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杰

他是諾贝尔奖得主丁肇中的弟子，他测得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誉为中国本土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他是第一个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人，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高能物理学家。2018年，他领导的大对撞机项目《概念设计报告》正式出炉，向粒子物理学终极问题发起挑战。

沿着北京玉泉路走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东门，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商铺，平日里，幽静的大院里走动的人也不多。2018年11月14日下午，高能所主楼的阶梯会议室里却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高能物理学家和记者。座位不够，不少人挤在后门口的走道上。

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见证一个历史时刻——下午3点左右，身穿灰色西服的王贻芳在众人注视下走上台，接受项目经理娄辛丑代表工作组交给他的两大本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概念设计报告》，向全世界发布。

CEPC的周长是目前世界上正在运行的最大的对撞机LHC的4倍，有国际高能物理学家称，CEPC可以大大地促进对物质最基本组成单元的进一步理解，解决我们对基本粒子标准模型的一系列困惑。

2012年，CEPC的概念刚被提出，就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今天，这个《概念设计报告》的公布则标志着，整个项目的加速器、探测器和土建工程的基本设计已经完成——如同盖房子，大家真正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图纸。

王贻芳是CEPC指导委员会主席，他还有其他头衔：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中科院院士。2012年，他所主导的大亚湾实验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入选当年美国《科学》杂志评选的“2012年十大科学进展”。一时间，国内外科学界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2015年，王贻芳成为首次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6年后，CEPC项目再一次把他拉到公众视野当中。

“高冷”

王贻芳的工作内容之一，是给专业以外的人解释自己到底在研究什么。

物理学有很多研究方向，不同于光学、固体物理等分支能给普通人想象的空间，王贻芳研究的是基本粒子，比分子、原子、原子核还小，不懂行的人站在门外，觉得这一切陌生又虚无。

2012年以来，王贻芳接受过大大小小的采访，都要做一些科普。2016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开讲啦》。节目开场，他用最贴近生活的比喻来介绍自己研究多年的中微子——盖房子需要砖，所有的基本粒子都像是砖块，一起构成了宇宙。这些砖块共有12种，其中3种就是中微子。通过研究中微子，能够知道物质世界的构成、它们的相互作用，知道物质世界为什么成为今天这样的世界。

向普通大众讲解这件事情不太容易，王贻芳只好再打一个比方：中微子是在1956年被发现的，此后物理学家继续研究其性质，相关成果又诞生了3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际上，物理学家关心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新粒子，而是各种现象（包括新粒子）背后的物理规律。只要与新的物理规律有关，就很重要;如果仅仅和已知的物理规律有关，无论是不是发现新粒子，都不重要。

希格斯粒子是一种极为奇特的基本粒子，人类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它是发现新的物理规律的最好窗口，也是粒子物理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一步。

对于专业问题，王贻芳会耐心地讲解，但对于个人生活，他只用简短的话作答，并不在意是否冷场，有意将自己的生活和外界保持距离。他曾面对十多家媒体的追问，只用5分钟讲述个人经历，大部分的发言时间介绍团队的实验。他的同事评价他，“想从他嘴里挖出点有关他个人的故事或细节来，简直比做出中微子的实验数据还难！”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沈肖雁是王贻芳在南京大学读本科的同学，她赞赏王贻芳这种直率的性格，表达观点简洁明了，这是在国外待久了的人所拥有的特质。

对于媒体塑造的“高冷”形象，王贻芳看得很清楚，“媒体有时候需要给人贴一个标签，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没那么简单，得看具体的事情。节目反映的是我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

“触类旁通”

王贻芳的办公室里挂着4幅他参与的对撞机和中微子项目的照片，还有两幅是有鬼才之称的著名画家黄永玉送给他的字画。

物理学家和艺术家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他们的交情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4年，王贻芳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当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向教育部建议，在中国选拔优秀的人才加入他领导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L3实验。直到现在王贻芳仍然觉得，当年收到通知参加并通过丁肇中的选拔考试，于他而言是一种运气，“很难说这是个必然的结果，有很多偶然因素在里面。”

因为这个好运，王贻芳加入L3实验，前后在意大利待了将近10年。这期间，他结识了黄永玉。

王贻芳打开话匣子，毫不吝啬地表达对这位前辈的尊崇：极为睿智，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独到的想法，不随波逐流;在政治漩涡中保持了自己，既不失节，也不翻船;乐观对待所有的事情，从不怨天尤人;一生勤奋，想尽办法避免外界的干扰，集中全部精力在自己的兴趣和工作上。

“不要刻意追求名誉、地位或者各种利益，这些是跟你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本职工作，对黄永玉来说就是艺术;对我来说，就是科学。”从王贻芳对黄永玉的谈论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位跨界的忘年交对他的影响。

三十多年来，两人一直有来往，王贻芳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有一次，黄永玉问他，“我们画画需要有创新，你们科学是不是也这样？”王贻芳回答，“当然是这样。我们科学靠的就是要有新想法。无论是科学研究本身，还是为了实现科学目标所需要的技术手段，都要有创新。”听罢，黄永玉认为很有道理，当场为王贻芳写下“触类旁通”四个字。这幅字现在就挂在王贻芳的写字台后面。

 “科学到底有没有用”

2016年，央视《开讲啦》节目邀请王贻芳参加，给大家做有关中微子的演讲。王贻芳一开始拒绝了，他觉得公众对中微子实验肯定没有太大兴趣，自己讲太多不过是吹嘘一番。后来节目组再次邀请，王贻芳想了想，主动提出另一个题目，“科学到底有没有用”，这是他一直想讲的话题，这次演讲正好是一次机会。

“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有什么用？”王贻芳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而他通常的回答是“没什么用”，话题就聊不下去了。但是他强调，对当下没有直接、立刻的用处，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这种事情也是中国特别缺乏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恶果。多年来，我们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占研发投入的5%左右，远低于国际上15%的比例。这个恶果体现在，创新人才不足，教育水平落后。我们的创新效果不理想，基础科学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但绝对是拖后腿的。”王贻芳说。他曾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希望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他认为这是观念问题，需要努力推动其改变。

为了推进CEPC项目，他也会去找专家和政府部门谈，跟他们讲CEPC对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这不是他唯一想讲的话，很多话没办法说。

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他想让对方改变对科学的看法，认识到基础科学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到底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高能物理不同于人们平常所理解的，只是在一间实验室里做实验，它往往是一项大工程。比如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王贻芳团队就在深圳郊区的高山里挖掘了一个山洞，在释放出大量中微子的核反应堆附近，安装了巨大的检测装置。CEPC是更大型的科学装置，拟采用100千米周长的对撞机环形隧道，至少会有两台探测器同时进行科学实验。

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之后，王贻芳团队开始进行江门中微子实验。相较于前一个项目，江门的规模提高了200倍，使用的设备和相关的技术需求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项目已于2013年得到批准，2015年开工，预计2021年左右可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