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伟廷

在历史档案里，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中，有些人的身份较为奇特，他们奔走在异国他乡，辗转于各个军阀之间，但当历史的正义需要他们时，他们勇敢地站到中国人民这边。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流亡中国的白俄将军，他曾两度参加淞沪抗战;在上海沦陷后，他又继续从事地下斗争，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的名字叫莫洛契科夫斯基。

从苏联转战到中国

白俄军事家莫洛契科夫斯基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哥萨克家庭，成年后在帝俄高尔察克部队从军。俄国革命爆发后，莫洛契科夫斯基参与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期间晋升为白卫军大尉。1920年因作战失败，逃往中国。当时像莫洛契科夫斯基那样情况的人并不少，很多白卫军的溃兵有国难回，不得不从中俄边境流亡到中国东北和华北。

就这样，莫洛契科夫斯基以一名普通流亡者的身份在中国东北生活了两年，以在中东铁路沿线摆水果摊（以卖柠檬为主）谋生，后来进入仍由白俄控制的中东铁路工作。在中国北洋政府与苏俄实现交往，并达成共管中东铁路的协议后，莫洛契科夫斯基等白俄分子不得不“下岗”。其实，这段生活莫洛契科夫斯基过得并不如意，崇尚军旅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并不适合和平生活，我厌倦了这种窒息的生活。”

机会很快来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内战频繁发生。与红白阵线分明的俄国内战不同，此时的中国内战，完全在各个带有封建气息的北洋军阀之间展开。北洋军阀的背后，大多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马仔”张宗昌，他们基本控制了东北各省。不过，靠土匪起家的张作霖与张宗昌的军队，起初打不过直系军阀曹琨、吴佩孚的部队，因为直系军阀背后有英美的支持，再加上直系军阀的班底基本是当年袁世凯留下的清朝北洋军嫡系的班底，因此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更胜一筹。这样，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二张的部队一败涂地。

失败而退出山海关后，二张就大力扩军备战。为尽快提高部队战斗力，他们想到流亡满洲和华北的大批白俄军人。这些人在走投无路之下，愿意把武器交出，折算一点遣散费。由此，张宗昌在获得了大批俄国军械的同时，又编成了全部由沙俄溃兵组成的白俄军。这些人都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且在与苏俄红军的血战中获得了宝贵经验，招募后即可投入战斗。在二张部队的“白俄军团”中，名气最大的是俄国内战初期的传奇人物聂恰耶夫少将，他为张宗昌调教出一支多达1500人的白俄军团，下辖步兵、骑兵和炮兵。通过聂恰耶夫的引见，莫洛契科夫斯基也加入这支雇佣兵队伍，成为一名炮兵连长（一些中文档案称他为“马来见”）。

在1924年秋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当张作霖指挥的奉军被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堵在山海关时，张宗昌一马当先，率白俄雇佣兵猛攻直军侧翼的第九师阵地，莫洛契科夫斯基所指挥的白俄炮兵连摧毁了直军利用古长城构筑的坚固工事，一举突破长城要塞冷口，这使张宗昌的部队得以进兵泺县，切断直军后路，从而使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再加上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直军一败涂地，全线败退。张作霖与张宗昌耀武扬威地将军队开进北京城，成为中国北方的新主宰。

组建快速装甲列车部队

占领北京后，聂恰耶夫和莫洛契科夫斯基根据以往在俄国内战中的经验，向二张建议组建快速装甲列车部队，沿京沪铁路线，夺取南方丰饶之地，进一步扩大势力。他们所设想的装甲列车，技术上并不复杂，就是把普通火车机车头放在列车中间，前后备挂两节客车，供士兵食宿，客车前后再各挂两辆有装甲防护的闷罐车厢，厢内加枕木墙一层，车皮和枕木墙之间实以沙土，抵挡敌人枪击，车厢两侧有枪眼或炮眼，车内士兵由此向外射击。此外，各车厢装有电话，供联络之用。

鉴于白俄雇佣兵在长城会战中表现出的战斗力，二张马上应允，立即从长辛店等地征用来机车头和车皮，赶工出两趟装甲列车，分别定名为“长江号”和“长城号”，车上士兵全是白俄军人。1925年，张宗昌以镇威军第一军军长的名义南下征伐，白俄雇佣兵的装甲列车在镇江、无锡两次会战中重创对手，张宗昌部趁势夺取了上海。在张宗昌部滞留上海期间，白俄雇佣兵得到特别优待。据说有个落难上海当鸨母的白俄妇女，向张宗昌建议在装甲列车上加挂两辆妓女车厢，愿意同行随时“慰劳”雇佣兵同乡，但遭到了聂恰耶夫和莫洛契科夫斯基严词拒绝。

张宗昌组建的装甲列车部队，车上士兵全部为白俄军人

张宗昌在上海的美好时光仅过了4个月，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便发难起兵。双方在江淮之滨激烈交战，白俄装甲列车因碾上孙传芳部埋设的地雷而丧失动力，在短兵相接中，白俄军团元气大伤。逃回北方的张宗昌仍不惜代价扩充白俄军队伍，同时还委托莫洛契科夫斯基大造装甲列车，以图东山再起。1926年初，经莫洛契科夫斯基等人设计，由济南津浦路机车厂利用现成的民用客货车改造出4趟装甲列车，组建起“独立俄国装甲列车团”。

鉴于上次中雷的教训，每趟装甲列车改由8节车厢组成：第一节为平板货车，内装钢轨、枕木和维修器材，预备铁路被破坏时立即修复;第二节为装甲炮车，共三层，下层安装重炮，中层安設野炮，上层安设迫击炮及重机枪;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数处射击口;第四节为火车头;第五节为军官卧车兼餐车;第六、七、八节车的性质分别和前三、二、一节车相同。若有必要，在第八节车后，可加挂闷罐车厢一节，运载两个排的步兵，充当列车掩护部队。每趟列车有百余名白俄官兵，配备日本38式野炮7门，迫击炮两门，马克沁重机枪24挺。因帮办有功，张宗昌将莫洛契科夫斯基任命为装甲列车团团长，并破格提拔为少将。

可二张的好景不长，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在1926年7月誓师北伐。面对这支组织有序、装备先进的正规军，张宗昌命令俄国装甲列车团护送直鲁联军第八军毕庶澄部前往上海，支援昔日的对手孙传芳，抵抗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1927年3月16日，北伐军白崇禧部猛攻上海西南郊的松江，直鲁联军依托装甲列车炮火竭力顽抗。正当北伐军正面受阻之际，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经过反复血战，北火车站的军阀部队全部投降，而白俄装甲列车也成为北伐军的战利品。

1928年，已然背叛工农革命的蒋介石纠集国民党各派军队，发起“二次北伐”，目的是彻底扫清二张的北方军阀势力，完成国家统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当年6月下旬，莫洛契科夫斯基指挥装甲列车撤往秦皇岛途中，车上的中国籍官兵突然倒戈，将列车开到北伐军傅作义部占领下的天津投诚。面对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莫洛契科夫斯基被迫接受傅作义方面提出的“出资遣散”的条件，率领数千白俄军人缴械，然后各奔生路，而他自己则移居上海。

在抗日战争中初露锋芒

正如一位名人说过的：“哪怕你对战争毫不在意，但战争早已对你情有独钟。”久经战场的莫洛契科夫斯基没有赋闲多长时间，1929年起就被蒋介石看中任用，虽然他的军衔被降至上校，但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并被委以国民政府中央炮兵学校校长的重任。

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不断蚕食中国，并在1932年1月28日开始围攻上海，随后中日爆发一系列战斗，史称一·二八事变。

与“不抵抗”的中国东北军不同，这次日军遇到中国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没能那么迅速地占领上海。期间，莫洛契科夫斯基曾在国民党九十八师参与指挥，抵沪援助第十九路军，在闸北和江湾作战。据记载，在他的指挥下，中国装甲列车部队在阻击日军方面，发挥了异常特殊的作用。

据日本《历史群像》记载，在1932年1月30日的战斗中，由于天气不佳，日军飞机无法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持，而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英国造罗·罗M25装甲车的火力，无法与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对抗。按照日军回忆，“30日凌晨2时30分，前线双方发生战斗，起初用机枪对射。5时30分左右，中国装甲列车在北站停车场附近出现，用野炮朝我军阵地进行猛烈的炮击，并持续了一个上午，我军横滨路、宝兴路等前线阵地中弹数十发，敌装甲列车更向我纵深展开炮击。晨7时40分，我乍浦路后方阵地连中三弹，其中一弹击中本愿寺据点前，一名为我方工作的中国人当即被炸死。9时左右，海兵队（即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被敌击中，建筑本身仅受轻伤，但死伤十余人……”

受到胜利的鼓舞，中国装甲列车继续向日军后方开炮，连续击中日军几个重要据点。中午12时40分，北四川路上的奥迪安夜总会中弹起火，并迅速在日军控制区蔓延，日军前线部队被迫向北四川路撤退。这一天，第十九路军不但收复了前一天日军在闸北占领的全部阵地，而且兵锋直指日本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有将日军赶下黄浦江的势头。可惜的是，当晚日本援军赶到，战场局势迅速发生了改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中日两国签署停战协定告终，原因是双方都没有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此后，国民政府大力整军备战，尤其是加强上海和苏南方向的防务，在此期间，莫洛契科夫斯基积极参与了中国装甲列车部队的组建工作，他们的努力在后来阻击日军入侵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幻影”装甲列车的成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再度入侵上海，他们又遇到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的中国装甲列车，它们大多由莫洛契科夫斯基挑选的白俄军官指挥。值得一提的是，莫洛契科夫斯基本人就亲自指挥了一趟装甲列车，全车由上海本地的白俄青年驾驶，因其神出鬼没踪迹不定，且一般在晚上出动，所以这辆列车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被戏称为“幻影”，意在彰显其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特性。“幻影”列车上安装有几门威力强大的舰载加农炮，对日军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飞机掌握着制空权，白天“幻影”装甲列车就藏在飞机无法轰炸的隧洞里，而到了晚上，“幻影”列车就开到上海北站附近，向日军的阵地、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倾泻炮弹。

有确切的资料证明，“幻影”装甲列车的炮火给日军造成巨大损失，中国军队的士气也为之高涨。据目击者回忆，由于“幻影”装甲列车的火力胜过日军普通武器，因此在日本飞机因天气因素无法起飞的情况下，淞沪战场上一度出现日军被中国装甲列车炮火压制得抬不起头、狼狈逃窜的场面。

对装甲列车恨之入骨的日军，想尽办法要摧毁“幻影”列车。日军飞机无数次地进行搜索，但却始终无法锁定它的隐藏地，无奈之下，恼羞成怒的日军开始大规模轰炸铁路设施，掀翻路基，炸断铁轨，可惜这对中国装甲列车根本不起作用。每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日军轰炸机开始返回基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纷纷拿着工具赶到受损的铁路边，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拆卸未爆弹、填埋弹坑、铺设新铁轨和枕木等一系列动作，直至完全把铁路修好，然后由莫洛契科夫斯基率领着他的铁骑将士，又向日军阵地发起更猛烈的反击……

当时的上海报纸也曾报道莫洛契科夫斯基与其指挥的装甲列车，不过，上海媒体并没有明确写出莫洛契科夫斯基的真实姓名，而是以“X上校”指代，并称“他是一位前帝俄军官，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这样，莫洛契科夫斯基指挥的以白俄军人为主体的装甲列车，给日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煩，为阻挡日军入侵上海做出了贡献。之后，莫洛契科夫斯基随军转战华中、华南。参加抗日的经历，使他看清了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本质，更被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完全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转战中，他的妻子不幸亡故，撇下了两个年龄尚幼的孩子。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莫洛契科夫斯基仍然没有选择离开，他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并提出去上海从事敌后情报工作的请求。

在上海从事敌后情报工作

1938年，莫洛契科夫斯基带着孩子和续娶的夫人，回到了沦陷后的上海，住进了早在1935年就买下的辣斐德路559号（后来改为复兴中路527号，前几年才被拆除），为重庆军统在上海架设秘密电台。凭着他长期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眼光，在他亲自领导军统驻上海情报网络工作期间，大量的情报通过无线电波从上海飞向了重庆，如涉及日军编制与兵力部署情况等。他还多次只身秘密往来于沪渝之间，执行情报工作任务，最后一次是在1941年夏天。

为了分担工作压力，一个名叫梁华（音）的上海小姑娘成了莫洛契科夫斯基的助手，同时负责通过无线电台将加密情报发送至国民党军统重庆总部。实际上，这位姑娘是由莫洛契科夫斯基于1932年在上海领养的。她本是一个孤儿，父母都在日本人侵略期间遇害了，莫洛契科夫斯基在浪迹大街的难童中把她领回家，并将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后来送她上了圣约翰大学。

1940年，日本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两国继续保持非战关系，一些居住在中国并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便利用其合法地位，为苏联和其他盟国做情报工作，莫洛契科夫斯基就是这样，利用其身份，为中国军队提供许多重要情报。不过，当时上海的日本特高课情报机构已对莫洛契科夫斯基为重庆方面服务的情报网有所察觉，并了解到它由白俄运作、位于法国控制的公共租界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特别指示手下：最好活捉这名潜伏在上海的白俄间谍，然后送到他的办公室来。

1940年底，因为情报成绩显著，莫洛契科夫斯基再次成为一名中国少将。在国民党军统秘密文件中，这个为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莫洛契科夫斯基的代号是“X将军”。然而，他的情报网因为发报过于密集，最终其方位在1941年初被日伪特工锁定。事实上，1940年随着投靠德国的法国维希政府的建立，上海法租界的形势也日趋恶化，日本军方与法租界当局的合作日益密切，开始大肆搜捕租界内为中方效力的“情报人员”。因此，日军密探发现莫洛契科夫斯基的所在地，以及莫洛契科夫斯基情报网被日方侦破，应该是迟早的事。

就在莫洛契科夫斯基出事的前三天，即10月23日晚上8时30分，设置在拉都路敦和里（今襄阳南路306弄）19号的一架电台，被日方破坏，一位王姓报务人员被捕。25日凌晨3时许，霞飞路宝康里（今瑞安广场处）68号情报站又遭破坏，一位姓郭和一位姓崔的女情报人员被捕。危险的脚步声愈来愈近，莫洛契科夫斯基没有选择个人逃避，而是从容对待，处理掉一切文件，下定了“切断一切”和“宁死不受辱”的决心。

1941年10月26日早晨，日本宪兵闯入莫洛契科夫斯基所住公寓的大门。莫洛契科夫斯基似乎预知到危险来临，就在日本宪兵包围其寓所前不久，他向大后方重庆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在这个电文里，莫洛契科夫斯基称：“他们是抓不住我的。”深知自己凶多吉少的莫洛契科夫斯基，立即要求梁華逃走，但养女没有同意，坚决和他一起留下来。最终，破门而入的日军看到的是一堆秘密文件焚烧后的灰烬，以及两具尸体——莫洛契科夫斯基和养女梁华互相开枪对射自尽。

他何以被埋没在历史中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有关莫洛契科夫斯基的这段历史仍不为众人所知，其事迹无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得到重视。毕竟他曾是一位颇受争议的白卫军将领，曾为臭名昭著的中国军阀张宗昌服务过，后来还被蒋介石委以重任。

不过，在1994年，原苏联情报员亚历山大·科尔帕基迪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指出，莫洛契科夫斯基不仅为中国情报机关工作，同时也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当年有不少白俄进入中国后选择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我们有足够证据证明莫洛契科夫斯基确曾为苏联工作过，但目前我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因为有关莫洛契科夫斯基的情报仍被锁在俄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的档案室里，那里需要特殊证件才能进去查阅”。

然而，即便是在1999年和2009年两次纪念中俄建交周年庆的高潮时期，也很少有人能从格鲁乌档案室中获得关于莫洛契科夫斯基的有用资料。据说一方面是出于俄军方的保密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格鲁乌档案室的工作人员无暇顾及此事，他们认为研究莫洛契科夫斯基的历史没有太大意义。

其实，中俄两国长期对莫洛契科夫斯基的功绩避而不谈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原因”。对于中国来说，莫洛契科夫斯基曾经为封建军阀以及蒋介石工作，而且他所服务的情报机关是充满法西斯气息的国民党军统;而对苏联来说，莫洛契科夫斯基本质是一名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军官，这在宣传上存在致命弱点。

部分白俄确实是反苏反共的，然而当全人类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上海白俄中的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阵营里，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事。

实际上，莫洛契科夫斯基没有单独为任何政治集团工作，他是为两个国家献出宝贵生命，一个是养育他的俄罗斯，一个是收留他的中国。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德国结成侵略轴心，莫洛契科夫斯基与日本人作战，就是在保卫中国、保卫苏联，因此无论什么时候，莫洛契科夫斯基的英雄事迹都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在当年的《申报》上读到“著名白俄军事家莫氏壮烈自杀”“不愿作阶下囚自杀殒命”这样的文字时，怎能不对这位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正直忠勇的将军肃然起敬！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军事史林》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