全国民族运动会初衷就是超越运动竞技性，其真正魅力在于文化意义和政治价值[34]。第1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目的是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第5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办会宗旨是“发展民族体育，增强民族体质，加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主题词是“团结、强健、奔小康”。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主题词是“和谐中华，多彩贵州”。第10届为“相聚内蒙古，共圆中国梦”。第11届为“奋进新时代，中原更出彩”。这其中的“国防建设”“两个文明建设”“小康”“和谐”“中国梦”“新时代”正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因此，全国民族运动会通过各种图像和文字符号传达、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政治使命。

受奥运梦和锦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各民族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上更多的是争金夺银，中华民族“多元化”不断加深，在面对国外政治、经济、文化冲击下，若国内只讲求“多元”而忽视“一体”，中华民族必将遭受重创，一盘散沙。基于此，需要淡化锦标意识，共同团结奋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不是取消民族差异，而是在自觉、自愿、自主基础上的取长补短，不是政治强制推进，而是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35]。在全国民族运动会这个文化空间中，国家借助会徽、主题词、领导题词、竞赛规则、官方媒体话语等各种符号加强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表达着“一体”的价值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

政治导向和政策实施不仅需要借助“国家在场”的符号（国旗、国徽、国歌、国家领导在场等）展演，同时还需要媒体的传达。“媒体政治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须通过媒体影响决策”[36]。从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媒体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意志的表达，通过这些主流媒体的表达，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现实[37]。从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各种符号展演中看出，“参与体育和娱乐的权利已经是现代国家建设项目的核心方面之一，提供培养新的成员和归属感的手段，并将不同的族群纳入共同的领土中”[38]。

当今世界是符号权争夺的时代，“可以说，不仅是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39]。善于掌握、运用符号是政治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从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演变可以看出，国家逐渐认识到符号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征用各种符号为其政治服务。运动会场内外的各种符号不再是政治象征符号的一部分，而是将全国民族运动会视为“政治符号场”。这个符号场必须站在国家建设的高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铸就民族基石;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上凸显国家意志，強化国家治理功能。因此，可以将全国民族运动会视为一次锻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符号的政治再造过程，可视为符号政治。

4  结论

全国民族运动会是我国各民族展现传统体育文化的舞台，又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信”发展的符号场，还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载体。通过对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各种图像符号、文字符号、语言符号、身体符号等的分析，将其价值观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锦标主义时期，第二阶段为“中华民族一家亲”时期。两个阶段并没有严格的划界，只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锦标主义是全国民族运动会前期的主要价值观，集中表现为全盘照搬现代西方体育运动会，特别是奥运会的理念和运作模式，包括各种锦标符号如奖励机制、体育符号、“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体育宗旨等。因锦标主义存在诸多弊病以及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觉的强化，使其逐渐淡化。但这种淡化并不意味着锦标主义彻底消失，而是部分符号采取了“本土化”和“在地化”的模式继续存在。“中华民族一家亲”价值观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全国民族运动会一直以来的办会宗旨就是民族团结，但是在锦标主义价值观强烈时，民族团结被各代表团“争金夺银”所掩盖，而随着民族的文化自觉，场外的媒体报道以及场内各符号的再建构，中华民族的“一体”符号增多，并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使全国民族运动会成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这种嬗变不仅是中华文化自觉的产物，更是政治认同和政策施行的舞台，是国家在场下政治符号展演的文化空间。当今时代是高度符号化的时代，国家要掌握符号话语权，将符号进行重构和利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

“体育具有两种重叠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它具有创造社会凝聚力的内在功能。另一方面，具有促进和宣传一个国家在国外的力量的外在功能”[40]。全国民族运动会需要在尊重差异、缩小差距、不强调特性的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更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彰显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民族自信。借鉴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世界土著人运动会等经验，“建立一个非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体育文化体系与生态空间，让世界各民族的传统体育得以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进行交流、融汇与互动发展”[41]，为实现中华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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