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萍 刘次沅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西安 710600)

1 引言

日食是中国古代最受重视的天象.一方面,它是上天对皇帝最直接的警告; 另一方面,它是历法是否准确的最根本标准.历代史书不但把日食记录集中在天文志中,而且编排在记录全国大事的帝纪里,以表示该帝王统治的合天、合法和正统.现代天文计算方法,能够相当准确地回算出几千年以来的日月食、月五星运动之类的天象,因此可以对古代日食记录进行有效的检验[1].

现存最早的日食记录存于殷商甲骨,更早的线索见于《尚书·胤征》所记“仲康日食”,此后还有西周时期的“天再旦”、“天大曀”和《诗经》中的“十月之交”等模糊记载[2].最早的日期确切的日食见于《春秋》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春秋》记载日食37条,大多数准确无误.这是中国古代史书中连续系统地记录天象之始.战国至秦朝,只有零星的日食记录留存.自西汉起,各种类型的天象记录大量增加,并汇集在史书天文等志(天文志、五行志、天象志、司天考)中.西汉日食记录明显多于春秋,而东汉以降,日食记录已经覆盖了大多数的首都可见日食.自东汉开始,出现一种特殊的日食记录.记录当天确实有日食发生,但中国各地都不可能见到.这显然是不准确计算的结果.也有部分记录,首都不可能见到,但国内其他地方可以见到.这可能是地方报闻,也可能是不准确的计算.

应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考察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始自朱文鑫.他用Oppolzer日食典检验了二十四史中的日食记录[3].陈遵妫也曾做过类似的工作[4].我们对明代以前各朝代日食记录做出了统计,资料主要来自历代正史(二十五史)帝纪和天文等志.其他文献极少独立的信息,但若有新的正确记录则加入其中(其他文献的错误记录不在其中).天文计算可以计算出一段时期(朝代)首都可见的全部日食事件.正确记录数(包括修正的)除以首都发生的日食数称为“覆盖率”.表1给出我们对明朝以前历代日食记录的统计,数据源自我们对历代天象记录的分别研究[5–9].作为对比,下文统计得到的明代数据也列在表1中.基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日食记录具有密集、简略而公式化的特点,刘次沅将它们整理成一个包括938条日食记录的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常规日食记录表”[10].

表1 历代日食记录统计Table 1 Statistics of solar eclipse records in past dynasties

2 明代日食的朝廷记录和地方记录

按照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每个皇帝死后,其继任者组织史官为他编纂“实录”.“实录”详细记载皇帝和朝廷的各种事务,是历代正史的主要源头.明代和清代的实录基本完整地留传至今,更早的实录极少存世.明代官方编纂了13部实录: 《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世宗实录》、《穆宗实录》、《神宗实录》、《光宗实录》和《熹宗实录》,统称《明实录》.末代皇帝崇祯没有官方实录,但民间学者有《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存世.《明实录》总计1700余万字,仅存手抄本及其影印本,没有排印本.

明代天象记录的主要来源是《明实录》,据笔者统计,共计天象记录6625条,是“二十四史”以外(据Liu等人统计,二十四史天象记录共计23375条[11])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最大来源.《明实录》天象记录分类统计包括日食105条、月食231条、月掩犯恒星1457条、月掩犯行星121条、行星犯恒星927条、行星相犯会聚117条、流星陨星2248条、彗星客星218条(大约记录了67颗彗星客星)、云气634条、行星昼见323条、老人星见58条、其他186条[12].《明史》日食记录存于本纪,其他类型的天象存于《天文志》,共有2022条天象记录,基本上来源于《明实录》.

明代日食记录主要源自《明实录》的记载,明末有所缺失,但得到《崇祯历书》的补充.其后《明史·本纪》、《国榷》、《续文献通考》、《罪惟录》等著作都有全面的辑录.我们称此类记录为“朝廷记录”,它们来自钦天监的预报、观测和记载,与来自地方志和文人笔记小说的“地方记录”相对应.经过校勘修正并舍弃错误后,明代日食的朝廷记录共计135条,经过计算检验,其中正确记录(首都可见的)101条,大致正确记录34条(首都不可见但中国某地可见的18条,有日食发生但中国各地均不可见的16条).尽管地方志日食记录非常多,但正确记录并没有超出朝廷记录的这101条.明代首都可见的日食事件,另有5条没有被记录,因此得到覆盖率为101/(101+5)=95%.

自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编纂地方志蔚然成风.地方志专记当地发生的事件、当地人物及地方沿革,其中往往杂有天象记录,甚至有类似史书天文志、五行志那样的“祥异”篇章.此外,私人笔记小说之类也有不少留存,专记作者本人的所见所闻,其中记载了作者亲历的天文事件.因而我们称这些为“地方记录”,以与源自钦天监的“朝廷记录”(例如《明实录》、《明史》、《崇祯历书》、《续文献通考》等)对比.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简称总表)(1977年油印本待定稿)和其后据此整理出版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简称总集)[13]中,日食是数量最多的类型之一.

《总表》中收集了源于百余种地方志的明代日食记录,今按省份归类如下: 广西103条、安徽98条、河北(包括北京)68条、江西66条、浙江47条、江苏(包括上海)44条、山西40条、广东38条、湖南37条、湖北24条、福建20条、河南11条、陕西7条、甘肃7条、山东6条、四川5条、云南2条.

地方志的日食记录与朝廷记录不同,它显然并不遵循一定的制度,数量也远少于实际发生数和朝廷记录数.从明代地方志日食记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1)编史者的个人爱好.例如民国广西《来宾县志》记载了明代日食99条,除了少数几条明显笔误外,几乎与《明史·天文志》一一对应.嘉庆四川《马边厅志略》、同治四川《邛嶲野录》所记日食详情,则来源于钦天监的预报[14].

(2)“分野”观念认为,发生在一定天区的天象与本地有关,因而在编纂地方志“祥异篇”时,在正史天文志中摘抄.因为汉代和唐代天文志日食记录附有日所在星宿[15],所以这一类摘抄也最多.另外,从日食的月份也可以判断日所在星宿,从而与本地关联.

(3)日全食、火流星、大彗星等天象,容易引起轰动,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因而在编纂地方志时,会根据笔记、回忆等途径留存下来.这一类记录比较真实,很有价值.当然,相邻地区的地方志会互相转抄,靠回忆记载的天象容易在时间上发生错误.那些明显的个人笔记应该是最可靠的.

地方志记录的互相抄录,尤其是相邻地区的互相抄录,有时是十分明显的.例如河北的康熙《怀来县志》、《龙门县志》、《宣化县志》、《西宁县志》,乾隆《万全县志》,民国《龙关县志》,同记永乐五年十月辛巳、永乐六年十月乙亥、永乐十五年十月癸未、洪熙元年十月丙寅“日食在尾”.实际上4次都是有日食而中国不可见,同时日也不在尾.这样雷同的错误记录,显然是互相抄录造成的(《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按照分野,燕地属尾,所以很容易由朝廷记录的这几次十月日食“推算出”这样的结果).全食记录的内容较详细,更容易看出互相抄录的痕迹.例如江西《江西通志》、《九江府志》、《德安县志》、《湖口县志》、《都昌县志》同记万历元年四月朔“日食既,昼晦”.这显然是万历三年四月之误.同一省的几种方志,以同样的语句,同样的错误日期记载同一次事件,显然是互相抄录.

为研究地方性日食记录的错误率,我们对《总表》中的全部明代记录进行了计算和查证.在总共662条地方性记录中,有225条与朝廷记录完全相同(日期相同且只记“日有食之”).其中正确的206条,错误的19条.剩下的437条“独立”记录,即他们或是日期、或是内容与朝廷记录不同,正确的竟只有129条,仅占独立信息的30%,其中大多数是几次中心食带经过我国东部的日食,各地的全食或近全食记录.而且都在明朝后期[16].

尽管我们难以判断那些仅仅记载“日有食之”的地方记录是否当地所见,但偶尔也有些更多的线索.例如嘉靖七年五月辛未朔(1528-05-18)日食,北京见食0.03,官方没有记载(显然漏报),仅见于《二申野录》、《古今图书集成》1《古今图书集成》是清代官修类书,天象记录大多注有来源,其中明代记录来源广泛,既有朝廷文献,也有省级的地方志.本次日食在该类书中记: “七年夏五月辛未朔日食按续文献通考云云”,但我们今天看到的《续文献通考》版本已经没有这条记录了.、《罪惟录》.但嘉靖湖北《随志》、乾隆安徽《铜陵县志》、乾隆江西《临川县志》有载.计算显示,随州见食0.25,杭州(《二申野录》)0.22,铜陵0.22,临川0.32,都明显可见.所以,这条记录很可能是地方所见.

万历三十五年二月(1607-02-26)日食,全食带经过新疆.我国西部普遍可见,北京日落时见食0.24.据《崇祯历书》记载,钦天监推算日食在日落时,观测未能看到.《明实录》、《明史》未记.《二申野录》、《罪惟录》和康熙浙江《江山县志》记“日有食之”.计算显示杭州、江山都不可能看到日食,这些记录或应是源自《崇祯历书》.

有的不可见日食《明实录》、《明史》没有记录,《二申野录》、《古今图书集成》、《罪惟录》以及一些地方志有记录,例如永乐六年十月(我国仅西藏可见,河南《杞乘》有载)、洪熙元年十月(兰州以西可见,河南《杞乘》有载)、正统八年十一月(北美洲可见,江西《铅书》有载)日食.这样的记录显然还是出自钦天监的预报和《明实录》的记载,只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版本遗失了.

有时问题会更加复杂.例如嘉靖四十年七月己丑朔(1561-08-11)日食,北京不可见.民国广西《来宾县志》有载,计算显示,来宾见食0.42.考虑到《来宾县志》与《明史·本纪》的所有日食记录完全相同,这一次恐怕也不是当地所见.不过,从下文几次日全食的计算结果看,广西来宾在明后期确实经历过较多的大食分日食,或许这就是《来宾县志》对明代日食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吧.

3 明代我国东部经历的日全食和日环食

传统的日食记录形式简略,少有详情.明代的地方志普遍,为某些日全食保留了多地点的详情记载.将这些信息拼合,会显示更加丰富多彩的场景.以下地方志引自《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校勘和统计引自《明代大食分日食记录考证》[17].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志记录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在不同地点记录了一次日全食的多个见全食点.这对于研究日月历表,地球自转变化以及太阳直径变化等问题无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许多地方志记载了生动的全食或近全食景象,虽经验证不实,但似乎不像是无中生有,很可能是流传中搞错了日期.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通过对每条记录和每次实际天象的计算,不少错误的记载可以恢复其原貌,使其中宝贵的信息得以利用.

《总表》所载明代地方志等书籍中的日全食或几近全食的记录共270条(其中只有3条出自朝廷记录),而基本正确的(即所记当天、当地有日食)只有123条.这是因为地方志中的天象记录,其来源、流传都不象朝廷记录那样严格规范.从地方志的产生过程来看,错误记录日期的产生通常有传闻和传抄两个方面.地方志与朝廷记录不同,天象并无专人专项逐日记载.进入方志的天象记录往往是当时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事后在形成文字时(编写志书或编写志书引为来源的某种书籍文件)靠回忆和传闻记载下来的.这样,年、月会有相临一两年、一两月的差距而季节往往不错.例如嘉靖二十一年误为十九、二十、二十二年.另一种情况是文字传抄错误,这样会有漏字、衍字和字形相近的误传.例如嘉靖二十一年误为十一年,正德九年误为正德元年、正统九年.

为便于考证和校勘那些错误的全食、近全食记录,我们将明代实际发生事件的计算结果列于表2.表的范围包括日全食或日环食的中心食带经过我国大陆北京以南,成都以东的地区.食甚时间各地不同.我们在表中“食甚”一栏列出南京的食甚时刻(北京时间),其他地区的食甚时间(地方时)会有不同,西边会早一些(这一方面是日食过程自西向东,西边早于东边; 另一方面是西边地方时早于东边).例如万历三年四月朔日食,南京食甚的北京时间14:32,地方平时14:27; 成都食甚的北京时间14:02,地方平时12:58.本文提到时刻时,通常采用北京时间(东8区标准时间),以求划一; 但古人记载天象时,用的显然是当地地方时.

表2 明代我国东部经历的日全食和日环食Table 2 Total and annular solar eclipses occurred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型”给出日食的类型: 全食、混合食(全环食)、环食.“中心食带”表示全食或环食带的大致走向,用城市表示时,并不表示该城市恰好位于食带中.“记载”一栏给出全食、近全食的记录情况.“ * ” 表示该次日食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时代早晚(明中期以后才有大量地方志)、全食带宽度(环食没那么震撼,混合食的全食带极窄)显然是文献中关注程度的主要因素,表2显示了这种趋势.此外,天气状况显然是影响关注程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表2前5项,即明朝前期(1500年以前),除了朝廷的简单记录外,仅《来宾县志》有“日食”如例以及第4项有河北6县的“日食在尾”.可见,明朝前期的大规模日食,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这显然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地方修志的风气.即使日全食当时引起轰动,但没能留下文字记载.明朝后半期多数大规模日食,都留下了大量的生动记载.第11、14项只有少数地方志(如《来宾县志》、《大名府志》)有简单记载,或许由于环食不够震撼,或许由于阴天,或许由于经过的北方地区经济文化不太发达.

4 地方志中8次大规模日食的多地记录

下面我们对几次影响巨大的明代日全食具体加以讨论.

(1)正德二年正月乙亥(1507-01-13)日环食,环食带经过昆明-贵阳-武汉-南京一线.北京食甚17:01,见食0.75,西安0.81,南京0.94,广州0.79.

安徽《铜陵县志》记“日食既”,湖北《随志》、广东《顺德县志》、广西《来宾县志》等地方志记载“日食”.正德元年正月朔,安徽《望江县志》、江西《东乡县志》记“日食甚”,江西《兴国县志》(今湖北阳新)记“酉时”,很可能也是正德二年之误.

计算显示,安徽望江、铜陵在环食带中,食分0.94; 湖北阳新、随州接近环食带,食分0.93; 其他各地食分都在0.78–0.87之间.望江、东乡记“日食甚”,虽非专业术语,显然表示日食的程度很强.随州、顺德、阳新等地虽未记食分,但记下这次日食,显然也是由于日食强度大,印象深的缘故.

(2)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1514-08-20)日全食.全食带经新疆、青海、陕甘川、湖北、江西、福建,横贯我国东西,南昌在全食带中心,见食1.03.北京食甚11:59,见食0.70,西安0.94,南京0.90,广州0.84.

《明武宗实录》和《明史·武宗》记“日有食之”.《明史·历志一》载正德十五年礼部员外郎郑善夫论日食各地不同: “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食,历官报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闽广之地,遂至食既”.这次日全食影响极大,许多地方志记载了“日食既”、“昼晦星见”、“鸡犬悉惊”的日全食场景.

嘉靖福建《福宁州志》: “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午刻日食,天地昏黑,百鸟辟易,鸡豚投林,酉时乃复.”

嘉靖《江西通志》: “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既,昏黑移时,鸡宿星见.”

嘉靖江西《靖安县志》: “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昼晦星见,咫尺不见人,禽鸟投林,逾时乃明.”

嘉靖江西《东乡县志》: “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午时忽日食既,星见晦暝,咫尺不辨,鸡犬惊宿,人民骇惧,历一时复明.”

有不少记录年份相差一两年,但所记月份、详情等诸多细节不误,因此不难判断其来源于此.例如嘉靖浙江《衢州府志》: “正德八年八月朔,日有食之既,昼晦如夜,繁星皆见,鸡犬尽惊.”

这次日食,记录全食情况的地方志共计62处,其中日期准确的有湖南1处、江西17处、浙江2处、福建2处、广西5处; 日期有误但明显属于此次日食的有湖南7处、湖北1处、安徽6处、四川1处、江西10处、浙江3处、山东1处、福建6处.

图1给出这些地方志记载日全食的地点,双线中间是现代天文计算得到的全食带,红点是记录地点.可以看到广西和湖南南部的一组记录显然与这次日食无关.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和三十二年正月的两次日食,该地区都能达到全食或几尽全食,或为这组错误的来源.

图1 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Fig.1 Solar eclipse in the year Zhengde 9,month 8,new moon

(3)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1542-08-11)日全食,全食带从新疆北部到浙江横贯我国,经过内蒙、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区,郑州、合肥、南京、杭州均可见全食.北京食甚12:28,见食0.86,西安0.93,南京1.00,广州0.74.

《明世宗实录》和《明史·世宗》: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万历河南《仪封县志》: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既,昼晦,惟仰见星斗,飞鸟乱投林.”

天启河南《中牟县志》: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日食既,星见,飞鸟归林.”

万历浙江《秀水县志》: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朔,日有食之既,昼晦星见.”

万历山西《汾州府志》: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朔,日食暗如黑夜,仰见星辰.”

《二申野录》: “嘉靖壬寅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午初西约有九分,晷影恍惚,旁见二星.”

嘉靖安徽《石埭县志》记载“嘉靖十九年七月朔,日食,午后特甚,初然天色昏黄,六畜惊走,渐加晦暗如黑夜,虽道路人不相见,少顷始复光.” 这里七月、午后、全食,都符合嘉靖二十一年的日食.

这次日食,记录全食情况的地方志共计46处.其中日期准确的地方志有河南3处、江苏1处、浙江2处、安徽2处、江西2处、山西14处; 日期有误但明显属于此次日食的有山西10处、安徽4处、湖北1处、陕西1处、河南1处、江苏5处.

图2给出这些地方志记载日全食的地点,双线是天文计算得到的全食带,红点是记录地点.

图2 嘉靖廿一年七月朔日食Fig.2 Solar eclipse in the year Jiajing 21,month 7,new moon

(4)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辛未(1549-03-29)日全环食,中心食带经过广西-湖南-皖赣-上海一线.北京食甚11:31,食分0.75,西安0.79,南京0.97,广州0.90.

安徽《望江县志》、江西《临川县志》记载“日食既”; 安徽《铜陵县志》,江苏《仪真县志》,广东香山、顺德、吴川等地的县志,广西《来宾县志》,河北《大名府志》记“日食”.

计算显示,望江、临川见食0.98,几乎全食; 铜陵、来宾0.98,仪征0.96,香山、顺德、吴川食分都在0.90,河北大名0.82.这些记录,显然也是当地所见.

(5)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1553-01-14)日全食,全食带经过广西-湖南-江西-浙江.北京食甚16:51,见食0.69,西安0.76,南京0.93,广州0.90.

上海《云间据目抄》、《松江府志》、《青浦县志》、《奉贤县志》,河北《鸡泽县志》、《平乡县志》,安徽《望江县志》记载“昼晦如夜”; 广西《来宾县志》,安徽《铜陵县志》,江西《临川县志》,上海《嘉定县志》,江苏《仪征县志》,广东《吴川县志》、《顺德县志》、《南海县志》,河北《东光县志》、《林西县志》,山东《德县志》、《林西县志》记载“日食”.

计算显示,上海诸县食分0.98,安徽望江0.96,确实能看到“昼晦如夜”的接近全食景象.广西来宾、江西临川、上海嘉定食分0.98、安徽铜陵0.94、江苏仪征0.92、广东诸县0.90,都能看到大食分日食,造成强烈的印象.至于河北鸡泽、东光、临西,山东德州、宁津,食分只有0.75,不会造成“昼晦”的景象,而且这几个地点相互临近,有互相抄录的可能.

(6)万历三年四月己巳朔(1575-05-10)日全食,全食带经过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省,杭州、上海恰在全食区内,见食1.03.北京食甚14:28,见食0.70,西安0.85,南京0.98,广州0.82.

《明神宗实录》和《明史·神宗一》都有记载,本纪还记了唯一的一个“既”字,显然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报告.

《崇祯历书·古今交食考》记载“台官候得初亏未初二刻,复圆申初三刻,约食六分余.大统报初亏未初一刻,食甚未正一刻,复圆申初二刻,见食六分六十秒.” 西洋新法计算得初亏未初一刻十分十九秒,复圆申初一刻零分二十五秒.

万历《云间据目抄》(上海松江): “万历三年四月己巳朔,日食,是日天色晴朗无纤翳,亭午食圆,白昼如晦,仰视星斗灿烂,逾时始吐微光.”

天启浙江《海盐县图经》: “万历三年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既,自午尽未,昏黑不辨咫尺,群星明朗,有光如夜.”

万历湖南《辰州府志》: “万历三年四月朔,日食,昼晦星见.”

崇祯上海《松江府志》: “万历三年四月朔,日食,亭午食既,白昼如晦.”

万历江苏《皇明常熟文献志》: “万历三年八月朔,日食既,白昼晦冥,群星俱现.”应为四月.

这次日食,记录全食情况的地方志共计26处.其中日期准确的有江苏4处、江西3处、安徽1处、浙江4处、云南1处、湖南3处、湖北3处; 日期有误但明显属于此次日食的有江苏2处、江西5处.

图3给出这些地方志记载日全食的地点,双线是天文计算得到的全食带,红点是记录地点.

(7)万历十年六月丁亥(1582-06-20)日全食,全食带经过疆藏-陕甘川-湖北-江西-闽浙.北京食甚13:54,食分0.72,西安0.96,南京0.90,广州0.80.

这次日食,地方志没有正确的记录,但两组全食描述应该是源自这次日全食: 康熙江西《贵溪县志》记载万历十年七月朔“日食,昼星见,鸡犬皆宿”,类似记录有江西《建昌府志》(南城)、《广信府志》(贵溪).福建《福建通志》(邵武)、《重篆福建通志》(宁德)、《建宁县志》则记在八月朔.另一组记万历十四年,乾隆甘肃《直隶阶州志》(武都)“日食既,白昼晦,人睹面不相见”,同样的记载还有《甘肃全省新志》、《新篆康县志》.

计算显示,江西贵溪、甘肃武都、康县都在全食带内,邵武、宁德、南城食分0.99,建宁0.96.这些记录,显然始自实际所见,误于传抄,终于互抄.

图3 万历三年四月朔日食Fig.3 Solar eclipse in the year Wanli 3,month 4,new moon

(8)崇祯十四年十月癸卯朔(1641-11-03)日全食,全食带经过川陕、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北京食甚14:01,见食0.83,西安0.95,南京0.97,广州0.85.

《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不载.《明史·庄烈帝二》: “崇祯十四年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康熙浙江《鄞县志》: “崇祯十四年十月朔,日有食之既,乃昼晦见星,鸟雀归林,移时渐复.”

康熙安徽《婺源县志》: “崇祯十四年辛巳十月朔,日食,昼晦如夜.”

乾隆四川《营山县志》: “崇祯辛巳十月初一日,昼晦如夜,人物对面不见,饭时方明,一时称异.”

康熙浙江《江山县志》: “崇祯十四年十月辛卯朔日,日食既,白昼如晦,星斗尽见,百鸟飞鸣,六畜惊逐.” 十月癸卯朔,无辛卯.类似这样将癸卯误为辛卯的全食记录有7条.

这次日食,记录全食情况的地方志共计32处.其中日期准确的有安徽2处,浙江6处,湖北2处,四川1处; 日期有误但明显属于此次日食的有江苏2处,江西9处,安徽2处,浙江6处,广东1处,湖北1处.

《崇祯历书·治历缘起》预报了北京的食分,初亏、食甚、复圆时刻,10个城市的食甚时刻、食分以及北京实时观测结果.我们将各地食分和食甚时刻与现代计算的结果对比于表3,对当时的预报精度可见一斑.表列食甚时刻是北京时间,用时及其小数表达.崇祯历书所载时刻是以传统时制表达的当地真太阳时,需要化为北京时间.例如预报北京食甚在未正一刻半,根据百刻制,相当于地方平太阳时14.36时.加上经度改正0.24,时差改正−0.27,相当于北京时间14.33时.与现代天文计算得到的14.01相比,差0.32 h,合1.3刻.由表中的差值可得,食分预报的标准误差为±0.04,时刻预报的标准误差为±0.18 h.

表3 崇祯十四年日食《崇祯历书》预报和现代计算的比较Table 3 Comparison of modern calculation and the forecast in Chongzhen Calendar of the solar eclipse in the year Chongzhen 14

从《中国历史日食典》[1]可以看到,明朝后半期(1500年以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确实经历了比较多的大规模日食.这些日食在地方志中有大量的生动记载.这些记载出现在苏南、浙江、安徽、江西、山西的最多,这或许也反映了它们当时是我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5 结论

通过前面的统计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日食是中国古代最受重视的天象,自春秋起就有系统的记录.自西汉以后,首都发生的日食大多数被记录下来.表1给出历代日食记录的覆盖率,大多在55%以上.《明实录》无疑是明代日食记录的主要源头,明末有所缺失,但得到《崇祯历书》的补充.其后《明史·本纪》、《国榷》、《续文献通考》、《罪惟录》等著作都有全面的辑录.这样明显源自钦天监预报、观测和记载的“朝廷记录”共135条,经过计算检验,其中正确记录(首都可见的)101条,大致正确记录34条(首都不可见但中国某地可见的18条,有日食发生但中国各地均不可见的16条).据天文计算,明代首都可见日食共106次,记载101次,得到覆盖率95%.

(2)明朝中期大量兴起的地方志和各种文人笔记小说中,也有大量天象记录,日食记录是其中重点之一.这些记录大致有3种来源: 日全食或接近全食造成的轰动效应而成为当地的大事件; 由于分野观念而摘录史书天文志中与本地“有关”的日食事件; 地方志编纂者的个人爱好.同一省或地区的各县,会互相抄录地方志中的天象内容.

(3)据《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搜集有明代日食662条,许多应是抄录自朝廷记录.地方性记录中超出朝廷记录的信息,大多出于传抄错误.地方性的正确条目,基本上并不超出朝廷记录的范围; 但地方记录中对日全食景象的丰富多彩的描述,则是朝廷记录所没有的宝贵资料.

(4)明代我国东部共发生15次全食或环食(表2),其中明朝前期(1500年以前)的5次,地方志没有特别的记载.后期10次,地方志大多有日全食情景的大量记载.正德九年八月、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万历三年四月、崇祯十四年十月日食,每次都有几十处不同地点日全食的生动记录.将这些记录的地点绘注在地图上(图1–3),准确地反映了现代天文计算所复原的日食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