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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角色

2019-08-16仇莉娜

领导文萃 2019年15期
关键词:大变局世界发展

仇莉娜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28日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在2018年6月23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到了2019年的元旦献词,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国家领导人反复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深刻内涵有哪些?如何看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在逼近第一个一百年目标之际,如何看待中国在大变局中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在哪些领域推动了世界的显著变化?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教授。

三层内涵解析“大变局”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谈到百年大变局,引起多方关注,对此表述您如何解读?你认为大变局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蕴岭: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大家对这个“百年大变局”之所以这么感兴趣,我认为背景主要是世界的确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28日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在2018年6月23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到了2019年的元旦献词,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国家领导人反复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是把世界的变局和中国的变局联系在一起,提出来两个同步交织的问题。百年大变局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中百年是指长期的、长时间的、具有长远意义的,中国一般用“百年”来表示长期的,比如汉语中有“百年树人”“百年大计”;大变局就是指改变的是一些大的格局。 从世界来看,我把这个“大变局”的内涵主要归结成三个大变局:第一个大变局是力量格局的转变,它包含两种转换。

第一种是大国力量对比的转换。二战以后发生冷战,美苏两个集团对抗,最后冷战结束,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美国成为一家独大的超级大国。当时曾经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判断,认为从此以后世界将会走向一种以西方为主导的体制。但后来的发展并不是这样,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的格局显现,这个大趋势还在变化。

在诸多变局中,变化最大、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只用了4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综合国力迅速赶超,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他的经济指标也都在上升。按照预测,到21世纪中期以前,按经济总量计算,中国将会成为最强的国家,超过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大国,比如印度、印尼等等,综合力量也在迅速地提升,而原来的传统发达国家中,一些国家综合实力对比大大下降。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力量转换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一个力量格局转变就是大国之间的力量格局的变化。

第二种力量格局变化,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工业化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占据主导优势,发达国家经济总量最高曾占到世界经济的80%。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世界体系,并且取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到今天,发展中国家,也就是非发达国家群体,其GDP总量已经占到接近世界GDP的一半,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重要的是按照预测,到21世纪中期,发达国家GDP总量所占的比例将会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GDP总量,这也是一个力量转换的大变局。

这两种力量转换会带来一系列大的变化,涉及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的准则、结构,还涉及到思想、文化、理念、价值观等等。

《领导文萃》:您从力量转换层面分析了大变局,也就是力量转换的大变局,接下来,您认为大变局的内涵该从哪个层面分析?

张蕴岭:我认为,第二个大变局,体现为发展范式的转变。发展范式,主要是指一种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到现在为止,主要是由从欧洲开始的工业化进程,逐步扩展到更多国家。 历史上,是欧洲开启的工业化推进,也就是现代化进程。传统的工业化的基本特点是物化生产,也就是生产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这种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加入,逐渐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出现了资源生态能源危机,出现了气候变化。显然,以传统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发展范式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还有更多的国家还在加入发展进程。更多的国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到21世纪中期地球上会有100亿人,如果这100亿人都走这样的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自然环境更加承载不了,全球发展的危机更重,气候变暖,生态危机更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所以世界必须加快转变发展范式。发达国家过去转变发展范式主要是靠卸包袱,把它的落后产能转移到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结果虽然部分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但造成更多、更大的问题。转变涉及到发展的理念、增长的结构,最重要的是整个范式。过去所谓的发展,就是生产更多的东西、增加物品的总量,这样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提出了不少关于计量发展的新标准,比如,新的综合国力指数,幸福指数等等,不再仅以GDP作为标准,不再仅仅以增加的物品总量为衡量标准。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同于原来的认为生产和拥有越来越多的物品才能越富裕、越幸福,生活方式的“非物化理念”越来越被接受。

从中国的发展看,我们从沿袭传统的发展范式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赶超速度很快。但是,也由此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恶化等问题。中国上一届政府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届政府提出了新發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新发展理念突出的是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由全世界来共同推动。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对人类和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尽管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基于新型发展合作的理念,也基于新型发展观的理念,希望大家共同参与,推动后起发展中国家向新发展范式的方向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倡导产能合作,而不是产业转移,这样,就为推动新发展理念提供了空间与机会,可以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共同推动。

《领导文萃》:您所认为的大变局中的第三个变局是什么?

张蕴岭:我认为,第三个大变局是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新的科技革命也就是我们说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与过去相比有着质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的是机械动力,也就是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化。这三次工业革命有一个特点,即它们都是支持传统的发展范式的,也就是支持生产更多的物品,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物品,这也就表明效率越来越高,而效率越高,则生产的东西越多。但是这一次科技革命不同,那就是以智能化、数据化为核心,智能化不同于原来的自动化,智能化意在满足更为多样丰富的需求,数据化可以通过生产更少的物品来创造更多的价值,甚至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比如,过去的以物质生产增量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建设更多的铁路、更多的公路、更多的汽车等等。而智能化的发展,会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更节能、更环保、更有效率,大数据传输不需要原来的传统基础设施,不需要传统的生产链,智能化大数据可以通过云传输改变生产分工和生产方式,可以把生产与消费变为“一体化”,从而改变现在的大产业链结构,构造一个大空间网络,导致分散化生产。这样,会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新科技可以解决原来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

《领导文萃》:基于您上述分析,现在提出大变局主要含义是什么?

张蕴岭:我们在此时提出这个“大变局”,尽管还在初始的阶段,但是已经非常明显了。面对这样的大变化,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特别是中国,要抓住大变局带来的机遇,更好地发展自己,在推动把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任何发展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而且作为一个大国,它还要在世界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中国谈大变局,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个就是要看到世界的变化、总体的大趋势,另一个就是要联系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国自身的目标是到21世纪中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身处这个大变局中,能否把握大局,与时俱进,抓住机遇,这很重要。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在阻止大乱、战争上起关键的作用。

中国主动推进全球秩序变革

《领导文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在逼近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在全球发展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扮演什么角色?

张蕴岭: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百年大变局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1世纪中期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结束衰落,到逐步改变,到快速发展这样的历程。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再到引领世界发展的进程,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中国承载了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就是自身可持续发展。我们得先搞好自己的发展。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经由2020、2035、2050三个时间段建成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进程还在行进中。中国一则不走传统大国的旧路了,而是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二则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实现新的发展。同时,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西方道路,建立一种开放、有自身特点,融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新的国家治理结构。

第二个角色就是新型大国。大国往往会对世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过去的传统大国崛起,主要是通过打仗扩张、争霸,而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出要推动新型国家间关系、伙伴关系的建设,因此,要在世界格局转换中发挥新的作用,扮演新的角色。

第三个角色就是引领者。作为一个新型大国,中国要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不能是随大流,对国际事务不能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在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大局导向方面,应该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引领世界的发展朝正确的方向前进,通过自己榜样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倡议,以及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来一起推动世界的发展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比如,当前多边体系面临挑战,中国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开放,同时也要联合其他国家来阻止对于多边体系基础的破坏,并积极推动改革。比如,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倡议,还要发挥引领作用。

《领导文萃》:从两会期间通过外商投资法,到今年续办进博会,中国市场日益向外资开放。换言之,中国是否是“变”的推动者?您认为,中国在哪些领域推动了世界的显著变化?

张蕴岭:如前所说,中国的推动作用,一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体现在采取积极措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体现在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外商投资法,举办进口博览会等;另一方面,就是提出新倡议推动新机构建设,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新发展银行等。当今世界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特朗普搞美国第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导致世界发展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比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财富集中的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扩大开放,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等举措,对于推动世界进行调整和改革,解决当前面临的这些大问题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

从世界大变局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因素很重要,也很关键。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在推动世界新秩序构建方面既有责任担当,也有角色担当。

当今,世界很不安宁,中国有维护和平的责任担当。比较过去的百年变化,也就在20世纪,大国崛起最终导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现在也有一些很不安定的因素,中美之间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有人说进入了“新冷戰”。中国与美国有责任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维护和平、处理好矛盾。同时,也要在制止局部战乱,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上扮演关键角色。面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中国不是也转向保护主义,而是要通过一些实际行动来体现和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现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助长保护主义升级。上一个百年大变局的教训就是30年代的大危机中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结果危机加重。2008年的危机以后,保护主义抬头,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很容易引发世界性贸易战升级。中国在这种时候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不让贸易战升级。

《领导文萃》:一大批新技术新领域的涌现,全球技术变革,或者说第四次技术革命,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构成要素。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当前全球技术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蕴岭:我们过去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抓住前两次的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我们抓住了一个尾巴,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最后期阶段成熟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创造,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在当前新科技革命出现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中国抓住了这次科技革命的潮流和机会。同时中国在这场新科技革命中,在有些领域已经世界领先,特别是在基于智能数据的通信网络、跨境电商、大数据等领域,在这些方面中国是走得比较快的。

新的科技革命一方面有助于经济发展更轻型化,推动新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从而真正使中国的发展可持续。传统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如果能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实现“轻经济”,那么背的包袱就小多了,就能实现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发展,比如5G会改变通讯方式、传输方式,创造新的更大的新产业空间,或许会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另一个方面,自西方工业化以来,中国在三次科技革命中基本被排除在外,如果能抓住这一次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能处在一个发力和引领的位置,不仅对推动中国的发展,同时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倡导新的合作发展理念,也可以使技术优势通过对外合作,如“一带一路”建设等得到很快扩散,获得发展的巨大空间。

实际上,新科技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特朗普说过,“我们不能被其他国家超越”,所以美国在5G的发展上遏制中国,并且加大自己的研发和部署。但是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来推动新科技革命的扩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后期快速发展的对外投资国,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参与了,我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平台,有了很广阔的空间。在这种基础上,中国通过加强新型发展合作,具备推动科技革命成果扩散的能力,也使得后起的国家受益,推动新发展方式转变,那不仅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

过去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最近十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由中国贡献的,有的时候还更多一些。今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就不仅仅在于数量了,而是通过深度合作,推动新技术利用,有助于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质量。

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通过新型发展合作的方式推动网络构建,把平台做大,这样,机会多了,平台宽了,影响也就大了。

《领导文萃》: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您很早就研究过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数十年过去,您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依赖关系,有何变化?其中有没有中国的贡献?

张蕴岭:我研究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定位在要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问题。当时我选择这个课题是想为中国的开放发展寻找理论依据。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措施,因此开始找规律,找理论支持。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研究上,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开放发展是一个规律。当然,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是不均衡的,也有矛盾冲突。当时对于相互依赖的不均衡也做了很多的分析,提出在发展中逐步改变不均衡的问题。

如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了,更多是一个现实问题,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都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市场也是紧密联系的,要深入研究相互依赖的结构,研究在参与中提升的问题,特别要研究开放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关系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对外投资也展现出双向化、多向化的特点,而不是按照原来的理论,仅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的经济体投资。由于分工,贸易交换融入到经济发展本身,经济对外链接也不是等成熟了才进行,而是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这就是全球化的特征。在世界开放的空间中,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拥有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基于区域化的和全球化的更大空间。

《领导文萃》:在上述解读分析中,您多次提到美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同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习总书记在谈及中美关系时,多次谈到“责任”二字,比如“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责任”的表述,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蕴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变局就是力量格局的转变。力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大国力量,而大国中最关键的就是中美。在这种变局中,最危险的就是大国争霸。过去的大国之争,最后都是通过战争来决定胜负,决定新秩序。我们在新世纪中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和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中美关系是关键,中美如果打起来,或者发生贸易战,那么不仅是损伤两国,也会损伤世界。

因此,大国更要有责任意识,在新的百年大变局中,不能相互对抗,而是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已经连成了一体,每个国家都应该担负起历史的责任。

我曾经写文章提出,中美应该共同创造历史,创造没有修昔底德陷阱、没有通过战争分胜负的历史,走协商对话合作之路,来共同承担责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和美国的最大历史责任,是实现没有战争的权势转移,没有大動荡的发展范式转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冷战虽然是以非战争的方式结束的,但这是以一方的垮台为标志的。在新的权势转移中,中美是不可能有一个垮台而另一个全胜,因此,权势转移不是替代性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跟美国争霸,发生战争的几率就小了,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现实的发展新规律可能是逐步实现没有战争的力量均衡。其实,中国上升的确不会导致美国衰落,而是实现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如果是这样,人类发展就可以进入到一种新的文明时代,走出历史上大国争霸,不同文明争斗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结果就会很不一样。

《领导文萃》:您在前面解读分析中,也多次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开放中的重大意义。

张蕴岭:“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最开始我国提出这个倡议,是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就是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所以我们提出了基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基于海上的丝绸之路。另一个考虑就是中国要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ODA(政府开发援助)路线,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产业转移的办法。很多国家之所以落后、发展不起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基础设施落后。中国曾经通过加大投入来改善技术设置,为经济综合环境的改善提供条件来实现发展。但是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发展基础设施,因此,中国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搭建一个重要的平台,来推动和改善他们的发展环境。而在产业的构造方面,中国不是简单地把落后的产能转移出去,而是通过产能合作培育当地的发展能力,就像是养鸡下蛋,同时我们也从中受益。

经过这几年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多成绩,当然也有一些教训。通过第一次峰会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共识,而今年第二次峰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带一路”变成了一个基于世界的新型发展合作方式,而不是区域性的。

“一带一路”目前不是往西走了,而是也包括拉美了,而且全球都参加了,联合国也已经通过好几次决议提到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平台。2019年3月底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约的七国集团成员,对此我并不奇怪,亚投行在建立的时候也有欧洲国家参加,英国、法国、德国等一批欧洲国家都成了亚投行的创始国。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我们会看到更多国家、公司参加。“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人家觉得可以从中收益就可以参加,觉得还有疑问,就会再观察看看,政府不参加,企业也可以参加。中国会继续积极推动,只要不断取得成效,阵容会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新型发展合作,是不同于原来的南北合作、南南合作,通过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框架而不是封闭的新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所以它提供的是基于世界眼光,基于未来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合作方式。

今年第二次“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提出要提高质量、提高水平,主要是基于我们已经进行了几年的建设,也汲取了一些教训,因此提出要和大家共同建设高标准的、高水平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的,而且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国家不参与企业也可以参与的一个开放性平台。这次峰会也涉及了企业论坛。企业的参与很关键,第一届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大家增加共识,中国领导人也非常积极地跟其他国家签订合作协议,这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来改善经济环境。到了新的阶段,就应该由真正的主角——企业来介入了,真正的“一带一路”建设依靠的主要是企业。企业的介入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投资安全问题、效益问题、融资问题、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我想这次峰会会提供了一些更深的认识。

既然“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世界的一种新的合作发展方式,并不会替代其他的合作方式,应该推动多种方式的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大的合作网络。这样,路子就会走得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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