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罡

【摘要】新时代下如何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已成为中国声音走向世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历史维度来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话语围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表述。其表述规范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表达底层大众的呼声。中国话语表述的历史起点可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路线不仅通过文艺界的整风对知识分子进行大众化的引导和革命性的规范，而且通过革命文艺阵线及阵营的布置，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中，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自觉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大众话语政治。

【关键词】底层话语  作者意识  政治化  阵线

【中图分类号】I206. 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008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将唯物史观视为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生动呈现，其与所有狭义上的专门史观不同，而是从神学、哲学和法学等观念形态及其话语表述中走出来，深入现实的经济生产及生活中，考察那些不平等且不断对抗的物质关系，从而揭示历史在社会变革中发展的真实动力。[1]既然唯物史观不同于将社会变革表述为帝王将相的政治精英史，也不同于专业知识分子书写的文化、艺术或经济史，此特质也就产生一个问题的思考：历史的书写和话语的编制，乃至对真理的表述，始终处于一个编撰的过程，且此历史的编撰时刻面临如何公平地反映人类生活的全貌，并书写那些来自底层的声音。而问题在于如何能让底层民众发声？如何让其声音在理性机制下表述为有意思（义）的话语？又如何使这些话语让在场的权威听得懂也愿意听？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分散在经济活动中且处于市民社会状态下的底层大众，在没有从政治上由自发状态进入有组织的抗争之前，并无历史可言。他（她）们或许能在权威话语下离散地叙述其自在的经济生活，但很难在此表述中形成自觉且批判的阶级意识，而只能被权威代表表述成為其自我言说中一个沉默且空洞的符号。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应当使底层民众在经济上自主，而且要使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独立言说。在中国，真正从话语上把中国革命的本质特征表述清楚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再强调历史终究是由人民创造的。其目的就是要把书写历史的权力交还给底层民众，使劳苦大众的声音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则成为中国底层历史编撰的话语起点。

去“作者”化

既然要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编撰交还给人民，那么要用何种表述方式来书写底层的声音？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要打破底层民众的沉默，更在于如何在理性表述的范畴内建立底层言语的传播渠道。此“渠道”就是从事话语编撰的知识分子。可如何使知识分子的表述忠实于底层的声音，而不仅仅是以作者自我为中心的创作？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文艺路线首要考虑的问题。

知识分子由“作者”向“底层者”的身份转变需要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论述。底层者这一概念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狱中札记》中从三个方面对底层话语进行论述。第一，其指出话语规范下书写权的归属和博弈。上层阶级的统治并不只是暴力和威压，而是其言语对书写的引导乃至支配，即一种在文本、知识和话语传播中通过符号表述的象征力量。知识分子手中的“笔”与上层话语的从属关系则成为将国家机器与文化感召力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体化政权”的关键。革命决不是简单地夺取国家机器，而需要争取处于中间阵营的知识分子来获得文化领导权。第二，其提出要对关于底层话语及其革命理论进行重新编撰。理论语言一定要基于社会实践，其编撰的历史应极具表现力和画面感，明白易懂，而不能脱离历史现实，成为武断且抽象的陈述。第三，其强调底层运动是离散和自发的，在组织上存在着不平等、分布不均衡的差异性，难以结成统一阵营。而这种离散状态也正是底层民众在历史编撰中沉默的原因。因为书写其历史的素材、文本、记忆和经历在上层话语的支配下呈现片断式乃至碎片化的特点，难以搜寻。[2]而历史编撰者（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和挑战正是如何深入民众，搜索、整合并表现这些有关底层生活的“片断和碎片”。

既然知识分子是使底层得以言说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决定因素之一，那么延安文艺路线则在对知识分子的治理实践中，从策略上对此“书写的力量”进行引导。这种引导首先瓦解的是以自我创作为中心的作者意识。此意识源于唯心主义传统中的启蒙美学。其在先验理性和“超感性”的感召下以道德意义上的“启蒙”将自诩“崇高”的美学评判凌驾于被表述的人与物之上，从而区分高贵和低贱，文明和野蛮。对于写作而言，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会在作者的自我定位上附加先验的价值取向或理性考量，即“我”应在一种有良知、道德且可感化的普遍人性下言说，要以一种假设人人都有也应该得到的同情心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写作。在此自我显现的美学评判下，知识分子依据“为我所知”，按自我设定的理性表述来赋予意思（义）、界定话语和建构文本;而另一方面，此界定又排斥那些“不兼容的素材”。这种分化也引发作者身份的分化：一是将自己定位为文化精英，认为自己从属于上层阵营，其设想的价值、理念乃至追寻的理性就是规范，而拒绝此规范者必然“愚不可及”;二是自己并不认同上层阵营，但因文化背景一致也并不排斥，同时又与底层交织，以局外人或启蒙者的姿态来同情底层者，却不愿在知识和情感上与其相融，往往坚持政治中立和自由主义式的多元价值、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反感上层权威时，又以自我为中心的启蒙来教化底层者。底层者的沉默和从属地位并没有被改变，而是被延续了。

作者的“自以为是”与底层者的“卑微”现象亟须扭转。而真正从策略上实现底层意识对作者意识的取代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路线的确立。此路线不仅得益于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与整风运动相交织，强调话语规范对塑造底层革命主体的重要性。从毛泽东的《讲话》来看，这种塑造并不是军事意义上的，而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规训和改造，转变其身份认同，从而通过其创作将底层劳苦大众的真实生活表现出来，使他（她）们的声音传播出来。这种对知识分子作者身份的扭转更贯穿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对底层话语进行表述且不断规范的整个过程。而历史起点则是延安整风运动与延安文艺路线的确立。

代表和表现

延安文艺路线将中国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规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维系其文化领导权的治理范式中。关于此规训理性，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一则认为文艺和知识界的整风瓦解了新文化运动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特征的文艺创作，开启了“党性规范”时代;[3]二则以鲁迅为代表的“化大众”的现实主义创作向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化”转变，独立的作者身份进而消亡。[4]针对这些关于作者意识被取代的批判，一个核心不可被忽视，即底层者如何被代表的问题。

关于代表底层发言的论述，可追溯到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一文。他提出“小农（阶级）不能表现自己，他（她）们必须被代表”。此处，阶级有两层含义：一被“描述”为经济从属关系，二是必须在政治和文化上实现“转化”。简言之，阶级是一种通过政治代表（言）产生意识、赋予身份并实现主体转化的经济条件。这进而涉及政治和文化上的代言与底层生活的真实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阐释“代表”这一概念。

“代表”可以被视为相互关联，但不可相互取代，也不可随意整合的双层异质机制：一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通过一体化的理性表述进行决断且统一的代言（vertretung），这往往是强制且同质化的替代;二是在现实生活和行动中有选择性地自主表现（darstellung），是自在、分散且多样的。[5]统一代言及其编撰的话语与底层生活的真实表现之间会产生两种关系：一是前者在美学呈现和理论撰写中自以为是地为后者代言;二是两者不可混淆，一定要保持博弈的距离。而要在实践中了解底层运动的复杂性，必须拒斥自以为是的统一代言对底层表述的同化。[6]那么也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底层民众的自主表现到底需不需要被代表？如果需要，则如何被代表？

这实际上是代言和表现的博弈关系问题。此关系的处理分为建构式和民粹式两种。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南方问题》中基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底层联盟及其文化宏學，提出在知识上瓦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并从市民社会中消解其文化霸权，从而建构底层话语权。但此底层话语权的建构过于宏观，且缺乏微观层面上的技术和策略的考量。即使底层民众能在政治上代表自己，也不意味着其能马上摆脱上层支配而自主表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而且对底层民众表述的复杂性也不宜过分乐观，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生活的离散是很难兼容的，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

第二种方式则是民粹非建构式的，否定代表机制的合理性。在1972年吉尔·德勒兹与米歇尔·福柯的谈话中，吉尔·德勒兹宣称“不再需要（外在的）代表或表述机制，而只有行动……理论的行动和行动的理论相互接替形成网络……理论的生产就是一种实践”。[7]德勒兹依据行动的逾越性，按西方后资本时代工人运动的蓝本来解读第三世界，想当然地认为底层民众无需理性表述机制，他（她）们充满智慧，可以自我启蒙，自动地认知世界，并时刻准备着表述自己，产生真理。而福柯的反抗理论基于历史编撰中的断裂性和事件化，过于强调权力-知识网络中行动与行动之间离散的因果关系，且坚持自我治理的主体化技术与主权-国家的中心代理机制之间的异质化。这种反抗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式的自我爱护，与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论异曲同工，更无法在其断裂的历史编撰中看清底层反抗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部连续的资本和帝国压迫史。[8]

延安文艺路线确立的大众化表述机制是在以上两种方式之间，既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底层话语表述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又从微观上利用整风式的个体规训技术和群众路线来规范和把握党群关系;既在教育大众的价值理念下坚持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扎根底层，强调与民众的鱼水关系，又杜绝民粹倾向，始终明确党的领导与民众自主表现之间的理性距离。接下来的内容将从“政治化”和“阵线”两个方面来进一步阐述延安文艺路线的双重底层表现机制（vertretung–darstellung）。

政治化

延安文艺路线明确大众化的目的首先是教育，即通过知识分子通俗化的语言来普及文化知识，使底层民众获得编撰历史和迈向真理的条件。底层民众及其生活是发现真理的智慧源泉，其固有的交流机能会自发地表达，但在被上层权威预先占据的理性表述机制下，底层的声音要么沉默无语，要么被视为在未受教化的状态下说出来的“疯话”，要么被转变为权威规范能认同的意思（义）。故底层民众能自发地发言，但无法自动形成话语，更无法在历史中写下其对真理的表述。为了改变这种沉默且压抑的状态，产生了三条路径：一是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策略，理性机制的自我调整，在道德和美学表现上将底层运动作为差异性来容纳;二是非建构式的，在理性以外说出权威听不懂也不愿听的“呓语”，民众拒绝被启蒙和代言;三是民众仍需教育和代表，而不是民粹式地对理性机制的逾越而过度“发泄”，问题在于如何瓦解被强权预先建构的理性表述机制并用底层的语言来引导民众，让底层的声音被听到并记录下来。

延安文艺路线属于第三条路径，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将政治代表和文艺表现之间的关系规范成一种一致性的样式。自由主义者认为此一致性的样式是用教育取代启蒙，辩证理性代替自由理念，把多元文化表现单一化为政党生产型的文化形态，且将真理的先验性和普世性降解为政党的意识形态阐述。此观点对延安文艺路线的误读源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建构。其认为启蒙不同于教育，前者是基于个人之上的普遍人性对纯粹真理的多元价值表述，而后者则具有基于近现代国家理性的生产功利性，其本质是集体的灌输和操控。多元文化主义寻求去政治化，消解对抗，认为在远离政治代言（主权-国家代理机制）的情况下，理性的自我变化和普遍道德可以在美学表现上消除“我们”和“他（她）们”的隔阂，将后者作为差异性纳入预先建构的理性机制中。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却与同样反对主权和国家干涉的自由市场机制交织，从而被市场流动中的资本力量占据和利用，以“自由、博爱、包容”之名行霸权之实。所以，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论从来就不是底层话语表述的出路。

既然没有普遍真理，或真理不仅仅是启蒙，那么延安文艺路线通过大众化教育来接近的真理又是什么呢？这需要明白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知识-话语之间的关系不单是源于理性启蒙下的求知欲，更重要的是处于不同权力关系之间的博弈中，对不同的经验、技术以及策略作出多样化的表述。真理在此博弈中不只是“造词”，更是“造人”，以实现主体的转化。所以，延安文艺路线中的知识分子不只是说一说、写一写，以告诉民众什么方式或条件下可以迈向革命真理，而是要让其创作使民众相信革命且自愿在政治斗争中为革命而付出。

政治化在延安文艺路线中的必要性也就体现在底层话语表述中对中国革命真理性的塑造。毛泽东在《讲话》中将此政治化阐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要让底层民众说话，听他（她）们说话，教他（她）们书写，但决不是取代他（她）们;二是对党而言，虽不能取代民众，但必须代表他（她）们发出政治声音。此阐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领导与知识分子在底层文艺表现中的博弈关系，从话语表述上消解作者意识和从政治体制上进行规训，意味着在敌我矛盾之外从革命阵营内部对底层话语表述进行治理的必要性始终存在;二是党始终与底层民众在一起，但政治上决不等同于后者，一种政治代表的理性距离始终存在于中国底层话语的表述中。

阵线

由此看来，关键在于如何在政治-文艺双重表述机制中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避免其代言成为单一且同质的取代关系，以在一定距离或范围内，保证底层民间话语的多样性，争取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关于此治理的论述可从革命文艺阵线及其阵营的布置切入。阵线意味着对抗阵营及其采取的阵式或阵型之间的博弈界线。此博弈界线的改变取决于不同阵营采用了何种策略，运用了何种技术，布置了何种阵式。在座谈会召开以前，知识分子型的社团与工农兵型的社团的分布和发展并不均衡，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统一的政治声音，而以阶级联盟的形态保持延安文艺社团及其创作的多样性。[9]座谈会则将之前多样且松散的联盟阵营向规范化和中心化转变。

此变化也伴隨着革命文艺阵线的调整。然而，中国革命文艺阵线的转变并不源于座谈会，而始于1936年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之前，中国革命文艺阵线主要分布在城市，而不在农村。这可以追溯到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左联”。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表现无产阶级文化为首的左翼文艺联盟。此底层文艺联盟的目的是夺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其策略与安东尼奥·葛兰西“夺位之战（war of position）”的概念相交织，即在资产阶级文化支配下的市民社会推广新的价值理念以对抗权威话语，且以市民社会为据点号召大众，组建社会文化力量，参与政治斗争且重建社会。[10]但随着左联的解散，左翼知识分子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从国统区奔赴延安，不仅扩充了革命文艺阵营，更将阵线的分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虽然在解放区前期，革命文艺团体的联合基本延续了这种联盟形态，但延安文艺路线不是以市民社会为据点，而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背景下采取的策略。其运作的位置在解放区，不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对象大多是处于（半）文盲状态的农民阶级。

阵线的调整也与空间位置的差异密不可分。位置有两层含义：一是方位（position），即在空间中不同方向上所分布的各种位置，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多样的势能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各位置间引发动能，并在运动和差异中不断产生行动、符号、意思（义）;二是在地方放置或布置人与物（em-place），即在空间运动中，占据地点，放置装置和器物，建设属于自己的地方，营造熟悉的环境，编撰自己的话语和历史，由此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差异——“自己人”和“他人”，简言之，形成“地域”及文化和身份上的所属关系，并在差异中产生对峙，形成阵线。从战略上看，阵线的分布可被视为对抗双方所分布的位置之间的势能变化，时刻引发彼此间潜在的行动。但从策略上看，此分布在武装割据和阵营的组成中与第一层含义有矛盾。换言之，空间总处于运动中，在各种行动的相互作用下扩张和变化，以表现文化上的差异。但从地域和布置来看，空间方位间的运动却伴随着“占据”，而被间断并处于间歇地停顿中，以产生对抗。基于这一角度，虽然延安文艺阵线及阵营布置被视为象征层面的文化政治对抗，但从功能上看，其与军事行动是一致的，意味着占据和建设，从政治层面上，在空间分布和文化表现的差异中区分敌人，在建构“自己人”的同时保持敌我斗争。在武装割据中，人民军队攻占领土，形成并保卫根据地，而要将军事意义上的根据地建设为解放区，则需要文艺团体的布置和渗透在言语、知识和思想上“占领”生活在根据地中的民众，在话语上将“割据”变为“解放”。

再者，通过文艺阵线和阵营的布置在大众文艺创作中强化底层话语意识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话语规范的确立，也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权力形态和技术策略上的变化。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的权力形态基本上是革命主权为保卫根据地领土安全而进行的对敌斗争。而遵义会议后，直到延安，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位置得以确立。其考虑的不仅是对敌斗争，更需要在认识论上从理性出发，将对中国革命的所思、所想编撰成理论知识，并表述其真理性。同时，也需要在专政以外，鉴别哪些力量是可以被规训、改造和团结的。基于这一角度，延安整风运动可被视为一种针对党员干部以及统一战线内个体知识分子的规训技术或策略，其目的是塑造忠诚的革命主体。而与延安文艺路线的交织，更通过被转化的知识分子的编撰与传播，使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与底层话语的反抗性融为一体。

结语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有必要追根溯源。本文将中国话语的历史起点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路线承续五四运动“启蒙大众”的新文化精神，进而开启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底层话语表述及其历史编撰。而如何在历史中书写底层民众的言语？这是延安文艺路线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基于中国革命和以共产党为表述核心的中国话语的本质特征。延安文艺路线对大众话语政治的确立已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其主旨如下。

一、消解自我建构的作者意识以及以“启蒙者”自居的上层者身份，通过对个体知识分子的规训，将“化大众”式的话语表述转变为“底层大众化”。

二、其为底层言说的双重表述机制（政治代表和文艺表现），在建构式和民粹式的表述之间，强调从微观技术策略层面建构和规范底层话语表述，同时防止民粹式的底层表达方式。

三、革命文艺路线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延安时期中国底层话语表述的历史范畴是革命，是敌我的政治斗争。而如何在政治上把党在斗争中建立的革命真理与底层大众话语中的反抗性相融合是延安文艺路线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文艺的自主表现。这也需要以政治为导向不断引导知识分子，而且在党群关系中保持一种党“虽不取代但却代表”民众的理性距离。

四、文艺阵线的分布和阵营的布置立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在当时军事割据和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中，开启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话语政治。

注释

[1]李大钊：《史学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2]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D. Forgacs & G. Nowell-Smith， Eds. and W. Boelhower，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94.

[3]郭国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与延安文艺政策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4]田刚：《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文史哲》，2011年第2期。

[5]Spivak G. G.，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6-257， p. 283.

[6]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ian， 1988， pp. 275-276， p. 279.

[7]Foucault M.，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Donald F. Bouchard （eds.）， trans.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8]Didur J. and Heffernan T.， "Revisiting the Subaltern in the New Empire"，  Cultural Studies， 2003， 17， p. 12.

[9]郭国昌：《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文史哲》，2013年第1期，第138～142页。

[10]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and eds.by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p. 235， p. 238， p. 349.

責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